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牛馬們，珍惜還有王家衛秦雯可以罵的日子吧丨河豚社論

作者|吳愛文

2025年末，一場由編劇古二（程駿年）爆料的私密錄音風波，將《繁花》導演王家衛與編劇秦雯推至輿論漩渦。數段音頻中，王家衛評價唐嫣“很裝”，要求團隊刻意調整演員到場順序以“破解”其性格；秦雯則吐槽陳道明“推薦自己沒看過的書”，并調侃倪妮“有后臺不需要找”。這些對話與二人公開場合對兩位的贊譽形成尖銳反差，被網友諷為“墨鏡后的真心話”。

然而，風波的核心不只是名人口舌之快，而是古二指控的署名權侵占：他自稱是《繁花》核心劇情線的創作者，卻僅獲“前期責任編輯”署名，除了劇本工作也得兼顧助理甚至生活服務。劇組聲明否認其編劇身份，強調其僅為“前期資料收集員”，但錄音內容卻意外揭示了更深刻的問題——王秦團隊的模式，恰是中國傳統影視圈仍深陷“手工工作室”時代的縮影。這種依賴個人權威、模糊分工與師徒倫理的傳統業態，在工業化與科技浪潮沖擊下，正暴露出系統性脆弱。

也就是說，所有共情古二的“打工牛馬們”，也得明白這種和“大佬”過從甚密的“手工業”情況已經不太可能出現了。

畢竟，如果是MCN式的半工業化時代，私下錄音時根本不會錄到如此勁爆的內容（MCN網紅/老板默認每個人都想拿他起號）；如果是短劇式的工業化時代，根本不存在署名一事，從燈光劇務到編劇導演統統沒有；如果是AI式的科技創作時代，更在根本上毀滅了“同事”之說。而王秦團隊一度引以為傲的“傳幫帶”式、無休止“折磨”團隊、把劇組視為專屬領地的手工作坊創作模式，已經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在不久的將來也會面臨絕跡。

王秦心態絕非孤例

王家衛與秦雯的私密錄音風波，并非創意圈層的孤例。從對話內容看，二人對合作演員的評價體系充斥著審視感：王家衛以導演權威分析唐嫣“需要被破解”的性格特質，秦雯則將陳道明定義為“不懂裝懂的表演”。這種背后議論合作者的行為，在心理學中可追溯至“自戀型人格”與“認知閉合需求”——當個體過度依賴權威身份維持自我價值時，易通過貶低他人鞏固心理優勢。

類似案例在創意行業屢見不鮮。《奇葩說》辯手馬薇薇曾因號召粉絲網暴周玄毅前妻引發爭議，走節目中其語言風格也長期帶有對弱勢方的語言“霸凌”；而她在節目外要求奇葩說的好友隔離“敵人名單”，更暴露了通過圈子化維護話語權的行為模式。若將視角延伸至影視工業，梁朝偉曾坦言拍《2046》拍到自我懷疑，木村拓哉也表示過與王家衛合作的困惑與壓力。周星馳的“片場暴君”稱號同樣源于類似心理機制，據多位合作者透露，他會因道具擺放偏差當眾辱罵工作人員，卻自視為“藝術偏執”。這背后，是創意權威異化為道德豁免的典型表現。值得注意的是，此類行為往往被行業默認為“天才特質”——正如秦雯在錄音中調侃“襲警被撈”時流露的僥幸感，折射出部分創作者對特權行為的無意識認同。

從心理動力學視角看，這種刻薄傾向常源于深度不安全感。研究顯示，創意工作者因成果評價的主觀性，更易陷入存在性焦慮，繼而通過打壓他人轉移壓力。

傅首爾對前夫老劉展現高光時刻時，她習慣性反駁貶低；馬薇薇對姜思達“求票丟人”的指控，動用辯手幫力量排擠周思成等；郭德綱將對倫理哏的無限制使用，對沙溢胡可5歲的兒子安吉亂開玩笑“我覺得安吉就像我和胡可的孩子”，這些案例均體現出對潛在競爭者的防御性攻擊。而當這類行為被圈層文化正常化后，背后“蛐蛐他人”便從個體失范演變為系統性癥候。

