朝花夕拾——柳蔭《大海和玫瑰》中的詩與年代

詩人柳蔭近照

　　柳蔭把《大海和玫瑰》遞到我手上時，指尖帶著一點鄭重的溫度。他說“留作紀念”，語氣里藏著老友才懂的默契——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新詩集，是他把20世紀80年代的青春拆開，一頁頁鋪平，再仔細裝訂成的“時光標本”。封面素凈，印著“一部詩人成長的心靈史”“一部80年代的精神史詩”，倒讓我想起魯迅的《朝花夕拾》：同樣是浙江人，同樣是在歲月沉淀后回望故園與往昔，只不過魯迅拾的是記憶碎片，柳蔭拾的是熾熱的詩行。由此，我自然記起1986年春的一天，省作協書記處俞膠東書記來到創聯部，興奮地問我們幾位有沒有注意到最近有一位青年詩人叫柳蔭的，寫得挺好，在不少刊物上都發表了作品，他還提醒我們應當關注。其實先于俞書記，我們早就已經注意到柳蔭了。很快，我就電話聯系上了當時在南京長江河道管理處工作的他，他來到我們辦公室，一副少年靦腆的樣子。緊接著作協創聯部邀請他參加了改革開放后恢復的較早批次的省青年作家讀書班，他也因此很快成為中國作協江蘇分會會員，而且是年紀最輕的會員。時光迅捷，往事歷歷在目，不知不覺間我們的交往已經快四十年了。

　　這本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詩集，厚達520余頁，收錄了他1982年至1989年間創作的280余首詩，占其80年代創作的六成。翻開內頁，偶爾能見到插錄的手寫稿本照片——34冊稿本里藏著的，是一個青年詩人在改革開放初曙里的心跳，也是一個時代“懷抱理想、渴望變革”的精神回聲。作為與他相交近四十年的朋友，我讀這些詩，像重讀我們共同經歷的那段歲月，我更清晰地看見：這些詩不僅是柳蔭的“心靈史”，更是中國80年代的新詩黃金期里，一份獨立而珍貴的“詩性檔案”。

　　這是一部惠特曼式“自我”的雙重吟唱，在個體與群體間找見“完整的自己”。柳蔭曾在詩里寫：“現代人最缺的不是時間，是完整的自己。”這句話像一把鑰匙，能打開他80年代所作詩歌的核心——他筆下的“自我”，從來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站在個人青春與時代浪潮交匯處的“雙重鏡像”：既是那個在海邊眺望的浙江少年，也是千萬個在20世紀80年代追逐理想的中國青年，既是咀嚼回憶的“我”，也是向孩子講述山河的“我們”。 這讓我想起惠特曼的《自我之歌》。惠特曼以“我遼闊廣大，我包羅萬象”定義一種精神生活，而柳蔭的組詩《預言》，恰是這種“自我觀”的中國化吟唱。“當我老了/坐在預言的樹下/咀嚼回憶的果子/孩子，你們坐在我的前面/黑眼睛一眨一閃/動人地明亮”，詩里的“我”是具體的——有“跋涉的風姿”，有“手指在天空比畫”的細節；但“我”講述的，又不止個人的故事：“西部的高山東部的海洋/還有山楂樹葡萄園和三色堇”，這些意象里藏著80年代中國人對土地的熱愛、對遠方的向往，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當“衰老成為象征/千山萬壑憶誦熟悉的名字/江河涌來不絕的芳香”，個體的衰老與山河的永恒交織，“自我”便從個人生命延伸到了民族的精神脈絡里。這種“雙重自我”在《大海邊的初來者》里更顯鮮活。詩中的“我”是“閱讀過大海詩集”的城市少年，帶著對大海的虛幻想象來到海邊，遇見“光著膀子滿身烏黑”趕海的孩子。“兩只手。一粗一細/一黑一白。一大一小”，這組對比多妙啊——不是簡單的城鄉差異，而是兩個“自我”的對話：一個帶著書本里的理想，一個帶著土地上的質樸；一個是“初來者”，一個是“歸人”。當孩子轉身跑向“星辰般的石頭屋”，“我”的腳印被海浪吞噬，卻“捧著一把把深秋的落葉/靜靜燃燒”——這里的“燃燒”，是個體對土地的接納，也是理想與現實的融合。柳蔭寫的哪里是一次海邊相遇，實是80年代的青年在“書本理想”與“大地實踐”間尋找“完整自我”的過程。

