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響《義勇軍進行曲》，再憶白求恩大夫

昨天閱兵前有一個抗戰歌曲大聯唱。跟我一起看的朋友說，壓軸的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我說其實不是，下一個環節就是升國旗奏國歌，其實真正壓軸的是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義勇軍進行曲》在成為國歌之前，就是影響力最大、最廣泛的抗戰歌曲。

30年代，東北淪陷，華北告急，山河破碎的痛楚刺痛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在上海這座“遠東最大的城市”，當時既是紙醉金迷的租界“十里洋場”，也是白色恐怖彌漫的城市，更是中國工人階級最密集、力量最強的地方。在這里，一群左翼文藝工作者決心用文藝喚醒民眾。

劇作家田漢在構思反映長城抗戰的電影《風云兒女》時，滿腔悲憤地在一張香煙襯紙的背面寫下了：“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這寥寥數語，是他親歷前線慰問將士，目睹我軍在喜峰口以大刀手榴彈對抗日軍飛機大炮、血濺雄關的殘酷與英勇后，迸發出的創作靈感。然而劇本尚未完成，田漢便遭國民黨當局逮捕。

彼時國民黨反動派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對進步藝術家、呼吁抗戰的愛國人士進行大范圍的抓捕。在一片噤聲的白色恐怖之中，青年音樂家聶耳自告奮勇，近乎“搶奪”般接過了為這首詞譜曲的任務。聶耳此前已因創作《畢業歌》《開路先鋒》等充滿革命激情的歌曲而嶄露頭角。在收到國民黨反動派即將逮捕他的消息、被迫離國赴日前夕，聶耳在顛沛流離中廢寢忘食地投入創作。

聶耳幾經推敲，對歌詞做了關鍵性調整，如將“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精煉為“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并在結尾處從法國革命歌曲《馬賽曲》中吸取靈感，連續使用三個“前進”加上一個斬釘截鐵的“進”，使旋律如沖鋒號角般層層遞進，充滿了無可阻擋的力量。1935年5月，歌曲定稿從日本寄回上海。隨著電影《風云兒女》的上映，這首歌曲如燎原之火，瞬間傳遍大江南北，成為“中華民族解放的號角”。

《義勇軍進行曲》的感染力超越了地域和階層。畫家豐子愷曾回憶，他從浙江到漢口的沿途，荒山三家村的村夫牧童都能唱“起來！起來！”。輾轉從美國而來的波蘭裔記者愛潑斯坦在臺兒莊戰役前線目睹了中國官兵端起步槍、揮舞著大刀，高唱著《義勇軍進行曲》沖向敵人炮火的壯烈情景，深受震撼。

這首歌的影響也遠播海外。美國著名左翼黑人藝術家家保羅·羅伯遜1940年在紐約演唱了此歌，并灌制唱片《起來》，宋慶齡親自為之作序。在馬來西亞，華僑抗日游擊隊將歌詞改為“馬來西亞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進行傳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它甚至被列入盟軍凱旋之歌目，代表了中國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線的堅強聲音。

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夕，新政協籌備會面向全國征集國歌，但應征稿件中無一能超越《義勇軍進行曲》的深刻影響力。在毛澤東、周恩來主持的座談會上，對于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一句是否應修改，產生了熱烈討論。

徐悲鴻、梁思成等人力主不改，認為此曲是歷史性的產物，應保持完整性，并舉法國《馬賽曲》為例。剛從國外回來的劉良模介紹了此歌在國際上的廣泛傳播和影響。周恩來同志深情表示：“用原來的歌詞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后，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 毛澤東主席贊同這種“安不忘危”的思想，認為新中國要達到真正的安全，仍需不斷奮斗。

最終，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在10月1日的開國大典上，它伴隨五星紅旗第一次響徹天安門廣場。

昨天下午，我去了華北烈士陵園，白求恩大夫長眠于此。華北烈士陵園，小學的時候每個清明節學校都會組織我們徒步去掃墓，往返十九公里公里。

我們總是說，要記住歷史。但歷史不是一串年份，它是一個個具體的人。

今天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當我們紀念這一場勝利，永遠不能忘記這個名字——亨利·諾爾曼·白求恩，加拿大人，外科醫生，共產黨員，國際主義戰士，49歲，1939年犧牲于中國華北的抗日前線。

在白求恩身上，我們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什么叫“國際主義”。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一個人，跨越語言、種族、國家、利益，把另一個民族的苦難，當作自己的苦難，把別人的傷口，當作自己要縫合的責任。他的行動比任何宣傳都更有力。他把一個“國際主義者”身上最寶貴的部分帶來了中國：對專業的極致追求、對生命的深刻尊重、對正義的本能選擇、對暴力和戰爭的深切反抗。

今天我們紀念抗戰勝利，我們當然要記住狼煙與刀槍，記住戰士與群眾，記住民族不屈的精神。但我們同樣不能忘記這些國際主義戰士——他們沒有血緣，沒有祖國的召喚，只有信念的驅動。他們用自己的方式，投身這場人類與非人性的戰爭。