王家衛壞就壞在還停留在手工業

雖然這件事已經變成了典型的八卦事件，但回到事件開頭，古二與《繁花》劇組的糾紛核心在于署名權歸屬。古二自稱承擔了《繁花》核心劇情創作（如阿寶的股票主線、汪小姐的外貿線），劇組回應稱其僅為“前期資料收集員”，否認其編劇身份，而且《繁花》劇組認為其在殺青前的兩年半就離開了劇組（即2020年12月31日），以行業內對王家衛劇組風格的了解，確實很難相信其參與了后期的核心編劇工作。

AI作圖 by娛樂資本論

類似糾紛在影視圈并非孤例，例如《羋月傳》、《長安十二時辰》、《北平無戰事》等多部作品曾卷入編劇署名爭議。行業普遍存在以“助理”崗位雇傭編劇副手、師徒制中徒弟貢獻被歸并、徒弟難以得到編劇署名等現象。

為了解決類似的事情，中國編劇協會去年還出了《編劇署名規范指引》，雖然不是強制規定，但至少給了大家一個參考的標準。

但在河豚君看來，這樣的“指引”不是不好，只是已經晚了。或者說，這份“指引”除了暴露當下傳統影視行業是典型的手工業以外，對新型影視業并未任何前瞻指導意義。

如果王家衛身處的是當下的MCN時代，他會本能地意識到，任何沒有血緣或婚姻等“強綁定關系”的合作者，都是潛在的“偷錄者”。在MCN的邏輯里，信任是奢侈品，默認人人都會為了“起號”而隨時反噬，因此，嚴密的法律合同和嚴格的綁定關系才是安全感的來源。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薇婭所簽約的謙尋實際控制人為薇婭的丈夫董海鋒；辛巴、三只羊背后都是一家人；所有超大網紅如李子柒、董宇輝都會和前東家鬧掰。

如果王家衛身處的是已經在2025年接近800億體量的短劇式的工業化生產環境，“署名”本身可能已無意義。短劇產業追求標準化流水線作業，劇本被拆解為“黃金三秒”、“反轉模板”等可替換模塊，編劇成為碼字工人，其個人創作印記被極大稀釋。可以說除了演員，編劇、攝影、導演、制片人等所有工作人員在短劇中都是查無此人，也幾乎沒有短劇會專門花幾分鐘去展示工作人員人名條。在這里，核心價值不屬于某個具名創作者，而屬于掌握流量算法的平臺方和前期墊資的資本方。古二所爭的“署名權”，在短劇世界可能早已讓位于“分紅比例”——當創作被徹底商品化，產權糾紛反而因個體的消失而消解。

（紅果短劇給到劇本工作室的合作政策）

再進一步，如果到了AI創作的時代，古二與王秦的沖突甚至缺乏發生的基礎。AI工具能夠獨立生成劇本、優化臺詞，人類的角色退居為提示詞工程師與審核編輯。當創作不再依賴“團隊協作”，自然不存在“同事”間的貢獻糾紛。然而，這或許導向更科幻的結局：如果AI能寫出《繁花》的商戰線，古二的知識價值將被算法徹底湮沒；如果秦雯只需輸入指令即可生成劇本，那么古二的“前期資料收集員”身份更是蕩然無存。甚至于以后真正走向“一人創作者”的時代，就像如今短視頻平臺很紅火的的漫劇一樣，任何一個核心創作者依靠AI就能共創出一部播放量過億的項目。這個時候，別說古二，秦雯又該何去何從？

所以，王家衛的悲劇不在于他是個“壞人”，而在于他是個“舊人”。他用一種屬于“傳幫帶”的手工業邏輯，去管理一個會用智能手機錄音的現代職場人，并最終被這種時代錯位所反噬。這與其說是某個人的報復，不如說是工業化與數字化時代，為所有依舊沉睡在手工作坊舊夢里的“大師”們，敲響的一聲冰冷的警鐘。

而一個類似古二這樣的現代職場人，面臨AI時代之后，確實會少了很多職場人際關系中的猜忌、拉攏、背后說人壞話，這些催生了無數戲劇性沖突的元素，將徹底失去存在的根基。

那個時候，每個創意人面臨的都是無盡的數據和算法，那會是古二想要的時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