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科技大學周睿鳴：研究新聞，就是在研究社會的“公共感知”

2025年5月10日，“跨界、融合、創(chuàng)新”開放式新聞教育研討會暨2025應用新聞傳播學術年會在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召開。

會上，來自華中科技大學的周睿鳴教授發(fā)表了題為《數字新聞學的知識危機：從數字新聞素養(yǎng)談起》的演講。他談道，我們沉浸在快速變化的媒介環(huán)境中，卻常常有意無意忽視新聞、媒介與傳播的教育內容需要推陳出新；教師的職責，就是明確與新聞傳播相關的知識到底是什么，并持續(xù)更新教學內容。

周睿鳴對新聞教育的見解與他的個人經歷息息相關。

高中時期，他便對新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高三晚自習后在家偷看電視新聞，高考后“別斯蘭人質事件”中戰(zhàn)地記者盧宇光那句“恐怖分子向我們沖過來了！”，都在他心中種下了未來想做記者的種子。由于所在省份的高考政策限制（理科生無法報考多數意向學校的新聞專業(yè)），他最終選擇了軟件工程專業(yè)。盡管如此，他始終對新聞行業(yè)充滿熱情。本科階段，他積極借助校內資源學習新聞相關知識，最終入讀傳播學碩士。

2010年碩士畢業(yè)后，周睿鳴去往媒體工作。2013年，結束三年記者時光后，他前往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攻讀博士，由此走上學術“學徒”和其后的新聞教研之路。十多年間，他寫了一些論文、做過幾個科研項目；出版了關注媒體融合時期主流媒體數字化的《轉型》專著，翻譯了《事實核查》，推出的試驗性新聞學課程還獲得過教學獎勵。

在新聞業(yè)面臨人工智能沖擊、公共性式微的雙重挑戰(zhàn)之際，周睿鳴以獨特的跨界視角做出回應。這位從一線記者轉型而來的學者拒絕接受“復合型人才”的標簽，也對當下“新聞理想”被使用、被神話的表述有所保留。他提出，新聞素養(yǎng)是一種“延遲顯效的教育”，學者應從“描述者”進階為“解釋者”，真正的新聞人必須學會“在摸索AI邊界的同時，摸索自身邊界”。

文字｜邱紫宜

編輯｜胡世鑫

新媒體編輯｜洪瀅

指導老師｜陳顯玲

從記者到學者

新新報：了解到您曾在媒體機構工作，后來為何轉型做學者？

周睿鳴：我認為具體原因主要有三個。

第一，我在媒體工作過程中，內容重復，缺乏新鮮感；

第二，為了尋找新鮮感，我試圖在所在新聞機構換崗位，這只是我一廂情愿。我認為崗位應按專業(yè)期望不斷變化，但我實際上是崗位上的“螺絲釘”，安排不會按我的期望調整；

第三，自我審查越來越嚴重。我討厭自己底線越來越高，這會讓我自行放棄一些選題。

這三點是我想要離開那份工作的原因。讀博是巧合，當時剛好申請和考試都成功了，我就去讀了。如果沒成功，我可能會換工作或繼續(xù)做下去。

新新報：在上述身份轉換中，會遇到什么困難嗎？

周睿鳴：我認為記者大多數時候傳達給讀者的東西是比較具象、不系統(tǒng)且生動的內容，這類內容不像科學知識那么系統(tǒng)，但能在短時間內快速改變我們的議程，或者說改變人們對一個問題的看法，我覺得這是新聞的特點。學術研究不過于關注立竿見影有社會后果的新聞現場情況，要多思考一些抽象的問題。這與記者習慣的認識世界的方式不完全相同。

開始讀博時，我一度覺得自己從業(yè)時間短，經驗不足，難以反觀行業(yè)，成為“記者的記者”。后來我發(fā)現這一不足降低了上面困難——我感受到了思維方式轉換的困難，但我從業(yè)時間短，容易跳出記者的視角來理解世界。有著豐厚從業(yè)經驗的新聞人進入學術，可能要花更多時間克服這種困難。

