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誤區到破局——伊斯蘭主義跨國運動與全球化失衡的深層博弈

從誤區到破局

伊斯蘭主義跨國運動與全球化失衡的深層博弈

（本期文章較長，請先關注保存，以免錯過）

今天的消息，紐約備受爭議的新當選的市長佐赫蘭·馬姆達尼還在候任階段，市消防局長塔克就宣布辭職，理由是這位新市長反對以色列，拒絕譴責伊斯蘭“全球化起義”思潮，這讓塔克很不爽。他是猶太人，是以色列的堅定支持者。

一個即將就職，一個憤然辭職。這兩個人，代表了美國社會的兩類群體，兩種針鋒相對的立場，有著強烈的對抗意味。如果條件允許，他倆很可能會像古人那樣亮劍決斗。這種互不相容的情形，放到我們身邊，就是“挺哈”與“反哈”的激烈表現。但這絕不僅僅是以哈這個局部問題，背后的深層原因，是正在全球蔓延的“伊斯蘭主義跨國運動”（有人稱為“全球化起義”）與各方利益“全球化失衡”的深層博弈。

馬姆達尼在“世界第一城”的紐約，按照民意當選，合法合規，卻給美國社會敲響了一記警鐘，發出了靈魂之問：你希望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世界中？

同樣是今天的消息，德國驅逐敘利亞難民的行動，悄悄開始了——杜伊斯堡行政法院批準遣送兩名敘利亞人。這兩個人，問題很小，卻成為德國法律層面第一次對“伊斯蘭跨國運動”說不，媒體紛紛報道，引發各方關注。

（敘利亞難民）

必須正視“伊斯蘭主義跨國運動”的蔓延，同時不能簡單地把這種運動解讀為“穆斯林的全球化起義”，因為這種說法既忽視了運動的復雜根源，也混淆了極端勢力與普通穆斯林群體的界限。

以事實說話。這一運動的興起，本質是全球化利益分配失衡下“身份危機”與“發展困境”的集中爆發，是西方主導的全球體系的“不公”與伊斯蘭世界本土治理失序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二戰之后國際新秩序中的一個困局。但是我們俯視一下歷史，就會發現這種困局不是短期內發生的，而是人類社會在長達一千四百年的歷史中的一種“疾病”——當下的以哈戰爭，僅僅是無數次惡性爆發中的一次，是局部的，而不是全局的。毋庸諱言，這個局部在全球范圍內造成了深刻影響，導致人群中瞬間出現了挺這個和挺那個的陣營，呈現“撕裂狀態”。這個必須引起重視，并想盡一切辦法去解決，而不是整天對罵。

我不怎么回應罵我的人，原因也在這里。我考慮的是：怎么樣才能讓“挺哈者”不再罵我，怎么樣才能讓人類社會變得更加和諧美好——關于這個，我們思考的層面不一樣。

必須明確的一點是，要破解這一困局，絕非僅僅依靠軍事鎮壓或文化隔絕就行，而是需要通過重構“包容性全球治理體系”，才能從根源上鏟除極端勢力的生存土壤——關于這個，川普以及他的同僚們似乎不懂，否則就不會有那么多“不著調”的相互矛盾的做法出現。

“伊斯蘭主義跨國運動”，是從“身份焦慮”到“極端動員”的扭曲中演進的，這種扭曲導致哈馬斯、胡塞武裝等等“宗教狂熱式反抗”的極端行動的出現。這是現代文明的全球化進程中，與伊斯蘭世界的部分群體的劇烈碰撞——他們產生了強烈的“被邊緣化”的情緒——極端原教旨主義勢力，精準地捕捉到了這種焦慮情緒，并借助某些像TikTok等等全球化傳播平臺，扭曲伊斯蘭教義，將自身包裝成“本土文化守護者”的形象，大肆渲染“西方壓迫論”，漸漸在人群中引起了共鳴，激起了敵對情緒。

根據聯合國2024年極端主義傳播監測報告顯示，2023至2024年中東地區青年加入極端組織的案例中，72%的受訪者表示“曾受到社交媒體上扭曲教義內容的影響”。和這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部分溫和伊斯蘭組織始終倡導“本土化適應”理念，如“中東穆斯林學者聯盟”提出的“宗教與現代社會兼容”的主張，表示“既要堅守宗教核心價值，又要積極融入全球化發展”——這個同一信仰里的“溫和群體”的立場，更加凸顯出哈馬斯這類極端勢力的“反全球化話術”的本質，是爭奪權力，而不是真正維護穆斯林群體的利益。

