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強的無恥行徑打亂了湖南維新新政的步伐

當維新變法成為朝野共識，維新思想從中心城市向內地迅速傳播，湖南等內陸省份在開明官僚主持下，迅速回應在中心城市萌發的維新思潮，并將這種思潮迅速轉化為區域性試驗。

湖南是中國內地最有特色的省份，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后，清廷八旗、綠營軍腐朽無能，屢戰屢敗。1852年，清廷命曾國藩在湖南幫辦團練，以此為基礎組建新軍，這便是湘軍。隨后湘軍發展成為平太平天國的主力軍，為大清王朝轉危為安立下不朽功勛，湘軍將領封官加爵，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地位日趨重要。

曾國藩去世后，其門生安徽人李鴻章，以安徽人為主體的淮軍逐步取代湘軍在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安徽籍的軍人和政客，一度主宰清朝政治生活。甲午戰爭前期李鴻章的失利并沒有讓清廷徹底失去信心，政府認為淮軍已不堪大任，希望湘軍出戰，挽回敗局。

而時任湖南巡撫的吳大瀓不甘心湘軍日漸落沒，多次向清政府請戰。清政府任命其為幫辦東征軍務，與湘軍宿將魏光燾、陳湜、李光久、余虎恩等率湘軍官兵開赴戰場，協同作戰。

但是吳大瀓苦心經營的新湘軍實際上只是一群未經訓練的烏合之眾，這樣的軍隊在訓練有素的日軍面前不堪一擊。湘軍三戰三敗，接連的失敗讓湖南人感到巨大的羞辱，湖南意識到時代變了，需要尋求變革。

1895年10月，陳寶箴被任命為湖南巡撫，他早年曾在湘軍將領席寶田幕府中任職，參與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展現出卓越的實務才能，與曾國藩、郭嵩燾等洋務派官員交往，思想比較開明。

當時光緒帝決心推行維新變法，陳寶箴決心抓住機會將湖南打造成全國維新運動的“模范省”。陳寶箴就任后，與湖南省內官紳深入交換意見，反復磋商，尋求振興湖南的根本辦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大家比較一致的意見是首先改善湖南的經濟條件，讓人民富裕了，人民的精神面貌就會煥然一新。

陳寶箴于是大力扶持有利于湖南經濟發展的產業和工業，為開發湖南礦產資源創辦湖南礦務總局；為加強和廣東的經濟聯系修建湘粵鐵路。就這樣，湖南很快成立一批具有近代特征的新興實業，大致形成湖南后來的經濟格局。

陳寶箴除了發展經濟，也重視文化教育。他與學政江標一起，努力倡導湖南先賢的經世學風，著力整頓舊式書院，創辦新式學堂，增購西學典籍和新式設備，下功夫培養湖南本地新式人才。由此湖南知識界受到很大震撼，很快凝聚和吸引了一批具有維新思想、變革精神的新知識分子，為湖南新政的順利推行準備了人才。

與此同時，民間新勢力越發活躍。比如湖南青年譚嗣同敏銳的感覺到一個新時代將要到來，于是積極向家鄉傳遞維新變法的信息，并下決心從事變法。譚嗣同建議湖南教育當局的改革應該先從一縣開始，先在風氣稍開的瀏陽創辦算學格致館，取得經驗后逐步推廣。

譚嗣同的建議獲得了積極回應，他的老師歐陽中鵠在瀏陽創辦了一所算學社，這大概是湖南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的起點。

新教育的發生發展合乎思想潮流，也合乎清政府的既定政策。甲午戰敗，清政府高層在反思中認識到教育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總是想方設法在保障莘莘學子基本權益不受重大傷害的前提下，進行適度改革。

1896年8月11日，清政府根據刑部左侍郎李端棻的建議，要求各省因地制宜創辦新式教育，致力實學。第二年春，清政府又根據安徽巡撫鄧華熙的建議，鼓勵各省在省會城市設立新式學堂。

湖南積極響應政府號召，1896年冬，經陳寶箴批準，在機器制造公司之下設立時務學堂，推廣工藝。之后陳寶箴讓熊希齡全面主持時務學堂，熊希齡邀請譚嗣同、黃遵憲等人參與其事。黃遵憲為新任湖南按察使，愛國外交官，出使日本等國多年，洞悉國際大勢，深知中國實際處境。于是他積極推薦梁啟超擔任時務學堂總教習。

