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掉右臉后，弟弟又活了841天 | 人間

在我們老家，老一輩有一種說法，一個人預感到自己時日無多，怕身邊人走不出去，就會找各種借口吵架，讓活著的人怨恨他，最后就不會傷心了。

配圖 | 《送你一朵小紅花》劇照

今年7月23號，是弟弟去世一周年。他曾是那個在磚窯里揮汗如雨，像牛馬一樣不知疲倦的壯實漢子，為一家人筑起生活的屋檐，后來，在命運突襲下，他驚恐，他掙扎，他憤怒，又一點點被病魔榨干力氣。

我們這些家人陪伴他走過了兩年多與癌癥鏖戰的日子，我們始終執念于“希望”兩個字，哪怕再微弱的光也想死死抓住。希望一次次被點燃、熄滅，又在黑暗中重新燃起，直到最后徹底歸于沉寂。我們盡力過，沒有遺憾。

2021年11月，弟弟45歲生日那天，我給他打視頻，接通后屏幕上是弟弟痛苦的臉，一半都是腫的，我祝福他生日快樂，弟弟眉頭皺成了山峰：“快樂不了，牙齒疼死了，什么都吃不了。”

我問：“是不是上火了？吃藥沒？”弟弟說用茶鹽水刷牙，涂了高度白酒，也吃了阿莫西林，甚至還找人尋了治牙疼的草藥，都沒用。掛了視頻，我又給他網購了甲硝唑、布洛芬、過氧化氫等，叮囑他再沒緩解就去醫院看看。

過了幾天，我打電話問情況，在機器的轟鳴聲中，弟弟的聲音幾乎是喊的：“姐，我在工地呢，工期緊，忙過這段再說，你甭擔心啦，沒事的。”他向來如此，天大的事都自己扛，就怕給家人添麻煩。

等到過年回家，看到弟弟，才知道牙疼不但沒好轉，反而蔓延到了頭和心口。他會突然說不了話，皺著眉閉著眼，不住地揉著太陽穴，有時甚至用力捶打。 弟媳說每次弟弟疼得實在受不了了，就吃個布洛芬緩解一下。 我著急了，催他年后一開診所就趕緊去看看。

正月初八，弟弟打電話來，語氣難得輕松：“在縣城牙科診所拔了一顆后槽牙，才200塊錢！”我聽著卻不太安心，知道他舍不得去大醫院。弟弟說那家診所是全縣最大的一家私人牙科，醫生原來是省城大醫院的老牙醫，手藝很好，病人排得老長。

過了半個月，弟弟的牙又疼了，去復查，牙醫說已經拔干凈了，可能是有點發炎，發了些消炎藥讓弟弟吃。我忍不住嘟囔他太摳門，弟弟倒不以為意：“拔顆牙還這么折騰干啥？吃點藥就好了，別瞎擔心。”

日子在弟弟的隱忍和我們的憂心中滑到了3月，我接到弟媳的電話，聲音中帶著驚慌：“姐，牙醫說情況不對，拔牙后凹進去的地方長滿了東西，要我們趕緊去湘雅附二或省腫瘤醫院看看。姐，不會……”我趕緊打斷弟媳的話：“別胡思亂想，一個小縣城牙醫，能看出什么名堂來啊？”其實心里也有點打鼓。

弟弟來了湘雅附二檢查，醫生說需要做活檢。10天后活檢結果顯示弟弟被確診為腺鱗癌晚期， 醫生建議立刻手術切除，再做后續治療。同時醫生也交了底，說腺鱗癌是一種混合性惡性腫瘤，由腺癌和鱗癌兩種組成，屬于上皮組織來源的癌癥。這種混合型癌癥侵襲性較強，中晚期易發生轉移，5年生存率較低，要我們有心理準備。

