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討伐的不止是預制菜，更是卑微的消費者地位

文 | 延觀風

羅永浩吐槽西貝莜面村預制菜，引發他和西貝老板賈國龍的持續互聯網嘴仗，“預制菜”再次被沖到輿論批評的風口浪尖。就連官媒也出面發文緩和局勢，援引24年相關部門發布的相關標準解釋“什么是預制菜”，點評要保護消費者知情權、加強食品安全。

消費者不關心按照佶屈聱牙的定義什么是預制菜什么不是預制菜；食品安全固然是消費者非常關心的問題，但也不會有人在乎專家絮絮叨叨地比較“預制菜和蒼蠅館子誰更安全衛生”。預制菜、食品安全只是點燃情緒的引子，不看到并且解決背后的根本問題，昨天是平臺殺熟、明天平臺騙補，都會反復引爆輿情的火藥桶。

此前，筆者連寫了好幾篇文章分析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可憐的弱勢地位。勞動者和普通消費者的身份群體高度重合，面臨的問題也很相似，即“親資本”的發展導向下，勞動者和消費者的權益被當成了“紅利”，長期得不到合理保護。這才是消費者口誅筆伐預制菜的最深層次原因，而恰好這次西貝的表現為我們呈現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抑制消費者權利的案例。

知情權：應不應該強制標明預制菜？

就連薛兆豐都知道的經濟學基礎知識：信息對稱是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前提假設之一。壟斷不僅體現為對商品生產和分銷渠道的控制，也體現為對知識信息的控制。如果交易一方不知道商品是好是壞，甚至連怎么判斷商品好壞的標準都不知道，自然無從給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出價，所謂“自由公平”的市場交易根本就不具備自由公平的基礎。

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深化，生產知識的不斷復雜，消費者和廠家的信息不對稱鴻溝只能越來越深越來越大。20年前去買瓜，瓜有沒有傷、熟沒熟，看一看拍一拍基本就知道個差不離；但現在買瓜，搞清什么品種什么價格就要頗費一番功夫，還要擔憂打沒打甜味劑等等。

更別提手機、電腦、汽車等高度復雜的耐用消費品，光是了解“如何評價商品好壞”的知識就要付出相當的學習成本。就算消費者掌握了“怎么評價好壞”，沒有專業的檢測手段也只能是紙上談兵。

現代消費者縮小信息不對稱的成本巨大，沒有監管介入的情況下建立社會信任的交易成本無限高，以至于商品交換都很難發生。所以必須要有一個具備公信力的非市場組織來監督企業，強迫其提供完整、真實的商品信息（以及準確恰當的總結），監管越嚴格到位，社會交易的信任成本越低，商品交易才能更活躍。

保健品是不少民營企業家的第一桶金，賺信息不對稱的差價是國內民企的一大路徑依賴。小到豬肉生鮮燈、賣家秀和買家秀的慘烈對比，大到汽車偷偷減配、房產的虛假宣傳，消費者仿佛市場狼人殺中的全程閉眼玩家，不知道什么時候自己會挨一刀，更慘的是甚至連發言的機會都沒有，畢竟商品評論區早已被刷好評占據了。

測評自媒體乃至專業測評機構本來應該去賺縮小信息不對稱的錢，但奈何商家給的太多了，“縮小信息不對稱”本身也成為了一種商品，讓消費者去猜這其中又給你套娃了多少不對稱的謊言或者事實裁剪。

回到西貝預制菜本身，賈國龍抓著行業規范辯解稱，“預制”菜不是“預制菜”，這反映的是行業標準和消費者常識間的信息不對稱。我國行業標準的制定過程中，消費者話語權很低，行業協會以及背后的企業利益色彩很濃重。

因為連鎖餐飲都在搞中央廚房模式控制風味、降本增效，有關部門在答問中把中央廚房制作配送的菜品全部劃出了“預制菜”范疇，不論預制與上桌相隔多久，不論菜品預制到了什么程度，這顯然與普通消費者的常識和期待相去甚遠。

