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在訴”談體會|天平之上的溫度：“如我在訴”的司法實踐與思考

作者|新撫區人民法院民事庭審判員、二級法官 王永嘉

國徽高懸映初心，法槌起落擔正義。初入法院時，我曾以為司法只是條文的精準適用、程序的嚴謹推演，是冰冷規則與理性邏輯的集合。直到那個尋常午后，一位白發老者顫抖著接過判決書，渾濁的眼中滿是期待與忐忑，喃喃問道：“法官大人，您能明白我這些年的煎熬嗎？”那聲追問如細針破繭，徹底打破了我對司法工作的刻板認知——原來法律不只是紙上的文字，更是照進生活的光；法官不只是中立的裁判者，更應是能感知當事人悲歡的傾聽者。也是從那時起，我開始讀懂“如我在訴”的深意：它從不是一句口號，而是要融入司法工作每一步的方法論，是刻在心里的價值標尺。

“如我在訴”，首在立“共情”之基

立案窗口的工作，讓我見過太多帶著情緒與創傷而來的當事人。有位農民工揣著皺巴巴的欠條來討薪，三萬元工資，是他一年的血汗，可他的材料不全、法律關系也理不清。按規定，我本可以一句“材料不齊，無法立案”輕易駁回，但當我試著換位思考：如果我是他，辛苦一年卻拿不到養家錢，跑遍多個部門無果，才把法院當作最后的希望，我怎能忍心關上這扇門？于是我拿出紙筆，一點點幫他梳理證據鏈條，聯系法律援助律師幫他完善材料。當他終于弄明白維權路徑，對著我深深鞠躬時，我忽然懂得：司法共情從不是降低法律標準的妥協，而是在規則框架內，用耐心與細心搭建“可接近、可理解”的橋梁，讓當事人感受到正義并非遙不可及。

“如我在訴”，重在以“視角轉換”重構事實認定

曾參與過一起鄰里宅基地糾紛，起初我覺得為幾厘米土地爭執數年，實在不值。可老法官的一句話點醒了我：“別站在卷宗里看案子，要走進當事人的生活里看。”后來我跟著老法官去了村里，站在那塊爭議的土地上，聽兩家人講起三代人的恩怨——對他們而言，那幾厘米土地不只是產權，更是祖輩的尊嚴、家族的臉面。也是因為這場“沉浸式”調解，我們最終的調解方案不僅明確了權屬，還提議兩家人一起修一道圍欄，用“共建”的儀式化解多年矛盾。這件事讓我頓悟：法律事實之外，還有更鮮活的生活事實；司法的智慧，就在于跳出“裁判者視角”，看見卷宗背后的故事，讓判決既合法律，又通人情。

“如我在訴”，貴在持“謙抑”行使司法權力

法官手里的法槌，敲下的不僅是是非對錯，更可能影響一個人的生計、一個家庭的未來。曾辦理過一起公司解散案，若簡單下判，公司破產，數百名員工就要面臨失業。合議庭沒有急于結案，而是反復思考：如果我們是這些員工，突然丟了工作，家里的房貸、孩子的學費該怎么辦？于是我們主動牽頭，花了兩周時間組織雙方協商，最終促成債權人和公司達成和解，企業得以存續，員工的工作也保住了。這個過程遠比直接判決更費時費力，但當員工代表帶著感謝信來法院時，我更加確信：司法權力從不是冰冷的強制，而是帶著溫度的治理藝術。這份“謙抑”不是軟弱，而是對權力的敬畏——知道每個案件背后都是鮮活的人生，每一次裁判都連著萬家燈火。

“如我在訴”，成于以“創新”回應群眾期待

新時代的司法，不能只守著“被動受案”的舊模式，更要主動貼近群眾的需求。互聯網法庭的嘗試，讓我看到了科技賦予司法的溫度：有位跨國離婚的當事人，隔著屏幕完成了調解，結束時她哭著說“謝謝法院，不用飛回來就能和平分手”；為行動不便的老人開設巡回法庭，把庭審開到社區、送到家里，讓老人不用奔波就能維護權益；為小微企業開通“快立快審”通道，幫他們省下時間成本、渡過經營難關……這些創新的背后，都藏著同一個思考：“如果我是當事人，我需要什么樣的司法服務？”可見司法創新從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是讓正義的實現方式，更貼合普通人的生活。

當然，“如我在訴”從不是放棄中立、偏袒一方。它的前提，是始終守住司法的客觀與公正——共情不是同情，視角轉換不是立場傾斜，而是在中立的基礎上，更精準地找到“法理”與“人情”的平衡點。正如古羅馬法諺所言：“法律乃良善與公正之術”，這份“良善”，正是司法者對人間疾苦的體察，對公平正義的堅守。

如今再走過法院大廳，看著“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標語，我總會想起那位白發老者的眼神。這些年的司法實踐讓我逐漸明白：“如我在訴”本質上是“司法為民”的生動實踐，是把抽象的正義，變成每個當事人能摸到、能感受到的具體正義。它要求我們既要做精通法律的“專業人”，也要做懂得人情的“貼心人”；既要守住司法的“超然性”，也要帶著對民眾的“同理心”。這份平衡，正是司法工作最動人的底色。

有人說法律是冰冷的，但我堅信，司法可以是溫暖的。當法官在每一個案件中都能多問一句“如果我是當事人”，天平的兩端，稱量的就不只是證據與法理，更有人民對公平正義的期待與信任。而這，便是“如我在訴”教會我的：最好的司法，是懂人性、守法理；最高的正義，是有溫度、有力量。這條路沒有終點，我們永遠都是行者，都是實踐者。

編輯：田婷

責編：高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