新新報：能否舉例說明，如何將記者的某些優(yōu)勢、特性融入學術研究中？

周睿鳴：我記得黃旦老師曾經在接受采訪時說過，大意是新聞系學生有一個優(yōu)點，就是對于社會上正在發(fā)生的事情、一些可能反映社會前沿變遷的動態(tài)，相對來說比較了解、容易把握。

這種說法反映了做新聞的人的特質。這種特質能夠幫助研究者更好地把握如何在社會現實中去提接地氣的問題，更能夠從社會當前的一些動態(tài)上面，在具體的現象當中去提煉、去抽象。

當然絕不是說要趕時髦和趕熱點，而是說從一些的社會上正在發(fā)生的、瞬時的、具體的事情跟現象上面入手，看看能否找到能夠經歷時間沖刷和考驗的、解釋社會問題的一些抽象的說法。

新新報：有觀點認為“學界研究與業(yè)界實踐往往割裂”，您作為同時兼具兩者身份的人，如何看當下學界與業(yè)界的關系？

周睿鳴：我懂這個問題的意思，很多年前我就聽過這種論調。做記者的時候我對這個問題“感同身受”，認為學界有問題，不能有效回應新聞業(yè)出現的新現象、反復出現的老問題。

十年前我的觀點發(fā)生了很大改變。2015年，元旦前夕發(fā)生在上海外灘的踩踏事故廣受關注。網上，部分媒體的報道被包括學者在內的各方撰文批評披露隱私、“消費”逝者。那年晚些時候，一位廣受尊敬的媒體人在一場學術論壇上“放炮”，認為學界提供給業(yè)界的聲援越來越少——在外灘踩踏事件等報道上樂于規(guī)訓業(yè)界，在一些重要問題的關鍵時刻卻總是保持習慣性的緘默，著實很難讓人尊敬。這段批評學界的逆耳之言著實讓我糾結了一陣，不知自己應坐在哪一邊。不過我很快明白我把復雜問題簡單化了。新聞學界為什么天然肩負比業(yè)界更重的道德使命？同樣在公共空間中開展媒介批評活動，為什么單單學界人士的發(fā)言被業(yè)界人士“回嗆”？媒介批評應收聲來維持跨界同盟的表面團結嗎？另外，新聞業(yè)界為什么置自身坐擁豐厚的一手實踐資源于不顧，矮化自己運用這些材料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割裂”說是一種美好的預設，站隊是一種二極管式的零和。的確，新聞傳播學界在捕捉和回應包括新聞業(yè)在內的社會重大議題上不盡人意，缺乏人味，這個頑疾已是老生常談。但是，一度盛行的“割裂”說背后預設新聞傳播學界和新聞業(yè)界的當然結盟，一方面預設學界的高道德位置、高認知能力和庇護實踐、影響社會的責任，另一方面，在有意無意自我矮化的同時，“割裂”說又試圖消除這個當然同盟內部的爭論和沖突，急切要求同盟者給出當下問題的解決方案。這不對勁。

今天，“割裂”一說站不住腳的地方更多了，媒介生態(tài)完全變了。業(yè)界究竟是什么？是僅指新聞界，還是涵蓋新聞界在內的、所有與信息中介相關的各類媒介，還是新聞傳播專業(yè)學生能夠就業(yè)的一切社會分工？但凡新聞傳播學生就業(yè)時能夠去往的行業(yè)，這些行業(yè)發(fā)生的情況和運作邏輯，學界都應納入教學，那學界豈不成了“萬花筒”？

簡單說：急。學界人士急，要么不愿意沉下去觀察包括新聞業(yè)界在內的重要社會現象和議題，要么出于各種“迫在眉睫”的需求解決表面問題，弱化、回避以自己的視角獨立解答富有歷史解釋潛力的抽象問題。業(yè)界人士急，預想一個可搭便車的道德同盟，部分或完全放棄思考，求一套立竿見影的解決方案。急于實用，以用分人。

