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祿生說丨學者型高官，他數第一！

從隋唐至明清，中國古代科舉選拔制度下的官場，官員的身份待遇近似于今天的公務員，一朝入仕、終生為官。但由于封建皇權制的局限性，古代官場環境通常一潭死水，大多官員的仕途軌跡可一眼望到頭，某種程度上可用“沉悶”來形容。

但也有少數古代官員的官場生涯過得很精彩，甚至可以用轟轟烈烈、萬千傳奇、呼風喚雨等詞語形容之，其中有些人還走到了位極人臣的歷史高度。

只是，這些“發達”的古代官員，他們的為官生涯幾乎都伴隨著高風險：“跌宕起伏”是他們的人生標配，升官和貶官往復交替；而“險象環生”是他們的官場常態，爬得越高風險越大、越接近皇帝越如履薄冰，所謂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就有掉腦袋或下獄的危險；最后，經過多少次的“起死回生”，確實能力杰出或運氣好的極少數能臣，終于躋身歷史高位。

而在清乾隆年間，有一位廣西籍的朝廷重臣，名為陳宏謀，他幾乎打破了前述兩種古代官場命運的窠臼。他的為官生涯精彩萬分，履歷豐富，最終位極人臣；且漫漫官涯路，他幾乎沒遇到特別兇險的狀況。但饒是如此，他還是經歷過降職之痛。

陳宏謀

這塊題寫于清乾隆三十三（1768）年的【進士】匾，題匾人陳宏謀，時任吏部尚書和協辦大學士。就在這之后不久，陳宏謀補授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等，真正抵達了宰輔的高度。

陳宏謀之所以在官場順風順水，且一路走到了常人難以企及的高度，究其原因，在于他清廉正直，同時學貫天人。把為官和學問同時做到極致，這樣的人，放眼整個清代，怕也寥寥可數。

無怪乎乾隆如此評價陳宏謀曰：“乾隆間論疆吏之賢者，尹繼善與陳宏謀其最也......宏謀勞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則同。宏謀學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風俗，古所謂大儒之效也。于義督軍儲、策水利，皆秩秩有條理。大受剛正，屬史憚之若神明，然論政重大體，非茍為苛察者比......”

可見，在乾隆皇帝的心目中，陳宏謀和官至六省總督、拜文華殿大學士的尹繼善并駕齊驅，同屬乾隆年間封疆大吏中的最賢者。

相比尹繼善曾任河道、云貴、廣西、川陜、兩江、陜甘等行省總督，又任刑部尚書的傲人履歷，陳宏謀的官場簡歷亦不遑多讓。從雍正年間起算，截止乾隆年中期，陳宏謀先后任浙江、云南、江蘇、甘肅、江西、陜西、湖北、河南、福建、湖南、陜甘、兩廣、兩江、湖廣等十四個行省的封疆大吏，職務從布政使、按察使到巡撫、總督等俱有，其中光是總督職就含四個行省；晚年入京再任吏部尚書、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東閣大學士等。

在陳宏謀的官場生涯中，其中外任封疆大吏37年，時間跨度之長，官職之要，幾乎少有人可及。陳宏謀與尹繼善同屬乾隆朝封疆大吏中的獨一檔，名副其實。

但尹繼善比不上陳宏謀的是，陳宏謀滿肚子學問，用乾隆的話來說就是“宏謀學尤醇”。這一點優勢，恐怕在乾隆朝的所有封疆大吏中找不出第二個能跟陳宏謀相比的。陳宏謀熟識歷代儒家心學和理學，尤通程頤程顥及朱熹之學，并對此融會貫通，形成了自己的儒家生活哲學思想。

那么，陳宏謀到底有哪些出類拔萃的著作和思想呢？可以說，陳氏文本繁多，不勝枚舉。其中以《五種遺規》為最。在此概述之。

陳宏謀著《五種遺規》系列：其中《養正遺規》主旨為勸教少年讀書、立志；《訓俗遺規》勸教士農商賈以儒家之德處世做人；《從政遺規》勸導從政人士，向上要有圣人之心、向下要遵從民心民望；《教女遺規》強調女德女智教育，鑒于時代局限性，今人可忽視之；《在官法戒錄》教導胥吏階層——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基層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員工，希望他們“見善而以為法，見不善而以為戒”。

陳宏謀的著作與思想，到了清末民初，在知識圈廣為流傳，其地位與思想家顧炎武旗鼓相當；到了20世紀后半葉，陳宏謀思想在世界哲學之林也有一席之地。如新加坡廉政建設的理論根基就來源于陳宏謀；21世紀初，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羅威廉專門出版《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一書，以推介陳宏謀的思想。

行文至此，今人可扳起手指頭細數，而后試問：亦官亦學，兩者皆高屋“見頂”，如此學者型高官（封疆大吏、內閣宰輔級別），清代誰人可與之媲美？屈指難數也。

謹以此文，紀念這個了不起的清代傳奇大吏陳宏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