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正如張居正等清流派所料，若在浙江推行“改稻為?！闭?，絕對會變成一場災難。
嘉靖四十一年的浙江，青苗長了數寸高，正是需要水的時候，但新安江“所有的堰口都被堵住了，上天恩賜的新安江水被兩岸的大堤夾著白白地向下奔流”，大堤上全是挎刀的兵，還有一眼望不到頭的跪著的百姓，“個個臉上全是絕望”。
打死也想不到，這是杭州知府馬寧遠帶著屬下的淳安知縣常伯熙、建德知縣張知良正在強制推行改稻為桑的國策。
他這類人，屬于上級部署的工作必須不折不扣執行，但這項工作本身有沒有問題，他認為是不必考慮的。
堵住了堰口還不算，馬寧遠還要驅動騎兵“踏苗”。下面是書中的一段話：
馬隊驅動了，無數只翻盞般的馬蹄排山倒海般掠去。不是戰場，也沒有敵兵，馬蹄下是干裂的農田，是已經長有數寸高的青苗。雜沓的馬蹄聲中，無數人的哭聲接踵而起。馬隊踏過一丘苗田，又排山倒海般踏向另一丘苗田。
寫得驚心動魄，然而不是在打仗，而是在踏農田青苗！
這不是等于在踐踏農民的性命嗎？叫老百姓如何不反抗？
其中有個青壯漢子叫齊大柱（他是貫穿全書始終的），此時忍無可忍，吼了句“反正是死！拼了吧”，帶著一群漢子結成人墻硬堵騎兵。
結果齊大柱他們就被馬寧遠的人抓了。憑什么呢？說齊大柱是倭寇！
這可是天大的罪名。問題是，他怎么就成了“倭寇”呢？
就因為他剛才吼出的那一句話里有個“反”字（且不論“反正”之反與“造反”之反并非同一個意思），所以他就直接從“刁民”升級為“反民”，更有馬寧遠拍板，直接定性為“倭寇”。
原文如下：
馬寧遠一邊點著頭，突然加重了語氣，“你在王直那兒當什么頭目？”
“王直？”那個帶頭漢子（齊大柱）一愣，“哪個王直？”
馬寧遠：“倭寇頭子王直！”那帶頭漢子一怔，緊接著大聲答道：“不認識?！?/b>
“到時候你就會說認識了?！?/b>
無非是想來個屈打成招嘛。
然后就像抓住了天大的把柄似的，面向那群農民大聲說道：
“改稻田為桑田，上利國家，下利你們！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今天居然還聚眾對抗！現在明白了，原來是有倭寇在煽動造反！”
是不是似曾相識？對了，就是扣帽子。正是嚴世蕃慣用的殺招之一。
馬寧遠是胡宗憲的學生，胡宗憲是嚴嵩的學生，胡宗憲并不愿被視為嚴黨，馬寧遠卻很有嚴黨風范，不僅為嚴家辦事不遺余力，行事方式也是有樣學樣。
當然這也就讓所謂的推行國策成為莫大的諷刺，因為這明明是硬逼百姓跳火坑。
踏苗的事之所以沒有最終完成，全靠裕王派來浙江的譚綸（做參軍，但暫在總督府）讓戚繼光把兵帶了回去。
這里一段寫得特別動人，成功塑造了戚繼光的愛民形象。
他給了每個縱馬踏了青苗的兵士臉上抽了一鞭，然后問他們：
“又是斷水，又是踏苗！當兵吃糧，你們吃的誰的糧！”
馬寧遠搶著回答說“當然是皇糧”，戚繼光望著馬寧遠說：“皇糧又是哪來的？”
馬寧遠大聲回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糧當然是皇上的！”
他大概還覺得理直氣壯，其實也是在往戚繼光頭上扣帽子：你吃皇糧，就得記著為皇上辦事，別干有礙國策推行的事！
不料戚繼光不僅沒讓馬寧遠扣中，還擺了他一道：