恐怖襲擊引發戰爭所造成的動蕩，深層根源是現代文明的全球化進程中的“雙重失靈”——西方主導的全球體系存在的不公顯而易見，與伊斯蘭世界本土治理失序的疊加效應，就產生了極端勢力蓬勃生長的土壤。

從外部維度看，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全球化規則，始終帶著“西方中心主義”的烙印——這是不必諱言的眼見的事實。比如，它們的跨國集團在中東、北非等伊斯蘭地區大肆開采石油及其他礦產等等戰略資源，卻把污染治理、勞動力剝削等等成本留給了當地，就是很突出的問題——因為當地人肯定不爽。

這是需要反思的。

世界銀行2024年的相關報告顯示，伊斯蘭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全球化收益占比，僅為全球的8%，卻承受了全球17%的工業污染——這種“收益與成本的嚴重錯位”，讓所在國欲哭無淚，也讓部分群體對這種“全球化”，產生了強烈的被剝奪感和反抗意識。

數據是最能說明問題的。

更令人深思的是，某些大國獲取了利益、留下了麻煩之后，還熱衷于通過顏色革命、地緣政治干預等方式，在所在國強行推行世俗化改革——這種既要錢又要權的“一鍋端做法”，沖擊了所在國的政治秩序，摧毀了當地傳統的治理體系——我們暫且不說它們傳統的治理體系是否合理，是否文明，只說這種做法，翻臉不認人，的確讓當事者很不爽。人心惶惶、人心思變的社會狀態，很容易就會導致某些“時機”出現——極端組織看準時機，迅速填補——比如塔利班之于阿富汗，“沙姆組織”之于敘利亞，都在很短的時間內成就了“竊國大業”，就是一個個生動的例子。

（極端組織竊國成功——敘利亞沙姆組織頭目朱拉尼）

我贊成對神權國家進行必要的世俗化改造。但是，從多年的情況來看，神權思想在穆斯林中有著肥沃的土壤，從中既可以生長出像伊朗這樣的神權國家，也很容易產生“哈馬斯”這類極端組織，導致它們向更極端的國家形態發展，為禍人間。

伊朗從世俗化向神權化轉變的過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轉變成功后，伊朗神權不斷對外輸出極端思想，并專門組建了獨立于國家軍隊之外的“神權軍隊”（即“伊斯蘭革命衛隊”），既鞏固了神權地位，又對外部極端組織輸出武器和軍隊，極大地幫助了極端組織迅速發展壯大，甚至有能力與所在國的軍隊直接對抗，有能力顛覆所在國政權。如巴勒斯坦的哈馬斯，黎巴嫩的真主黨，也門的胡塞武裝等等。伊朗一聲號令，各極端組織就行動起來——這就是以色列在遭受哈馬斯“阿克薩洪水”恐怖襲擊之后，立即就受到盤踞在周邊遠遠近近的7個國家內部的極端勢力的集體攻擊，導致以色列同時應對7條戰線——這種可怕的集團化極端力量，不光引起了現代文明世界的強烈不滿，在阿拉伯世界內部，也很不受歡迎——這就是伊朗被伊斯蘭國家集體孤立的根本原因。

這樣的國家，是需要被改造的，否則禍害無窮。

伊拉克的薩達姆時代，曾經想改造新生的神權伊朗，他不滿它四處輸出極端思想，發動了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直接導致兩國合計一百多萬名穆斯林死亡。盡管薩達姆的目的，不完是改造伊朗，而是想一統伊斯蘭世界，想做中東地區的“秦始皇”——而秦始皇的輝煌業績就是“滅六國”——他想締造一個“超級伊斯蘭國家”。但是他的這一宏大構想以及不顧一切的戰爭行為，客觀上損害了各國的中東利益，導致“兩伊戰爭”向“兩次海灣戰爭”的絕路發展，最終導致自己被送上絞刑架的悲慘后果。

從內部維度看，部分伊斯蘭國家的世俗政權陷入“治理困境”，依附外部勢力，忽視了本國民生訴求，激化了社會矛盾，導致失業率高企、貧富差距懸殊——中東部分國家，青年失業率常年維持在30%以上，成為極端組織招募的主要對象。他們在彷徨中轉向極端原教旨主義尋求精神歸屬感，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2023年“中東能源轉型困境”就是典型例證——在全球碳中和浪潮下，依賴石油出口的伊斯蘭國家未能及時完成經濟結構轉型，發達國家又通過技術壟斷、貿易壁壘等等做法，限制它們的新能源產業發展——這種“外部壓制+內部無能”的雙重擠壓，讓“反全球化”“反西方”成為部分群體宣泄不滿的出口。極端勢力趁機將這種情緒扭曲為“圣戰”動員的話術，使得運動從中東的局部不滿，升級為跨國行動，漸漸蔓延至其他地方——美國及歐洲各國這幾年經常性出現的各種群情洶涌的活動，就是證明。

