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極不情愿和一個新兵互換了座位，沒想到竟救了自己一命

我出生于1954年，年輕時身體并不算好，如今已年近古稀。每當回想起在部隊時的那段往事，總覺得自己特別幸運。我能活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當年乘車時一次不經意的換座。
那是1974年8月，我們高炮營在某空軍機場完成空炮合練任務后，啟程返回營地。因為路途遙遠，整個行程安排了兩天。
第二天一早，車輛和火炮提前在公路上按行軍順序排好縱隊。吃完早飯后，時任班長的我組織全班登車，并像往常一樣檢查了火炮的牽引情況。

確認一切正常后，我正要抬腿上駕駛室，忽然車上跳下一個人，從后面扯住了我的衣角。回頭一看，原來是指揮班搭乘我們車的偵察兵牛紹榮。
我有點驚訝地望著他：“怎么了？”
他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牛紹榮是去年入伍的昆明兵，平時和我接觸不多，顯得有些拘謹。
“班長……我……我想跟你換個座位，行嗎？”
“為什么？”
“后面太顛了，我有點暈車。”他紅著臉，吞吞吐吐地說。
我心想，你怕顛，我就不怕嗎？誰不想坐得舒服點兒？雖然心里不太情愿，但看他是個新兵，而且確實暈車，照顧一下也是應該的。于是我點了點頭：“行吧。”
“謝謝班長！”他低聲說了一句，有點不好意思。就這樣，我們悄無聲息地調換了座位。

天有不測風云。出發兩個多小時后，我們班的牽引車在向左急轉彎時突然發生側翻，一頭重重栽進道路下側的干枯稻田里。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三人重傷、五人輕傷，牽引車和火炮也嚴重損毀。我和牛紹榮都成了重傷員——他右大腿骨折，而我則是右恥骨、左鎖骨和肋骨骨折。
送到醫院后，醫生很快為牛紹榮做了手術。也許是因為當時醫療設備和手術水平有限，他術后走路有些跛。我雖然斷了三根骨頭，但都不是要害部位，住院三個多月后基本康復，沒有因傷影響提干。而牛紹榮則在服役期滿后退伍。
2019年，我到云南參加紀念對越自衛還擊作戰40周年戰友聚會。從河口返回途中在蒙自住宿時，一位戰友告訴我，他收到原駕駛班長發來的信息，希望我能聯系他。
我覺得有些突然。原本我們不是一個連隊的，雖然認識，但印象不深，也就沒太在意。
一天后，這位戰友又拿著手機來找我，說對方很堅持，想跟我通話。看他這么執著，想必有事，我便接過了電話。打電話的是1973年入伍的昆明兵張明，原駕駛班長。
原來，他的同鄉和同年入伍的好友——也就是當年開車出事的司機馬新平，得知我來云南后，托他傳話想見我一面。張明還把馬的手機號告訴了我。他的話也澄清了我多年的一個誤會：之前我一直以為是馬的師傅開車出的那件事。
事也湊巧，在前往昆明的公交車上，原本說好接站的戰友突然來電，說臨時有急事不能來了，連幫我聯系賓館的事也落了空。正不知如何是好時，我想起了馬新平，便撥通了他的電話，請他來接站。
出事之后，馬新平當年就被安排退伍了，至此我們已整整四十五年沒見。他來接站，為我安排賓館住宿，還請我吃了飯。席間他只字未提往事，但我明白，他是想以這種方式表達那份遲來的歉意。
吃飯時有不少戰友作陪，有熟悉的也有不太熟的，可我唯獨沒見到牛紹榮。
“牛紹榮怎么沒來？”我有些不解。他們既是同鄉又是同年兵，還在一個連隊，不該少了他。
我特別想見見他。當年要不是他跟我換座位，那么瘸腿的可能就是我了，更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他走了。”
“走了？什么時候？”我大吃一驚。

“好幾年了，走的時候才五十多歲。”馬新平低聲回答。
沒想到他走得這么早，也不知是因何離去。馬新平沒說，我也沒再問。意外之余，心里只剩惋惜。
這時我忽然想到，當時車上沒有帶車干部，馬新平坐的副駕駛位緊挨著班長的座位。牛紹榮要和我換座，除了表面說的理由，是不是也想途中方便和老鄉聊天？而后來馬新平換到駕駛位開車發生側翻，是不是也因為剛才聊天分散了注意力？
有些事情的發生，仿佛一環扣著一環。但無論如何，我確實是一個幸運的人——這一點，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