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朱兆一：古埃及與馬斯克的啟示

歷史告訴我們，當一個文明中心陷入停滯，新的希望總在邊緣地帶萌芽。馬斯克所提出的火星殖民計劃，不是對地球的逃離，而是為人類文明尋找一條持續發展的新出路。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中東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兆一，文章來源于“秦朔朋友圈”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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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衰亡：文明惰性

古埃及文明逐漸消亡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資源錯配與社會內耗、信仰體系崩潰、創新停滯與外部沖擊這4方面造成的。

首先是資源錯配與內耗。

在法老集權體制下，古埃及的大量社會資源被投入到金字塔、神廟等宏大的神權工程中，卻很少用于提升生產力和公共福祉。

據希羅多德記載：“他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包括其他埃及人在內，都易于不費什么勞力而取得大地的果實……”。這些對非生產性事務的過度投入，削弱了埃及對經濟和民生危機的應對能力。

與此同時，古埃及過度依賴尼羅河的自然饋贈。尼羅河定期泛濫帶來肥沃淤泥，讓農業獲得長期穩定的高產。然而正因豐饒的自然條件，埃及農業技術長期停滯。從公元前13世紀起，氣候趨于干旱，尼羅河泛濫失常，引發嚴重饑荒和社會動蕩。

環境變遷使本已脆弱的經濟雪上加霜，據記載拉美西斯九世時期盜墓成風，連王室陵墓都被洗劫，足見經濟窘迫、王權威信崩塌。

其次是信仰體系的崩潰。

公元前14世紀，阿肯那頓推行一神教改革，強制崇拜阿頓日神，打壓阿蒙等舊神信仰。這場改革引發社會巨大分裂，宗教權威受到打擊，傳統治理邏輯開始失效。

其后，外來文化和宗教的沖擊進一步瓦解了古埃及的文明認同。當基督教傳入埃及后，古老的神廟祭祀被廢止，象形文字在公元4世紀末不再使用。當文明的精神支柱被連根拔起時，傳統的治理體系也隨之土崩瓦解。

最關鍵的是系統性的創新停滯。

古埃及的漫長繁榮孕育了“文明惰性”：他們在青銅時代建立了強大帝國，卻未能順應時代完成技術飛躍。埃及自始至終沒有邁入鐵器時代。當周邊新興勢力（如亞述、波斯）武裝起鐵制武器時，尚執著于青銅技術的埃及軍隊已處于落后局面，相當于遭遇“降維打擊”。

從公元前12世紀開始，一系列外敵接踵而至：利比亞人、努比亞人、亞述帝國、波斯、希臘、羅馬先后入主，埃及再也不是由埃及人自己統治的了。

正如湯因比所言：“偉大的文明并非死于他殺，而是自我了結。”古埃及的消亡給后世留下了振聾發聵的警示：一個文明即便曾輝煌至極，如果因惰性而停止探索前路，那么等待它的終局只能是成為后人憑吊的遺跡。

“文明離岸”機制：邊緣躍遷

所幸，古埃及文明的隕落并非人類文明的終點。歷史表明，每當一個古老文明在中心地帶趨于僵化停滯時，往往在其邊緣誕生新的活力。這種現象可稱為“文明離岸”機制——文明的中心在慣性中故步自封，邊緣地區因距離和隔離獲得了試驗新模式的自由，進而成為文明躍遷的策源地。

縱觀文明史，希臘之于埃及、英國（及其北美殖民地）之于歐洲大陸、日本之于東亞等，都是“離岸文明”脫穎而出的典型案例。

接過文明火炬的古希臘雖受埃及文明的影響，但由于地理上隔海相望、政治上四分五裂，得以發展出有別于埃及神權專制的新路徑。希臘的哲人如梭倫、畢達哥拉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曾從埃及吸收知識，但希臘人并未照搬埃及的神權體制。

他們建立起崇尚理性思辨的知識體系，探索宇宙本原和倫理哲學，奠定了科學與哲學的基礎。在政治制度上，希臘城邦尤其是雅典，創造了史無前例的民主政體。

公元前5世紀，雅典通過梭倫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實行公民大會、抽簽選官等制度，開啟了直接民主。這種政體雖然仍有局限性，但相比于同時代君主獨裁，已是一場劃時代的飛躍。希臘的經驗證明，離開文明中心的“舒適區”有利于制度和思想的創新與突破。

另一個依靠離岸優勢發展出新范式文明的典型案例是英國。英國作為遠離歐洲大陸的島國，避免了大陸的頻繁戰爭，得以專注內部發展和海外拓展。1215年的《大憲章》和17世紀的光榮革命奠定了英國議會限制王權的憲政傳統。

穩定的政治環境讓英國的工商階級得以興起，并直接催生了18世紀工業革命的爆發。島國有限的資源迫使英國必須技術創新，比如蒸汽機和機械化生產得以迅速推廣。同時，英國相對開放的政治制度，也為新興資產階級提供了發展空間，推動了自由貿易和工業革命的持續推進。

美國更是歐洲文明的離岸延伸。獨立戰爭后，美國憑借大西洋的隔離，創造了聯邦共和、三權分立和權利保障等政治制度。1787年，美國憲法成為世界首部成文憲法，體現了歐洲啟蒙思想的精髓。

擺脫歐洲舊制度的束縛后，美國迅速成為工業、科技和經濟的新中心，更在20世紀實現了登月壯舉。美國的成功再次證明了離岸文明的優勢——在遠離傳統勢力的條件下，能更大膽地推動社會變革。

