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大敗局

這幾年的商業新聞中，“中產”這個詞出現的頻率非常高，幾乎快被用爛了。

比如前段時間出現問題的山姆、西貝、始祖鳥，還有一些看起來“貴而不實”的品牌，主要就是中產在消費。

在全球各地，中產基本都是這樣一群人：

一方面，他們借助時代紅利和自身努力實現了階層跨越，教育水平較高，有著光鮮的收入，住在高線城市，消費著比較前沿和時尚的產品；

另一方面，他們又是“脆弱”的，不但要承擔高額的房貸、車貸，面臨裁員、薪資下降等職場危機，還會因自己可能失去中產身份或擔憂子女過不上同樣的中產生活而焦慮。

這些年在全球各國的報道和研究中，中產階層被描述為“被擠壓的”、“萎縮的”。

中產的穩定，除了國家對宏觀環境的改善，個人也要像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中所說的，要進行一場“中產階級的意識改革”，拋棄過去以埋頭苦干就能獲得升職、加薪為前提而設定的消費預算，重新檢視自己的支出和投資，管理生活形態。

今天分享的這篇文章，希望對你有所啟發，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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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擠壓的中產

這幾年的商業新聞中，“中產”這個詞出現的頻率非常高，幾乎快被用爛了。

比如前段時間出現問題的山姆、西貝、始祖鳥，還有一些看起來“貴而不實”的品牌，主要就是中產在消費。

但中產是個非常模糊的概念，劃分標準不下上百種，要綜合考慮資產、收入、職業、教育水平、社會地位等。

這里面，單是拿出一個比較硬性的收入，就各有各的標準，比如歐美很多調查和研究機構把家庭收入處于全國中位數收入家庭的2/3到2倍之間的家庭視為中產家庭；我國很多學術研究把家庭（一般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50萬的家庭視為中產家庭。

再考慮到房子、車子、金融資產這些，就更復雜了。

還有如果從職業來看，就我國而言，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李強曾提出“中產階層四個集團”的理論觀點，它們分別是傳統的干部和知識分子階層；科技、金融等行業的“新中產階層”；效益比較好的企業、單位的職工層；“個體工商業階層”即大量的個體、私營經營者。

模糊的標準之下，很多人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中產，但一個普遍規律是：經濟上行期，自認為屬于中產階層的人會比客觀標準更多，下行期也就更少。

比如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日本經濟蒸蒸日上，當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時，60%的日本人就認為自己是中產階層了。

還有80年代末經濟處于上升期的韓國，70%的人都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級，高于客觀指標的統計。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自認為是中產階級的韓國人只有40%，而按照各個機構的統計，這時韓國其實有大約60%的中產階級。

但不管按照什么標準，在全球各地，中產基本都是這樣一群人：

一方面，他們借助時代紅利和自身努力實現了階層跨越，教育水平較高，有著光鮮的收入，住在高線城市，消費著比較前沿和時尚的產品；

另一方面，他們又是“脆弱”的，不但要承擔高額的房貸、車貸，面臨裁員、薪資下降等職場危機，還會因自己可能失去中產身份或擔憂子女過不上同樣的中產生活而焦慮。

事實上，中產的擔憂不無道理，這些年在全球各國的報道和研究中，中產階層就經常被描述為“被擠壓的”、“萎縮的”。

不久前《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一篇題為《美國中產階級所處環境已從安全轉為受到擠壓》的文章認為，美國很多中產階級（來自年收入5.3萬至16.1萬美元家庭）跟低收入者一樣，對經濟有著較為悲觀的看法。

此外，來自餐飲、零售、時尚和航空業的幾位CEO表示，盡管高收入者仍在繼續消費，但他們的中產階級客戶卻越來越拮據。

這篇文章還強調了一點：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間的信心差距目前已達到追蹤該數據七年來的最大水平。也就是說，美國的富者愈發樂觀，而中產和貧者更加悲觀。

還有法國，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的最新報告，中產階級家庭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從1980年代的65%下降到2024年的54%。