　　柳蔭的詩里，總有幾組意象反復出現，像交響樂里的主旋律——“大海”“玫瑰”“火焰”“向日葵”，這些不是簡單的自然符號，而是他對生命、理想、時代的哲思表達。他擅長把自然意象“哲思化”，讓一朵玫瑰、一片海浪，都承載起超越具象的精神重量。“大海”是他最鐘愛的意象之一。在《我的大海翻滾火焰》里，大海不是平靜的風景，是“河流的血管匯聚向一顆強勁的心臟”，是“攜帶著潮汐的能量”的理想載體。“波浪的律呂”“花崗石炸開繽紛的火光”，這些句子帶著80年代特有的激情——不是溫和的向往，是熾熱的奔赴。而在《再致大海》里，大海又成了愛的象征：“我如一個少女向她的愛人繳械投降/解開了禁錮青春的發髻/垂落的瀑布在天空下飛揚”，這里的“大海”既是理想的化身，也是青春的戀人，熱烈又純粹。柳蔭寫大海，從來不是為了寫大海本身，是寫80年代的人對“遠方”的渴望，對“理想”的執著——那時候的我們，都覺得自己能像河流一樣，奔向屬于自己的“大海”。“玫瑰”則是另一種味道，帶著苦難與希望的交織。《玫瑰之歌》里，玫瑰“安放在高山的一只舊陶罐里”，陶罐的“舊”與玫瑰的“鮮”，形成一種張力：像是在貧瘠里開出的花，在困境里生長的希望。這首詩獲1988年“沫若杯”詩歌大獎賽二等獎，我想評委們看中的，正是這種“不回避苦難，卻始終向陽”的精神——這恰是80年代的精神底色：改革開放初期，有陣痛，有迷茫，但更多的是“玫瑰般”的堅韌與期待。還有“火焰”。《火焰之歌》里，“燃燒的種子”“火焰與美少女”的隱喻，打破了傳統抒情詩的溫柔，帶著后現代浪漫主義的鋒芒。詩的結尾“你死了”，看似突兀，卻藏著柳蔭的思考：火焰會熄滅，但燃燒的精神不會；青春會逝去，但理想的溫度不會。這種“毀滅與重生”的辯證，讓“火焰”超越了“熱烈”的表層意義，成了生命本質的象征——80年代的青春，不就是這樣一場“熊熊燃燒”的盛宴嗎?這些意象交織在一起，便構成了柳蔭的詩性世界：大海是理想的廣度，玫瑰是生命的韌性，火焰是青春的溫度。他從不刻意雕琢意象，卻讓每一個意象都“準確地抵達心靈”——正如他自己說的“寫詩無非就是寫自己的獨特感受和認識”，而這些意象，正是他對時代、對生命最獨特的“感受與認識”。

　　這部詩集中收錄的是柳蔭對于時代的詩性印記，草木春秋，江河湖海，呈現出來的卻不是宏大敘事，是“我們共同的呼吸”。有人說，80年代是中國新詩的“黃金時代”，因為那時候的詩歌，與時代的脈搏貼得最緊。柳蔭的詩，便是這種“貼緊”的最好證明——他不寫宏大的口號，不做空洞的抒情，而是用個人的視角，記錄下那個時代的“呼吸與心跳”，讓《大海和玫瑰》成了一部“活的時代史詩”。這部“史詩”里，有80年代的理想主義。《三原色》里，“金黃的太陽流著殷紅的血/彌漫向井口的邊緣/四周是海洋鼓動藍色的愛情”，紅黃藍三原色，是色彩，也是時代的精神光譜：金黃是希望，殷紅是熱情，藍色是向往。“固執的是風。但我們必須行走”，這句話多像80年代的我們——雖然“道路彎曲高低”，雖然“總有高山擋住前路”，但“必須行走”，必須向著“黎明的回聲”出發。這種“行走”的信念，不是柳蔭一個人的，是那一代青年共同的精神狀態：恢復高考、改革開放、思想解放，每一個變化都讓我們覺得“未來有無限可能”。 這部“史詩”里，有80年代的細膩情感。《遠方來信》里，“夕陽的馬匹放牧在群山背后/黃昏的鐘聲里飛起一群白鳥”，這樣的畫面，是80年代的人對“遠方”的浪漫想象——那時候沒有微信，沒有視頻，一封來自北方的信，能讓人“聞到紅高粱重重的芬芳/黑土地中的峽谷擠滿搖曳的丁香”。“當我抬起頭來仰望天空/又仿佛看見北方夜空中你星星一樣明澈的眼睛”，這種樸素的思念，沒有華麗的辭藻，卻比任何煽情都動人——因為那是慢時代里，最真誠的情感重量。這部“史詩”里，還有80年代的人文思考。《果子》里，“樹頂有河流的喧嘩/坐在岸邊諦聽很久/果子招搖如同兒時的撥浪鼓/封閉的欲望不斷膨脹/青春的列車負載一片荒蕪”，這里的“果子”是青春的象征，有“膨脹的欲望”，也有“荒蕪的迷茫”——這正是80年代青年的真實狀態：既對未來充滿期待，也對成長有隱隱的不安。“守望果子成熟后自由地墜落”，則是一種坦然的生命態度：接受成長的必然，也尊重生命的規律。這種思考，不是故作深沉，是柳蔭對青春、對生命的真誠叩問，也是那一代的青年“自我覺醒”的縮影。 那些日子里，詩歌不是“小眾的愛好”，是一種表達情感、思考時代的方式。而《大海和玫瑰》，正是把這些“共同的呼吸”，永遠地留在了紙上。