梁啟超接到邀請后舍棄如日中天的《時務報》，于1897年11月14日抵達長沙，出任時務學堂總教習。到達當天，湖南巡撫陳寶箴的公子陳三立、湖南學政江標、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時務學堂代總教習皮錫瑞以及湖南官紳、社會名流鄒代鈞、熊希齡、唐才常等前往迎接，學堂全體師生更是齊集學堂門前燃放鞭炮予以歡迎。湖南新政在這種和睦和諧的氣氛中踏實推進。

當湖南及各地的維新運動正在穩步推進時，突然的外交危機打亂了中國的政治進程，中國人原本已經平和的心態在列強撩撥下突然又起波瀾，民族主義和政治激進主義情緒相繼爆發。

這次危機來自德國，日本占據遼東半島時，它和俄、法聯合阻止了日本，雖然中國付出了三千萬兩的白銀，但畢竟沒有損失土地。三國覺得對中國有恩，都借機向中國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其中德國向中國提出租借膠州灣。

考慮到中德貿易的商業往來和遠東國際局勢的平衡與穩定，清廷大致同意德國在東部沿海找一個地方建立儲煤泊船的海軍基地，但是德國被清政府拖延的談判失去了耐心，決定武力占領膠州灣，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國方面答應。

1897年11月1日，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巨野被殺害，這終于為德國人提供了絕佳借口，德皇威廉二世迅即下令德國遠東艦隊不惜代價占領膠州灣。中國剛剛經歷過甲午戰爭，此時的中國是無力應戰的。所以清政府一方面請求列強幫忙勸阻德國人，一方面下令清軍鎮靜以待，不要讓德國人尋找新的借口。

德國并沒有接受清政府的忍讓，先前答應勸阻德國的沙俄，居然和德國狼狽為奸，出兵占領了旅順和大連灣。

德俄的強盜行為無疑是中國外交的重大失敗，嚴復等人創辦的《國聞報》得到這些消息后，立即發表言了辭犀利的政治評論，批評德俄兩國的強盜邏輯，進而批評清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強調中國的出路只有加快政治改革，急謀自立之道，緊隨世界潮流。

憂心忡忡的嚴復深感中國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他認為德俄兩國的強盜行徑可能預示著列強將要瓜分中國，所以他除了在《國聞報》上發表一系列政治評論以喚醒國人外，并著手將翻譯的《天演論》刪改就緒，期待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喚醒國民。

嚴復和《國聞報》的言論深深影響了中國的知識分子。梁啟超、譚嗣同等知識分子深感亡國之危，他們甚至試圖改變湖南維新運動的性質，如果局勢持續惡化下去，他們打算以湖南為基地策動南部中國獨立，為將來的民族重生奠定基礎。

亡國的緊迫感促動了政治激進主義的迅速崛起。梁啟超一改往日作風，積極宣揚政治變革，他甚至在學堂還與學生們討論改朝換代的可能性，這在正統思想者看來無疑超出了清廷的政治底線。譚嗣同則認為中國問題的根源是君主專制，他主張廢除君主專制，建立和西方一樣的近代國家。

他們激進的政治主義深刻影響了湖南維新運動的進程，湖南新政由先前比較單純地發展近代經濟向政治體制改革轉變。課吏館、保衛局等一系列新機構相繼設立，嘗試建立具有近代意義的文官體制、警察體制。因膠州灣事件直接刺激而創辦的南學會，則逐步發展成一個地方議會組織，將政治理論付諸實踐。

不過湖南的政治激進主義后來引發許多沖突，原本受到湖南各方面歡迎的梁啟超更是千夫所指。

原本漸進的改革轉向激進，而改革又逐漸失控了，這就引起了保守勢力的不滿與強烈反對，梁啟超被趕出湖南，到了1898年下半年，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全面鎮壓維新派。譚嗣同遇難，陳寶箴被罷官奪職，湖南轟轟烈烈的維新改革就此告一段落。

但是湖南維新運動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在湖南播下了民主、民權、改革的思想種子，徹底改變了一代湖南青年的思想面貌。它是戊戌變法中最具光彩的篇章，為之后湖南成為革命策源地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和人才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