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長新書：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警惕看不見的手

《貨幣之手》作者

約翰·范·奧弗特韋德

他是全球經濟金融領域中極具影響力的人物，曾擔任比利時財政部部長，并在歐洲議會預算委員會擔任主席，主導著整個歐盟的金融和貨幣事務。

他曾參與多個國際金融機構的治理，包括：歐洲投資銀行理事會；歐洲穩定機制理事會；非洲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美洲間投資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IMF發展委員會；多邊投資擔保機構。

他將自己作為政治家的政策洞察力、作為經濟學家的專業分析能力和作為記者的生動筆觸完美融合，形成了獨特的寫作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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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世界里的各種“手”

16世紀，英國哲學家、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點，即在一個組織良好的自由市場經濟中，自利動機與競爭共同驅動一只“看不見的手”，將個人和組織引向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決策和行動。

在他的杰作《國富論》中，亞當·斯密認為，每個人“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和做許多其他事情一樣，都被一只‘看不見的手’牽著去實現一個他無意為之的目標……

通過自利，他常常也同時為社會做貢獻，并且可能比他想要做公益時貢獻更大。我也從未聽說那些一心為公的人真正做了多少好事”。

亞當·斯密認為，“看不見的手”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統一起來，使市場成為一種不斷地“通過競爭將個人的貪婪轉化為社會一般福利的均衡機制”。

亞當·斯密對市場作用的洞察所形成的正式闡述是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人文學科存在的起點。

基于亞當·斯密理念的政策顯著提高了世界各地人民的福祉，這些變化或多或少與《國富論》的出版同時發生。經濟歷史學家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將這一轉變稱為“（福利）激增”。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肯尼斯·阿羅，與其合著者弗蘭克·哈恩在關于一般均衡理論的開創性教科書中寫道：“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是對經濟平衡關系最基本的詩意表述。”

然而，在極左派看來，“看不見的手”所描述的經濟制度慷慨地獎勵了自私無情的強者，卻犧牲了窮人與弱者。這種觀點對亞當·斯密來說很不公正，作為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主要代表，他也承認，人的行為與動機遠遠不限于簡單的自利。

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在幾個世紀以來獲得了無數共鳴，但令人驚訝的是，在他的整部著作中，“看不見的手”僅提到四次，而且每次都涉及個人行為無意中導致的有益后果。

其中一次，亞當·斯密描述了一個酷愛奢侈品的富裕地主，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對奢侈品的追求為成千上萬的窮人提供了工作和收入。

另一次，亞當·斯密講到一個資本所有者以自己認為最能盈利的方式使用資本，從而為數百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和收入。因此，只有像亞當·斯密這樣的天才才能理解“看不見的手”產生作用的前因后果，但在經濟學領域中，除了“看不見的手”之外，還有很多只“手”。

20世紀美國經濟史學家和企業經濟學家小艾爾弗雷德·錢德勒寫道，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企業管理這只“看得見的手”所取代，成為現代經濟中最強大的制度。

錢德勒在其代表作《看得見的手》的序言中宣稱：“本書提出的主題是，現代企業在協調經濟活動和配置資源方面取代了市場機制。在許多經濟部門，管理成為‘看得見的手’，并取代了亞當·斯密所說的市場力量那只‘看不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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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德勒把美國商業分為兩個階段：1850年前和1850年后。兩個階段之間的標志性事件是1850年前后大型鐵路的興起。1850年前，為有限區域內的消費者生產單一產品的小型單品類企業占據主導地位，這類企業的經營活動“由市場和價格機制調節”。

1850年后，為廣闊區域的消費者生產不同產品的大型多品類企業開始占據主導地位，但它們的經營活動“由企業員工而非市場機制調節”，這一協調機制“產生了比市場機制調節下更高的生產力、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潤”。

今天，距亞當·斯密的理論已過去了兩個半世紀，距錢德勒的理論也已過去了半個世紀，反思“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之間關系的本質仍然會帶給我們諸多啟發。

例如，管理資本的“看得見的手”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情況下可以忽視市場力量這一“看不見的手”？管理協調的“看得見的手”難道不也必然受制于由消費者自主權、投入和資本市場所共同決定的產品市場行為的約束嗎？也許更合適的說法是，“看得見的手”是“看不見的手”驅動下的反應。

翻翻企業史也能很快發現，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最終決定了什么樣的組織能夠生存下來。如果忽視競爭性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管理協調這只“看得見的手”絕不會成功，甚至無法生存。

拋開錢德勒“看得見的手”這一概念的優點不論，時至今日，在政治家、官員和監管機構的種種行為背景下，這一詞語已經牢牢地融入了經濟詞匯中。“看得見的手”對經濟、社會和政治進程的影響比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影響更加明顯，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看得見的手”不會以隱蔽而微妙的方式產生影響。

政府“看得見的手”專注的工作是糾正市場失靈，以及提供私有市場不生產或生產不足的公共產品。然而，在采取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國家中，“看得見的手”也能夠取代市場機制。國家資本主義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與自由市場的競爭要素，以及一定程度的自由貿易和國際投資相結合。

研究政府和監管這只“看得見的手”的另一種方式，是將其分為“幫助之手”和“掠奪之手”。當政治家和官員密切地參與到經濟和工業領域時，這顯然是“幫助之手”。

政府指導經濟進程，既符合國家利益，也符合官員的身份和職業訴求。當然，“幫助之手”模式也會存在腐敗空間，但常常十分有限且在可控范圍內。

因此，當“幫助之手”占據主導地位時，政府雖然有時會失靈，但相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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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掠奪之手”成為常態，政府就會成為經濟的掠奪者和破壞者，腐敗現象滋生，任意征稅與監管隨之而來。

優秀人才不再從事生產，而是投身尋租行為。當“掠奪之手”占據主導地位時，“看得見的手”就無法提升公共福祉。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幫助之手”常常會轉變為“掠奪之手”。

本期策劃：Burt

編輯：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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