東方的文明離岸案例中，日本最具代表性。19世紀中葉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果斷選擇“脫亞入歐”，積極引進西方制度與技術，實現現代化轉型。

福澤諭吉在《脫亞論》中指出，日本必須主動告別亞洲的守舊思維，全面接受西方文明。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其島嶼獨立地位，避免了殖民統治的命運，同時又能迅速推行全盤西化改革。

從封建幕府體制轉變為憲政國家，日本僅用了幾十年時間。通過普及教育、建設現代工業、組建新式軍隊，日本不僅避免了殖民淪陷，還迅速超越亞洲鄰國，成為現代化典范。

歷史一再表明，文明要想實現躍遷與延續，往往需要借助“離岸實驗場”來擺脫中心板塊的路徑依賴。邊緣地區因為遠離傳統權力和文化中心，反而擁有更高的試錯和創新自由度；

同時，離岸地區資源稟賦的不足又倒逼其更高效地利用資源、發展技術。希臘人在愛琴海邊開創民主哲學，英國人在孤島上孕育工業革命，美國在新大陸上實踐共和憲政，日本在東洋一隅完成現代化轉型——這些離岸文明不僅使自身煥發生機，也在關鍵時刻將整個人類文明的火炬向前傳遞。

火星：下一個離岸

在當今全球一體化程度空前的時代，整個地球已然成為“地球村”，當再無新的邊疆可供探索時，人類文明要繼續取得突破，是否還需要新的“離岸島”？

馬斯克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他已經將目光投向地球以外。這位最賣力倡導人類必須成為“多行星物種”的世界首富，將火星視為文明的“備份”和新起點。他指出：“如果人類永遠只困居地球，終將難逃古埃及式的命運。”

將火星打造成人類的“第二家園”，不僅是出于浪漫的探索精神，更有深刻的現實考量。在地球上，人類社會的發展已進入高度復雜的存量博弈階段，許多資源耗費在無意義的內卷上。火星移民在初期生存壓力巨大，不允許重復地球這套低效模式，將被迫把全部資源聚焦在“生存與發展”本身，反倒類似人類早期拓荒時代的情景，有望重振文明的朝氣和進取精神。

火星的特殊環境也可能催生科學與技術的新飛躍，低重力環境可能讓我們發展出全新的建筑材料和結構設計，高輻射環境則可能推動生物醫學的革命性突破。

然而，要真正實現這場人類史上最宏大的“離岸實驗”，僅有火箭和飛船遠遠不夠，還需要AI的加入。許多人誤以為AI的最終目的是讓所有人躺平享受，但實際上，AI的最終目的應該是幫助人類去探索宇宙的星辰大海。

從圖靈1948年提出“神經元數量足夠多時便會涌現智能”的設想，到2017年Transformer架構的提出，AI的每一個重大進展始終伴隨著“開放”的力量。

在AI時代，開源的內涵正在發生革命性變化——從以往“源代碼的開放”逐漸轉向“資源的開放”。模型權重的開放本質上即是對數據資源與計算資源的開放，這也構成了AI時代開源的核心特征。

今年阿里的王堅團隊成功發射了12顆衛星并組成“三體計算星座”，在此星座中首次部署了一個8B參數量的大模型，第一次實現了在太空中衛星之間的互通互聯。

這一突破的意義在于，隨著人類往深空探索，數據處理已經無法依賴地球算力，只有把AI和算力送入太空，人類才可能真正走出地球。當我們擁有通訊衛星、導航衛星和遙感衛星的時候，因為AI，我們會有第四種衛星——計算衛星。

這正是人類向深空進發時必須掌握的協作智慧。從這一個角度來說，探秘火星必須依靠AI，AI想要真正成長，也需要依靠探秘火星，它們是相互成就的關系。

所以，AI的價值不在于讓人類變得懶惰，而在于釋放人類的探索潛能。當AI承擔起復雜的計算和分析任務時，人類就能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創造、探索和突破邊界上。

火星移民需要AI來實時分析環境數據、優化資源配置、輔助科學決策，甚至在與地球通訊中斷時獨立解決突發問題。這才是AI真正的使命——不是終結人類的奮斗，而是讓人類的奮斗延伸到更遠的星空。

結語：古埃及的文明火種需要跨星延續

尼羅河畔的金字塔雖然屹立如初，卻未能阻擋古埃及文明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陷入惰性并最終消亡。

歷史告訴我們，當一個文明中心陷入停滯，新的希望總在邊緣地帶萌芽。馬斯克所提出的火星殖民計劃，不是對地球的逃離，而是為人類文明尋找一條持續發展的新出路。

而AI的加入，讓這個看似遙不可及的夢想變得更加可行。AI不應該成為讓人類沉溺于舒適圈的工具，而應該成為推動人類走向星辰大海的強大引擎。我們這一代人，有幸見證并參與人類史上最宏大的“離岸實驗”——將文明的種子和智能的火種一同播撒到火星的赤紅大地。

人類必須要向往宇宙的星辰大海才能在未來生存，包括當下最熱的AI也是一樣。只有當我們抬頭仰望星空，而不是低頭沉迷于地球的舒適圈時，人類文明才能避免古埃及式的衰落，在無垠的宇宙中獲得永恒的生命力。■

文章來源于“秦朔朋友圈”微信公眾號

圖文編輯：肖佳彤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