AI時代，

新聞人如何保持不可替代性？

周睿鳴（圖源受訪者）

新新報：您本科就讀于軟件工程專業(yè)，碩士跨考到新聞傳播學，兼具了文理交叉背景，是典型的復合型人才，在您看來，該如何培養(yǎng)適應新時代需求的復合型新聞人才？

周睿鳴：我不是太能接受“復合型人才”這個講法，因為人人都有成為所謂復合型人才的潛能，每一個具體的個體都有這種潛能。按照一套模版成為所謂復合型人才會讓人疲憊。我記得本科修讀全校性選修課時，除了新聞學的課程，我還選了一些政治學和國際政治的課程。這看起來是挺微不足道的一個細節(jié)，但如果以此來看，每個人都可算是復合型人才，因為每個人都不可能把自己求知、就業(yè)的偏好完完全全鎖定在一個學科里。這種復合不應千篇一律。

當下的AI發(fā)展迅猛，但似乎還沒有出現一個或多個普遍的、深入日常生活的消費級產品，這么來看AI的大發(fā)展剛剛開始。設想未來AI發(fā)展成熟，那些被千篇一律打造的復合型人才所能從事的工作，AI很可能同樣勝任。

人的內心想法，那些我們自身清楚或明晰的追求，是AI不容易“學到”的。當人與 AI 互動、相互博弈的時候，我們得以明晰自己的邊界所在，知曉自身能夠融通哪些領域。同大家一樣，我也有所謂AI相關的“學科焦慮”，一直琢磨除了新聞教學與研究我還能干什么。我會去學西班牙語和粵語，關注神經科學與自然語言的關聯(lián)、對社會的影響，還會跟隨自己的愛好關注自動駕駛技術。整齊劃一的復合型人才培養(yǎng)模式并非關鍵，真正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應深入思考：究竟什么才是屬于自己的獨特“復合部分”。

新新報：您提到“復合型人才”也許會被AI取代，那么哪些具體技能或思維模式是AI無法替代的？

周睿鳴：借用數可視教育公益基金黃志敏老師的一句話：任何重復性的、不需要創(chuàng)意的工作將逐步被AI替代，而創(chuàng)意性的工作不可替代。

我部分同意“新聞將來有可能被AI替代”這一觀點，但也有所保留。我同意的是，目前確實存在許多重復性的、無需太多創(chuàng)意的寫作框架，AI可以通過不斷重復執(zhí)行任務，或者按照其排列組合語料的思路來完成工作。

然而，為何“新聞將被AI取代”這種論調在當下會甚囂塵上，并且特別有市場呢？我認為，這給新聞從業(yè)者畫下一個巨大的問號，也給全社會提出了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新聞從業(yè)者是否能夠創(chuàng)作出富有創(chuàng)意、AI無法通過其運算機制生成的作品？這無疑是對從業(yè)者的一次嚴峻考驗，也是對社會需求的一次嚴肅拷問。

我相信，要不了多久，AI幻覺一定會得到修正。甚至是，就在我們談話過程中，AI幻覺問題已經被無聲無息地優(yōu)化好了。但與此同時，新的問題也必然會在我們與 AI 的持續(xù)互動中逐漸顯現。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能不斷地挖掘自身的創(chuàng)造力。實際上，我們摸索AI的邊界的同時，也在重新認識自己的邊界。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簡單地用“不可替代性”來概括一切。恰恰相反，這將是一個持續(xù)的、動態(tài)的人機博弈過程。只要我們愿意去尋找自身不可替代的那部分價值，我相信我們一定能找到。

新聞素養(yǎng)是一種延遲顯效的教育

新新報：您碩士畢業(yè)后工作不到三年就遇到新鮮感缺失的問題，如今您在學術領域深耕多年，還會感到倦怠或失去興趣嗎？

周睿鳴：有，但不算強烈。準確滴說目前我正處于恢復期。

“學術搬磚”“非升即走”并沒有降低對我所關心的新聞研究和新聞教學的興趣。但是，在確定的服役時間維持績效導向，接受一個績效不相關的不確定評估，這多少讓我感到工作沒意思，沒勁。另外，“卷生卷死”的排序邏輯異化了純粹的教學活動。當這種邏輯和富有在地色彩的行業(yè)理解交匯在一起，我甚至感受到些許journalism hate，那種似乎只存在于外文文獻中的journalism hate。教學的困難極大地削弱了我工作的意義感。