消費者的另一重要關切“強制標注是否為預制菜”，在文件中的表述也只是“大力推廣餐飲環節使用預制菜明示”，在法律“禁止”都難以落地的情況下，文件“推廣”的效果可想而知。不過在“預制菜”的口徑被劃定得如此之小的情況下，就算強制標注100%落地了，恐怕還是會有企業想方設法搞成100%的“非預制”食品。

還有專家或從業者出來講“中央廚房模式體現行業進步、有助于增強食品安全”。問題出在前提上，如果預制菜標準合理且嚴格、如果企業操作規范透明、如果監管有力到位，中央廚房確實監管力度更強、可以提高操作規范性，降低分散操作帶來的食品安全風險。可在國內這三個前提哪個成立呢？消費者抵制中央廚房、預制菜是表象，企業行為和監管缺位長期積累的不信任才是根本。

議價權：預制菜該怎么定價？

消費者常常因掌握信息不夠充分而被騙，但在消費者掌握足夠信息的時候，不要試圖質疑他們的精明。一些企業千方百計阻止消費者知道他們應該知道的，是因為消費者一旦知道，就要開始反擊企業辛辛苦苦構筑的定價權壁壘了。

這兩年蜜雪冰城總被一些媒體揪住批判，不是糖漿勾兌就是過夜檸檬，但這些“曝光”在大眾輿論上無一例外都翻車了，消費者花式站隊雪王的修辭手法超過了當代文壇的所有作家。消費者花4塊錢買的檸檬水（雖然有些地段已經漲到了5塊），也不苛求它有10塊錢成本的品質；但如果花20塊錢買的奶茶只有4塊錢的品質，就別指望消費者哄著你護著你了。

西貝預制菜引發如此強烈的怒火也是這個道理。筆者曾說過，醉心于完美市場的經濟學家的敵人不是政府，是隔壁商學院的同儕或同學，因為他們教材里的每一句話，都在破壞充分競爭信息對稱的完美市場。

西貝走高端營銷路線的定價策略學名叫“撇脂定價法”，把“高品質產品值得高價”的邏輯反過來，通過高定價表示“我的產品很優質”，本質上是用簡單的價格信號代替復雜的商品質量信息，博取消費者信賴。

在國內相當寬松的市場監管環境下，撇脂定價法受到企業家的熱捧。在所謂“消費升級”年代，雪糕、水果、面條、大棒骨，商家的主要精力放在編織美麗故事、創造符號價值、打造高端品牌、提高產品溢價，商品服務的品質體驗沒怎么升級，價格先蹭蹭升級了。但撇脂定價法下，你最好真是優質產品。點十幾塊的廉價外賣用預制菜包，消費者也不會抱怨什么；人均150的高端品牌被揭破皇帝的新衣，遭到輿論討伐也別覺得委屈。

只是輿論批判就夠了嗎？理想的市場環境里，消費者有權參與到最終價格的形成，而且可以通過價格信號激勵優質商家，讓不良商家付出代價乃至被市場淘汰，督促商家良性競爭。輿論批判可以幫消費者出氣，可以按著個體商家的頭道歉整改，但在很多情況下，輿論并不足以讓已有足夠規模的不良商家付出應承擔的代價，監管部門觸及利益的處罰整治，比觸及靈魂的輿論批判更加重要。

商家壟斷獲利的沖動時時刻刻、辦法萬萬千千，沒有監管撐腰，個體消費者絕無可能在市場上保持合理的議價地位。現實卻是，有關部門發了不少“禁止”“不得”的文件，但執法力量極為薄弱，很多處罰法條還沿用上世紀的處罰標準，被查出概率極低，頂格處罰動輒“高達”幾十萬元。不法獲利減去被處罰損失的期望就是違法的利潤，軟弱的監管是對違規的最大鼓勵——甚至還“貼心”地告訴了商家可以怎么來賺這個差價。