而且，中產階級內部的不平等正在加劇：頂端10%的中產家庭收入是底層10%的3.2倍，這一差距在二十年前僅為2.4倍。

這些都是比較新的報道和數據，但“中產衰落”并不是這兩年才有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跟每個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也有關。

比如美國，1971年已經有61%的美國人生活在中產階級家庭，但到了2023年，這一比例降低到了51%。

圖片來源：世界經濟論壇

還有日本，在90年代經濟泡沫破裂后，陷入長期衰退，逐漸從中產階級社會變成了大前研一所說的“M型社會”——高收入與低收入群體數量提升，中等收入群體占比持續下降。

2019年，經合組織（OECD）發布的題為《在壓力之下：被擠壓的中產階層》報告就認為，大多數OECD國家的中產階層已經萎縮，原因是年輕一代更難以進入該階層。

這份報告主要歸結為三點原因：一是低迷的經濟增長影響了人們的收入；二是中產階層生活方式的成本大大增加了，比如大城市住房價格，幾乎在每個國家都攀升了太多；三是年輕人在勞動市場上失去了上一代人那樣的保護，對工作技能的要求大大提高。

當然，上述所列大多為發達國家，而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發展中國家中等收入群體的總體規模可能是上升的，但如果考慮到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支出，以及變幻莫測的職場環境，很多中產也是處于“脆弱”狀態。

02

中產焦慮的來源

那么，深層次來看，是什么造成了全球中產階級的不穩定和焦慮？

最容易想到的就是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直接關系到中產的收入和職業發展，一個國家能提供多少“中產階級”報酬標準的工作基本決定了中產階級的規模。

比如美國在20世紀50~70年代，制造業的崛起使很多藍領工人也過上了安逸的中產生活，中產階級的規模也在持續擴大。

電影《阿甘正傳》主要就是描述的這個年代，主人公阿甘盡管智力平平但工作刻苦、心態積極、性格樸實，他同樣獲得了成功，這種時代背景下造就的就是一種“人人皆平等”，都可以追求“美國夢”的理念。

但到了70年代中期，歐洲、日本、韓國等逐漸從二戰后的殘破中恢復過來，他們也都發展制造業，生產全球商品，同時減少了從美國進口，于是美國經濟開始增長放緩。

這時候，資本的逐利性質使美國企業一方面開始全球化生產，把制造業轉移到了成本更低的新興發展中國家，使藍領逐漸失業，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壓低員工福利、打壓工會組織來進一步降低成本。

所以過去半個多世紀，美國汽車、鋼鐵和耐用品等行業數以百萬計的高薪工作崗位消失，制造業在就業崗位中的比重從35%的峰值降低到現在只剩下9%左右。

到了90年代信息時代來臨后，“工人下崗”和“去工業化”不再成為新聞頭條，取而代之的是白領遭遇裁員，他們或是被新技術替代，或是被成本更低地區的人取代。

這樣，即便新技術能創造更多就業崗位，也由于資本逐利和過度采用新自由主義政策（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開放投資，以及小政府的經濟政策導向），使崗位更多流到了國外而非本土，消失的好工作并沒有新的工作來替代。

大量中產標準的工作崗位也就流失了，形成了“二元勞工市場”——“好工作”和“壞工作”的對立加劇，兩者之間存在嚴重的結界，幾乎難以逾越。

“好工作”集中在金融、律師、醫生、經濟、科技等領域，“壞工作”以“非標準工人”為代表，他們可能被雇用來完成一項特殊的任務或項目，或僅僅作為低成本選擇給公司提供更多靈活性，他們的工作沒有技能、經驗的積累，工資大多由中介公司支付，沒什么保險和福利。這使更多人難以成為中產階級。

同樣，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產業轉移也給中產階級帶來了巨大打擊。

所以，通過促進產業發展和升級提供更多中產報酬標準的工作、避免陷入缺乏流動的“二元勞工市場”對于中產階級的壯大非常重要。

經濟學家厲以寧多年前在《論藍領中產階級的成長》中就提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不能讓“藍領”成為“壞工作”的代名詞，而應該通過發展職業教育和技術教育，使藍領工人也有機會升級成技師、高級技師，能像一些“白領”一樣成為中產階級，這樣才能打通社會垂直流動渠道。