到華科是新的開始；來深大參加研討會對我來說既是交流，也是自我療愈。包括我們聊這些內容，我非常開心，因為這讓我重新發(fā)現意義感，我還有用。

新新報：是什么支撐您持續(xù)在新聞領域不斷探索和研究？

周睿鳴：這里面的因素比較復雜。我有一些認識世界上的偏好，我可能更熱衷形而上的問題，例如俗稱為上層建筑的政治經濟條件，與之相關的文化環(huán)境、觀念和談論方式。通過這些偏好，我試圖看到可能長遠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問題。而對于如何完成一項工程，怎樣讓別人從我的工程成果中獲得立竿見影的短期收益，我不是太感冒。這很個體化，因人而異。

新新報：您如何衡量“新聞素養(yǎng)”教學對學生長期發(fā)展的影響？是否有過跟蹤調查或案例反饋？

周睿鳴：剛剛的報告是一個設想，更偏向推廣一個概念。很遺憾，目前沒有跟蹤調查和案例反饋。它還沒有付諸教學實踐。確實更好的方式是把結果分享給大家，結果一旦出來，它會更有說服力和實效，畢竟我們要推動一些觀念的改變，讓大家了解新聞作為公共信息、熟悉公共空間的信息流通規(guī)律、識別事實性信息和虛假信息是很重要的事。感謝你提這個問題，我覺得問題本身就是一個答案，我應當做的是把你提的問題落實。

如果能夠開成一門課，我相信新聞素養(yǎng)可以給學生帶去良善的、潛移默化的長期影響。它可以幫助我們熟悉媒介生態(tài)所處的語境、制作的過程、內容的傾向、流通的特點、消費的奧秘。一門課程短期來看可能就是獲得學分的一個途徑。不過，從我講授事實核查的反饋來看，同學能在隨時發(fā)生的熱點事件中成功辨別信息靠不靠譜。有同學跟我說，在前陣子某市地鐵性騷擾事件中，事實核查真的幫到她了，她用課上學到的技巧識別了哪些是扯謊。新聞素養(yǎng)也是一樣，它會內化成一種識別新聞的自覺意識，會警醒，能夠帶來實在的一些功效。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平衡

周睿鳴（圖源受訪者）

新新報：您認為有志于做新聞的人，有哪些特質？

周睿鳴：明確的公共意識。新聞是公共的，關注的議題要“自帶”說服力，能讓人相信與自己息息相關。

如果人們對“公共”的概念及公與私的界限有清晰認知，我相信至少會對“共同利益”有所感知。在這個社群中，那些基于職業(yè)或人生偏好，愿意鋪陳、打磨公共敘事的人，我相信是有志于做新聞的人。

這是我理想化的期待。我清楚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會尊重現實，尋找應對現實的更好的辦法。

新新報：您如何看待一些媒體從業(yè)者出現的新聞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

周睿鳴：我不太建議使用“新聞理想”這個詞。雖然我喜歡這個詞，但一旦被提及，它就容易被“神化”。我曾經做過一項研究，發(fā)現在過去二十多年，新聞理想的含義有過明顯變化；不同歷史時期，言稱“新聞理想”的主體不同、用意更是大不同。一旦“新聞理想”被神化，就會對它抱有過高的期待。當期待與現實之間的落差過大時，內心的沖擊也會隨之增大。

當你放下理想化的預設，不再過度神化某一方面時，也許你可以平視行業(yè)的實際情況，理解媒體人的心態(tài)。實際發(fā)生的事出有因，一個“新聞理想”很難解釋那么多。尊重現實，直面落差，尋求解釋，盡力而為。