在發達國家，消費者維護權益的另一支柱是集體訴訟制度。2016年三星note7在全球發生過熱爆炸，美國、加拿大、韓國等國消費者很快發起集體訴訟，而中國只能靠幾個“傻子”消費者個人和全球巨頭的法務部單挑。所以三星在歐美的召回動作很快、賠償很到位，中國區的召回拖拖拉拉。

我國類似的代表人訴訟制度起步晚，主要應用于勞動爭議和證券糾紛。2021年中央出臺方案明確探索建立消費者集體訴訟制度后，目前各地已有些成功案例，但還處于起步階段。長期以來面對西貝這類事件，國內消費者不僅難等監管之劍的落下，自己主動維權也缺乏可用的法律武器。

“劣幣驅逐良幣”的過程不僅是不法企業擠兌得守法企業不賺錢破產，而是即使守法企業賺錢，但比不法企業賺的少，資本盈利邏輯就會驅使守法企業變成違法企業。好不容易出了胖東來這樣的好企業，還要時時被各路專家大V攻訐。所以說，中國的營商環境不是“不好”，而是“太好”，好到企業主都敢公開聲稱便捷要用消費者的隱私作為對價。

在中，我們展示過各路資本巨頭在商業模式和定價方面的“驚人默契”，在此再舉幾例：不同于“黑五”那種直接折扣，雙十一搞各種花里胡哨的滿減、搶紅包、做任務等活動，一通數學運算下來實際沒比平時便宜多少，就這還要把購物節成交量縮水的鍋甩到經濟不好上。

以舊換新國補先漲價再補貼、育兒補貼發布后嬰幼兒產品應聲漲價，國家調降增值稅率卻不見企業降低零售價，消費者只能作為價格的被動接受者，承擔成本的轉嫁和利益的剝奪。所謂競爭已不再是倒逼創新、改善消費者福利的過程，而是決定這塊壟斷蛋糕哪些資本有資格執刀分利。

羅永浩不是普通消費者，是在公共空間擁有巨大話語權的網紅。他的話語權可以彌補作為消費者的議價權短板，但沒有外援的普通人呢？正常途徑的維權成本極高，最后很多只能訴諸網絡維權，且不說這種方式沒有背后推手成功概率很低，成功案例也會進一步加劇信息環境的混亂和對立。而這一切，本應該在規范監管的正常工作中加以解決。

批評權：吐槽商家就要被起訴？

面對羅永浩的批評，西貝直接曝出羅永浩一行的用餐細節，聲稱要起訴羅永浩，無疑是進一步激化了輿論的不滿。有網友吐槽：難道誰差評就要起訴誰嗎？但現實是，確實如此，消費者對商家行使批評權門檻都越來越高了。

國內自由主義者非常喜歡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若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但這句話只能適用于批評政府，不適用于批評民營企業主。不難發現，只要是批評民營企業主，“極左”“民粹”“仇富”的大帽子先戴好。如果你說的有道理，那就不得不請你多戴幾頂“困境雪上加霜”“砸員工飯碗”“破壞營商環境”“打擊企業家信心”“破壞市場預期”的帽子了，畢竟也沒什么別的辦法反駁不是？

僅就今年的輿論事件而言，批評民營企業家子女不交棄籍稅移民是“極左”，批評民營企業家轉移資產生活不檢點搞得繼承一地雞毛是“民粹”。財經師爺經常陰陽怪氣地講1984的寓言，他們及背后的金主其實才最不能容忍普通人的言論自由。公關部門高強度網上沖浪，對“不利于企業形象的言論”投訴刪帖，已經是扼制言論的最主要形態之一。