歸根結底，“伊斯蘭主義跨國運動”的根源，是全球化進程中的“發展權”與“話語權”的分配不公引發的，不完全是“文明沖突”和“信仰沖突”的結果。

這是對“全球化”的挑戰。怎么解決這個矛盾呢？

應該多管齊下，而不能僅僅是“鎮壓”。

當然，對當前矛盾突出的哈馬斯、真主黨以及胡塞武裝等等極端勢力，應該重拳打擊，把“明火”先滅掉。

但是，長遠來說，全球治理，一定要跳出“鎮壓”和“放任”這種二元對立的誤區，以“三重包容”重構公平正義的全球化體系，才能從根源上鏟除極端勢力的生存土壤。

首先是規則包容，破解全球化規則不公的難題。當前，伊斯蘭合作組織成員國在全球貿易、能源定價等核心規則制定中，話語權嚴重不足，導致它們的合法權益持續受損。國際社會應該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吸納更多的伊斯蘭國家參與到G20、世貿組織等核心平臺的決策過程，在能源轉型、資源分配等議題中，充分聽取它們的訴求——例如，在全球碳中和目標推進中，西方發達國家應取消對伊斯蘭國家新能源技術的出口限制，通過技術轉移、資金支持等方法，幫助它們實現綠色轉型，避免因“轉型鴻溝”而加劇貧困與極端化風險，讓伊斯蘭世界真正從全球化中獲得對等發展權。

第二、文化包容，不要拿自己的價值觀去要求別人——因為各自的文化淵源以及發展脈絡有很大的不同，無法強求一致，要尊重它們對本土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這種“精神家園”性質的問題，具有先天性的排外特點，不要強行改變，而應該給他們一個“漸漸變好”的過程——哪怕這個過程需要一百年乃至更長時間。因為極端勢力往往利用“文化入侵”的焦慮動員民眾——破解這一困境的關鍵，在于承認文明的多樣性與平等性。

一方面，應停止將世俗化作為“民主標準”強加給它們，尊重伊斯蘭世界基于宗教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另一方面，需要搭建跨文明的對話平臺，鼓勵穆斯林學者、宗教領袖對教義進行與時俱進的解讀，通過短視頻、社交媒體等全球化工具傳播“和平、包容”的宗教內核，對沖極端勢力的扭曲宣傳。

說到這里，我得特別說說伊斯蘭人口最多的、卻不是伊斯蘭國家的印尼的“宗教和諧社區”項目——他們做得很成功。他們通過整合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多元信仰資源，打造本土化的和諧治理模式，既守護了宗教傳統，又實現了與現代社會的良性互動——這個經驗很寶貴，值得全球推廣、借鑒。

（印尼“宗教和諧社區”研討會）

第三、在國家治理方面，也要體現出包容性，集中改善民生，從而達到破解貧困和極端之間的惡性循環。極端勢力的招募對象，多為失業青年、底層民眾等被邊緣化群體。改善這個群體的生存狀況，對于極端勢力來說，就是釜底抽薪之舉。

國際社會應聯合伊斯蘭各國政權，推出精準的民生扶持計劃。比如說，在中東、北非等等沖突地區，優先推進教育普及、職業技能培訓項目以及醫療保障體系，降低青年失業率；在資源匱乏地區，通過跨國合作發展農業、輕工業等本土產業，減少對單一資源（如石油及其他礦產資源）出口的依賴；同時，要強化對女性、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拓寬她們的社會參與渠道，讓更多民眾感受到“發展成果共享”的“全球化”獲得感而不是失落感，從而失去對極端主義的興趣，回到正常的生活當中。

“伊斯蘭主義跨國運動”的本質，是全球化“不公正”引發的“反彈”，而不完全是文明的沖突。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重構兼顧公平與包容的全球化體系，讓伊斯蘭世界在全球化中獲得應有的發展權與歸屬感，而不是被邊緣感。

全球治理，需要從“對抗思維”轉向“共治思維”，避免將宗教問題政治化、將地區問題全球化，通過規則、文化、治理的三重包容，鏟除極端勢力的生存土壤，才能實現全球治理的良性循環，讓不同的文明，在全球化進程中實現真正的平等共存與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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