新新報：那對于剛剛進入媒體行業(yè)的新聞學子呢？當他們遇到類似落差，您對他們有什么建議？

周睿鳴：這或許是一個機遇。可以試著“懸置”，意思是我雖然對世界有自己的態(tài)度，但可以將它“提起來”，避免用自己的態(tài)度和立場去評判對方，而是直面對方的言語、行為和實踐，嘗試理解其為什么如此的原因，思考對方的言語邏輯和行為邏輯與“懸置”的自己的立場和態(tài)度之間的差異。

舉個例子。近幾年，一些同學常常跟我提到，她們實習去往的新聞機構常常充滿過度或無意義的勞動。我了解她們的主觀感受，也通過一系列的打探明白，如果我是身處其中的她們，也許會和她們得到同樣的感知。但我的視角讓我注意到兩件事，一是對過度或無意義勞動的批評隨著年份推移逐漸顯現，二是這種批評往往伴隨著對工作距離較近的當事人（如實習期間的指導老師）及所在機構的全盤否定。這就帶來兩個問題：一是，作為一種主觀感知，上述批評與什么因素相關，不悅的勞動體驗是新聞機構所獨有，還是跨行業(yè)可感的普遍現象？二是，如何認定驅使了過度的、無意義勞動的始作俑者？是工作距離較近的帶教老師、較遠的部門負責人，還是工作制度設計有問題？如果是后者，制度的問題如何讓一個具體的人背鍋呢？

上面兩套問題只是例子。懸置自身的態(tài)度和立場，固然克服自身堅持的規(guī)范所帶來的情緒沖擊，但當與上述類似的問題得到回答，相信我們更能明白，諸如過度和無意義勞動問題的深層原因是什么，更好地調整自己應對外部世界的方式和策略。

新聞應當成為

服務生活的抽象知識

新新報：您在匯報時拋出一個問題，“誰在學做新聞中受益，如何讓更多人受益？”，這個問題您現在有答案了嗎？

周睿鳴：我的目標是試著為當前的新聞教育工作者以及關心新聞教育的人士提供新思路。

之所以報告新聞素養(yǎng)，談它進入教學的必要與緊迫，是希望無論是對它感興趣的、正在從事教學工作的人，還是作為潛在受眾的同學，都能從一個可以惠及更多人的新聞教育新視角出發(fā)。

當下，圍繞新聞學有一個蠻諷刺的現象：一方面，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被新聞包圍。我們隨口批評某套新聞文本有問題，批評記者做新聞的手法，或者苦假新聞久矣，等等。但另一方面，發(fā)端于大眾傳播時代的現當代新聞學愈發(fā)陷入到一個尷尬的狀況——上面那些現實問題即使在那里，也從來不需要新聞學給出社會診斷，或者新聞學的社會診斷從來都沒啥用。這很奇怪。我們已然活在一個難以完全區(qū)隔數字新聞的歷史時期，有關新聞文本、制作、語境、消費等方面的抽象知識應當被更廣泛地了解。我相信有關數字新聞的抽象知識可以幫助人們應對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與新聞信息相關的問題和困難。

新新報：您也提到，研究新聞業(yè)的學者應多在描述基礎上去解釋，能結合您的研究經歷，舉例說明如何做到這一點嗎？

周睿鳴：這可能與我常做質性研究有關。這并不是否定描述性或基于描述的解讀性研究的價值，它們有意義。不過它們的局限在于，現象或案例之間很可能缺乏連貫的解釋；被描述、被解讀的研究成果各說各話，缺乏尋求普遍解釋的進一步提煉，流于碎片化。這種碎片化的成果給有心的讀者提供了生動活潑的案例，真切把握了社會的脈動，但也讓讀者“見樹不見林”。研究者應該抽象出普遍解釋，為讀者提供更有說服力的理論框架。

應當說，我的倡議本身就意味著我沒有履行好我作為研究者的職責，我把認知成本轉嫁給了讀者。如果能做好這一點，讀者在閱讀文章時不僅能獲取知識，還能學習提問和思考的方式。這種倡議正是我的不足，是我要著力克服的。

新新報融媒體總監(jiān)|馮碩焱

新新報主編|陳思蝶

初審|陳顯玲

二審|彭華新

終審|周小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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