為什么我把這兩件事寫在一篇文章里？《義勇軍進行曲》和白求恩大夫一個是民族主義，一個是國際主義，恰恰就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上半句和下半句。這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內涵。

“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在1930年代以前或許更多停留在知識分子口頭，而在九一八、淞滬、盧溝橋之后，才第一次真正成為億萬人身體與命運的共同身份。這種以抵抗壓迫、保衛家園為出發點的民族主義，是這場戰爭的精神基礎。

《義勇軍進行曲》所代表的是被壓迫民族對“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的奮起捍衛。它所揭示的，是一種反殖民、反奴役、反侵略、反霸權的民族主義正義性。它表明：在面對滅絕性的國家暴力時，捍衛民族，是捍衛最基本的生存權、尊嚴權、文化權。這種民族主義正是中國人民八年抗戰的正當性來源以及最大的精神支撐。

在此基礎上需要進一步深挖的是：如果反法西斯戰爭只是民族主義，那么它何以能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何以能得到國際的正義認同？何以能在戰后被定性為“人類文明與野蠻的分水嶺”？

這就必須談到國際主義精神。而白求恩，正是這條戰線上最真實的見證者和參與者。

白求恩不是“好萊塢式”的志愿醫生，不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天降大天使”。他是加拿大共產黨黨員，曾參與組織蒙特利爾工人免費診所，奔赴蘇聯考察社會主義醫療制度，親赴西班牙內戰對抗弗朗哥法西斯政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戰地輸血系統。他親歷了西方世界的危機與崩潰，深知在全球資本主義與法西斯聯手崛起的背景下，單靠國家主義與仁慈是無法阻止野蠻的。

白求恩大夫選擇奔赴中國，是因為他清晰地看見：中國的戰場不是邊緣戰場，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斗爭的主戰場之一——親不親，階級分。

這背后不是一種空泛的“世界和平主義”，而是一種嚴肅的共產主義國際主義立場：法西斯主義的內核，是以種族、血統、國家為界限，否認他者之為人；而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則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正是以人的平等性與共同解放為核心。二者是完全對立的兩極，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根本裂隙。

白求恩大夫的選擇，就是這種立場的體現。他跨越國界，不是因為同情，而是因為認同。他站在八路軍戰士身邊，不是“幫助中國”，而是“與中國并肩作戰”。他不是“為他國而戰”，而是在“為自己的階級而戰”“為共產主義理想而戰”。他用手術刀對抗的不僅是傷口，更是戰場背后的法西斯制度性暴力；他治療的不只是士兵的肉體，更是帝國主義制造的世界性創傷。

所以，我們不能把國際主義理解為“民族主義的補充物”，也不能把它誤解為“無差別的世界博愛”。真正的國際主義，是階級意識的延伸，是包含著反壓迫、反剝削、反殖民的內涵，是全世界人民至高的“解放”，是歷史判斷的結晶，是在民族戰爭之中尋找到普遍正義的位置。沒有這一點，國際主義就會淪為空洞的“圣母病”或美化帝國干涉的幌子。

以白求恩大夫為代表的千千萬萬國際友人對中國抗戰的支持，象征著共產主義主義不是漂浮在頭頂的口號，而是能落地生根、能負傷流血、能死在一塊戰壕里的信仰。

這里再講一位日本同志的故事：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伊田助男被裹挾到中國戰場，并在不甘與侵略者同流合污、勇敢自殺后，為中國共同信仰的同志留下了一封遺書——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里的宣傳品，知道你們是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你們是愛國主義者，也是國際主義者。我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圣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這是伊田助男同志犧牲地遺址，當地的烈士陵園里建有他的紀念碑，當地小學也改名為“伊田小學”。

正因為有像白求恩這樣的國際主義戰士，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才真正成為了一場橫跨民族、超越國界的全球斗爭。而中國人民的抗戰，也正因為獲得了這種基于價值認同的國際主義支持，才能站在世界正義的高度上，被歷史所記住。

今天我們紀念這場勝利，只有同時理解民族主義的覺醒與國際主義的匯入，我們才能真正讀懂，這場戰爭為何不是一個國家的勝利，而是人類的一次自我拯救。

所以讓我們再重讀毛主席這篇文章《紀念白求恩同志》：

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列寧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要擁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要擁護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解放斗爭，世界革命才能勝利……我們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要和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打倒帝國主義，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這就是我們的國際主義，這就是我們用以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從前線回來的人說到白求恩，沒有一個不佩服，沒有一個不為他的精神所感動。晉察冀邊區的軍民，凡親身受過白求恩醫生的治療和親眼看過白求恩醫生的工作的，無不為之感動。每一個共產黨員，一定要學習白求恩同志的這種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見過一面。后來他給我來過許多信。可是因為忙，僅回過他一封信，還不知他收到沒有。對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現在大家紀念他，可見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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