“那你們斷的就是皇上的水！踏的就是皇上的苗！”
別看戚繼光是武將，頭腦靈活得很呢。嘉靖皇帝愛在語言上繞圈圈，會不會也算是“上行下效”？不過這里的效果是很好的。
這下馬寧遠被頂在那里，臉憋得鐵青。只好眼睜睜地看著戚繼光把官兵帶回軍營了。
當然，身為杭州知府，馬寧遠不會就此罷休，他扔下一段話：
“死一千個人，一萬個人，全浙江的人死絕了也得改！戚繼光把兵帶走了，朝廷還有百萬官兵！”
然后押著齊大柱等人去總督衙門。兩件事：一是告狀，有人破壞推行國策；二是鎮壓，誣陷浙江農民通倭。
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上千百姓竟然跟著到了杭州，堵住了總督衙門大門，連胡宗憲回衙都只能走后門。
事情鬧大了。
只是在官員們心里，最大的事情仍是賺銀子，明面上是為朝廷，暗地里“抽成”；賺得越多，抽得越多。
這不，江南織造局就與西洋商人談成了一筆750萬兩白銀的生意，需要的是浙江在年內織成50萬匹絲綢。
絲綢是用蠶絲織的，蠶絲是蠶吐的，蠶是吃桑葉的，桑葉供應需要桑田，而目前桑田是遠遠不夠的。
等等，朝廷議事時不是說了外調糧食嗎？改桑田不就可以了嗎？問題是：外調的糧一粒沒到，米行也不肯借糧。
你說這怎么辦呢？還記得嘉靖皇帝在年度御前財政會議上說的話吧，這件事還得胡宗憲去辦。所以壓力主要就在胡宗憲身上了。
胡宗憲在歷史上應該算是有爭議的名臣。他是嚴黨，也因黨爭最終自盡在詔獄里。但他又是抗倭名臣，居功至偉。
在《大明王朝1566》里，作者劉和平明顯是突出了胡宗憲的正面形象。有正氣，有擔當，有愛民情懷。
看寫到的幾個事：
有個洋商人還想連披絲綢的女子一起買，胡宗憲直接冷臉：“我天朝有的是絲綢、茶葉、瓷器，但不賣人。”單憑這一點，胡宗憲就不會是害人的官。
馬寧遠、按察使何茂才盯住是誰叫戚繼光把兵帶走的，明擺著要逼譚綸認賬，結果胡宗憲直接接了話：“是我叫戚繼光把兵帶走的?！?/p>
總督衙門被百姓堵了，大損體面，何茂才請示要抓，胡宗憲卻表態如果衙門被拆了，他就革職回鄉，選擇從后門回衙。
當布政使鄭泌昌說“四個月了，桑田還不到一成，年底要交五十萬匹絲綢，呂公公在皇上那兒交不了差”時，胡宗憲說：
“我是浙直總督，又兼著浙江巡撫，朝廷要降罪，都是我的罪。百姓要罵娘，該罵我的娘。改稻田為桑田是國策，必須辦。可桑苗至少要長到秋后才有些嫩葉，一茬中秋蠶，一茬晚秋蠶，產的那點絲當年也換不回口糧。官府不借貸糧食，只叫稻農把稻田改了，秋后便沒有飯吃，就要出反民！每年要多產三十萬匹絲綢，一匹不能少。可如果為了多產三十萬匹絲綢，在我浙江出了三十萬個反民，我胡宗憲一顆人頭只怕交代不下來！”
最后他直接下命令：抓的人立刻放了！新安江堰口立刻放水灌溉秧苗。
他是真正做到了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這與嚴黨的典型風格大不相同。像鄭泌昌、何茂才都是典型的嚴黨風格，唯上是從，擅長打壓，馬寧遠此處看看很像，后面表明還是有底線的。
可是問題并沒有解決。
而接下來發生的沒底線的事，更會讓你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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