這就是說成為中產階級不應該只卷少數幾條道路、幾個領域，需要開辟更多元化的渠道。

除了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另一個影響中產階級穩定性的就是中產用來提供安全感的資產都容易波動。

中產也是勞動者，只是收入比普通勞動者更高，但中產都渴望通過房產、股票等資本增值實現財務自由，從而擺脫工作。

但投資房產、金融資產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個大坑，一旦開始投資，就卷入到了金融市場的潮起潮落，自己財產的價值也在起起伏伏。

這些年房地產市場的衰落、散戶在股市屢屢受挫都表明這些“安全資產”并不能給中產階級帶來足夠的穩定。

那投資教育呢？同樣可能面臨“學歷貶值”，這些年全球學歷貶值已不用贅述。

這種不穩定的財產要求付出真金白銀的投資，帶來的卻是非常不確定的回報。

很多中產階級的資產都被金融化了，沒有帶來更多增值，反而導致他們應對危機和風險的能力變差。

斯坦福大學歷史學教授沃爾特·沙伊德寫了一本《不平等社會：從石器時代到21世紀，人類如何應對不平等》，里面提到自古以來，戰爭和危機一般會降低財富差距，比如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對富人傷害很大。但現在不一樣了，2008年經濟危機后，美國采取了“量化寬松”，富有階層卻沒受到太大影響，甚至更富，中產階級卻遭遇了沉重打擊。

03

中產階級的意識改革

上面說的偏外部因素，還有中產自身的因素：容易陷入到中產消費陷阱中。

韓國學者具海根在《特權與焦慮：全球化時代的韓國中產階級》一書中寫到了這樣一種現象：

一些居住在30坪（99平方米）以上房屋中、收入超過全國平均收入的90%、接受過社區大學以上教育、從事半專業或更高地位職業的人，一定是那些按客觀標準在韓國過上比平均生活水平更高的人。然而，他們中的許多人卻認為自己不屬于中產層。

這表明中產階層的標準被抬高到了不切實際的程度。

究其原因，具海根認為是普通中產階級試圖模仿富裕階層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所導致。

這還體現在韓國中產階級對奢侈品的狂熱追求上。普通中產階級通過消費奢侈品來接近富裕階層生活方式，買不起正品的就轉而買假冒品，奢侈品和假冒品的消費還成為中產階級內部階級區隔的重要手段。

另外，中產階級還在有機食品、健身、瑜伽、美容以及其他“炫耀性消費”中投入了大量時間和金錢。

還有對“居住隔離”的追求。韓國從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對漢江以南地區的開發，將其打造成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地區，比如將精英教育資源和主要文化設施遷入，還匯集了眾多奢侈品店、高端餐廳、時尚購物中心等消費場所，這也把買不起這里房子的普通中產階級阻隔在外，而隨著房價飆升，他們更難以進入。但很多普通中產階級卻把能住在這里視為中產該具備的，抬高了中產的標準。

當然，最費錢的還有教育。許多中產階級積極參與不斷升級的地位競爭游戲，驅使他們的是不被落下和不失去中產階級身份的焦慮。盡管經濟狀況不穩定，但他們仍為子女提供收費高昂的私人教育。

這些現象不只是韓國獨有，而是存在于全球中產階級之中。網上流傳的導致“中產返貧六件套”——雞娃、高額房貸、投資、創業、為他人作擔保、大病。除了生病，其他都是自身因素。

一些焦慮都是來自很多人用錢的方式仍然被“中產階級意識”牽著走，把網上大量精致包裝過的內容當做中產標配，將錢花在了不必要的事物上。

中產的穩定，除了國家對宏觀環境的改善，個人也要像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中所說的，要進行一場“中產階級的意識改革”，拋棄過去以埋頭苦干就能獲得升職、加薪為前提而設定的消費預算，重新檢視自己的支出和投資，管理生活形態。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商隱社 ，作者浩然 ，原文標題《全球中產大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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