而更激烈的法律手段也不是為羅永浩這樣公眾人物的專享待遇。此前我們介紹過，2014年外國做空公司香櫞指出恒大存在業務造假和報表不實問題，恒大在香港起訴香櫞，在一名印度出生津巴布韋讀書工作香港當法官的澳大利亞人的判決下，香櫞敗訴被逐出香港市場。具體到普通消費者，企業更容易利用法務團隊和個人力量的不對等壓制言論，一個差評也可能給自己惹上官司。

必須指出，在市場博弈中拉偏架的絕不止師爺們，各級政府長期把企業視作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流轉稅、生產稅為主的稅制又決定了企業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源。無論在勞動力市場還是商品市場，企業都得到了不合理的偏愛。監管缺位在相當程度上是刻意為之的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任何加強監管、系統性出清不法企業的建議在體制內都會遇到極強的顧慮和阻力。甚至一些地方為了幫保障納稅大戶利益直接下場和消費者battle。

賈國龍直接把羅永浩定性為“網絡黑嘴”，這是企業主擠壓批評言論的最新武器。得益于師爺們不斷鼓噪的“輿論抹黑打擊企業家信心論”，近年來維護企業和企業家網絡名譽方面推出了不少政策，著力打擊“網絡黑嘴”。顯然賈老板這樣的企業主特別贊賞這些政策，拿出了平日見不到的主動性深入學習并且活學活用了，要是其他政策精神、法律規章他們也有這落實的勁頭就好了。

筆者完全贊同治理收錢發聲、攪亂輿論試聽的網絡水軍，但在境外雇傭水軍防御不力、企業自雇水軍大行其道的情況下，單單對“中傷”企業名譽的水軍行為，透著濃濃的“有些人更加平等”的味道。而且到底什么是對企業的正常批評吐槽，什么是惡意詆毀，也不見天天吵著“寒蟬效應”的法律專家站出來科普科普，保護普通消費者批評企業的權利。

（但有一說一，現在執法部門公布的案例倒是很合理的，唯一的問題仍在于處罰太輕）

更諷刺的是，網絡黑嘴往往是自媒體公司，本身就是企業家；而其背后出錢出流量的金主，往往是另一位知名企業家。這次羅永浩對陣賈國龍徹底挑明了這個矛盾，羅永浩黑嘴知名企業家賈國龍，那么賈國龍是不是也在黑嘴知名企業家羅永浩呢？手心手背都是肉，這下該保護哪個企業家的名譽呢？

在如此溫馨的溫室中成長，很多民營企業主都產生了過剩的自我意識，就像西貝這次傲慢的道歉回應。專業公關寫了還過得去的前半部分，因為不可抗力的要求，后半段原封不動引用老板賈國龍的聊天原話，造成了更大的災難：“顧客虐我千百遍，我待顧客如初戀”，傲慢、委屈躍然紙上，雖然我給你們吃人均150的預制菜，你們竟然還要批評詆毀我，但沒關系，我已經原諒你們了！

說到最后，還是要回到筆者的“劣幣出清”主張上。為了讓企業帶動經濟，長期在消費者權益上給企業讓利，導致居民即使兜里有錢也不信任企業產品與其定價匹配，甚至與其只能接受企業的價格而不能行使議價權，那么不如拒絕交易。

消費環境持續惡化已經成為了除了收入之外（），另一個抑制消費、阻塞經濟大循環的關鍵原因。賈老板這些溫室里長大的花朵已經充分證明了，自己沒有實現消費品質升級的心愿和能力，繼續無腦偏袒企業利益只會讓需求更加疲弱。

所以，消費者保護要突出初心，行業質量標準要落腳在常識，從生產稅向消費稅的轉型迫在眉睫，壯大監管力量、大幅提高處罰標準、擴大監管處罰覆蓋面刻不容緩。只有真正保護了消費者的知情權、議價權、批評權，才能讓企業良性發展、市場有序競爭，才能讓消費者安心大膽消費。

血栓和結石被打碎前都會哀嚎，但猶豫拖拉已經造成了今日之局面，落實做強國內大循環的要求，需要有讓不當得利者付出代價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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