　　尤為可貴的是柳蔭對美學的堅守，在傳統與現代間，力求做一個“獨立的歌者”。 80年代的詩壇，流派紛呈：朦朧詩派引領潮流，第三代詩人主張“口語化”，各種美學觀念碰撞激蕩。而柳蔭，卻始終是一個“獨立的歌者”——他不依附任何流派，不追逐任何潮流，而是在傳統抒情與現代意識間，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美學路徑，努力讓自己的詩作既有“精神的撞擊感”，又有“天然的親和力”。《雪后初霽》里，“放下日漸發霉的古書/穿過山野厚重的積雪/陌上蓋滿農人泥濘的腳印/初霽。被白雪覆蓋的心情/如竹筍穿透沉重的泥土”，這樣的句子，有古典詩詞的意境：“古書”“積雪”“竹筍”，意象質樸，節奏舒緩，像一幅水墨淡彩畫。“屋頂挽留不住的雪塊訇然崩落/青石板上炸開白色花的粉塵”，動靜結合，既有畫面感，又有詩意的留白——這是柳蔭對傳統美學的繼承：不追求華麗，只追求“余味無窮”。他的詩歌，又有現代意識的鋒芒。《漂流瓶》里，“瓶外與瓶內的世界互不溶合”，這樣的句子帶著后現代的哲思：個體與世界的疏離，命運的偶然與必然。《火焰之歌》結尾的“你死了”，則打破了傳統抒情詩的“圓滿”，用戲劇性的轉折，引發讀者對“生命與永恒”的思考——這是柳蔭對現代美學的吸收：不回避“破碎”，不害怕“尖銳”，讓詩歌有“精神的撞擊感”。更難得的是，他始終堅守詩歌的“可讀性”。在20世紀80年代有些詩人追求“晦澀”“小眾”時，柳蔭卻堅持“用簡潔的語言，寫巧妙的新意”。他的詩沒有生僻的詞匯，沒有復雜的句式，卻能讓不同的讀者都能讀懂、共情。比如《四月》：“風的琴弦在窗外的林中婆娑/昂揚的律呂催生一片片闊大的葉子/葉子摩挲著我發燙的臉頰/冷不防。我陡然轉過身來/給招惹我的四月的天空以一個響吻”，這樣的詩，讀起來像說話一樣自然，卻把四月的鮮活、青春的調皮寫得活靈活現——這正是筆者所認同的詩學理念：“以現實為土壤，以人文為靈魂，堅守詩歌的可讀性與社會價值。”詩歌不是“詩人的自娛自樂”，是“尋找讀者的旅程”，而柳蔭，顯然找到了與讀者“靈魂共鳴”的方式。

　　合上《大海和玫瑰》時，窗外的南京已經是深秋了。柳蔭從浙江溫嶺來到南京，帶著一身海風與詩興，三十多年后，他把80年代的詩稿整理成冊，像把青春的火種，重新遞給了這個時代。有人說，80年代已經遠去了，那些理想主義、那些詩歌熱情，都成了“懷舊的標本”。但讀柳蔭的詩，我卻覺得不是——《預言》里的“自由的鳥只振翅翱翔”，《再致大海》里的“熱烈的回響”，《三原色》里的“必須行走”，這些詩句里的精神，依然能照亮當下的我們。在這個被“浮躁和焦慮包圍”的時代，我們不也需要“完整的自己”嗎?不也需要“玫瑰般”的堅韌、“火焰般”的熱情嗎?柳蔭早年在致編輯的信里說：“我相信詩歌具有穿越時空的力量。”確實，詩歌也能夠穿越心靈穿越歲月，朝花夕拾，拾的不是枯萎的花，是仍然在燃燒的詩魂，《大海和玫瑰》，便是這樣一部燃燒著詩魂的詩歌集——值得每一個懷念80年代的人讀，值得每一個在時代里尋找“完整自己”的人讀，讓讀者在三四十年后，依然能觸摸到20世紀80年代的溫度。(李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