我和弟弟都是70年代出生，老家在湖南一個偏遠貧困縣，父母是地地道道的農民，靠種田撫養我們姐弟長大。弟弟比我小兩歲，初中讀完就輟學打工，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擔。其實我和弟弟從小就感情好，小時候家里窮，他舍不得吃的糖都留給我。

長大后，我跟著丈夫到長沙打工，漸漸在城里安了家。弟弟一直留在老家，做過泥水匠、挑過煤、種過地，什么活都干過。我倆的距離雖然遠了，但隔三岔五就打電話。

1999年，他結了婚，弟媳是本地人，性子溫和，人也勤快。她陪著弟弟下田干活，在工地當小工，撈魚蝦上集市賣。只要弟弟一句話，她就跟著走，從沒一句怨言。村里人常說，他們倆是天生的一對，命雖苦，但心齊。結婚兩年多，侄女出生了，他倆更有奮斗的動力了， 2006年，家里的老房子被他們翻修成了小樓房。

到了2010年，正是基建火熱的年代，紅磚需求量很大，有人看中商機在老家建了個制磚廠，生意火爆。弟弟看工價比較高，就和弟媳一起去干活。磚廠的活是計件制，多勞多得。機器制成的磚胚需要放在太陽下曬干，曬的過程中需要擺放、翻面，弟媳就是干的這個。弟弟負責裝窯、出窯，先把曬干的磚胚拖到磚窯前，再一塊塊卸下，裝進磚窯，磚燒制好后，再把燙手的磚塊從窯里拿出來，拖到指定的地方碼放好。這兩項都是重體力活，又熱又燙，一身汗一身灰。

但弟弟不滿足，又承包了“上煤、出灰”的活。就是在燒制過程中，用鐵釬把窯里燃燒完全的煤灰戳下來，再往窯里添加煤塊，保持火力持續，然后把煤灰鏟進拖車里拖走。一般人受不了這種炙烤，弟弟利用早中晚休息的空檔把活干了，一個人掙了兩份錢。

他幾乎沒有休息時間，成了磚廠里最不知疲倦的“牛馬”，工友都笑說他是“要錢不要命”。我和弟媳也勸他歇一歇，弟弟憨笑：“力氣用不盡，我吃得消，沒事的。”現在想來，這段“牛馬”歲月，或許就是用透支的健康換取了鼓起的錢包。

弟媳只能盡力給弟弟補充營養，西洋參泡水、一天兩個土雞蛋，隔段時間燉雞湯、鴿子湯給他喝。家里的事也搶著干，讓弟弟回家就休息。小侄女看爸媽這么辛苦，不但學習不要他們操心，放學回來還能把飯做好，把菜切好，只等弟媳回來炒了。

這一家三口默契得像排練過的，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該做什么，沒人抱怨一句苦，相親相愛地把日子往前撐。老公看了都感慨：“他們一家，活脫脫一版‘吉祥三寶’。”

在磚廠干了四五年，弟弟用攢的錢買了輛三輪車給別人拖貨，天不亮就出門，半夜才到家，沒日沒夜地干。遇上有舊房翻新的，他就承包了拆除的活，帶著弟媳和幾個朋友去拆房，磚頭、木頭能用的全往家里搬。有次別人扔了一套洗臉盆，他眼尖，看到水龍頭還能用，立馬敲下來帶回家。

靠著這一點一滴的積攢，弟弟自己動手在家建了5間雜屋，加蓋了廚房和衛生間，還把屋前的空坪澆上了混凝土。弟媳在旁邊打下手，建材幾乎全是撿的，人工是他和朋友們義務干的——真正意義上的“零成本自建”。

我打趣弟弟是全能王：“你把泥瓦匠、水電工、混泥土工這么多人的飯碗都搶了。”他笑道：“現在的錢多難賺啊，一個小工都要200元一天呢，我這樣利用空檔搞一下，省不少錢呢！”

父母去世后，弟弟成了我唯一的娘家人。每次我回娘家，總想著給他們買點什么，衣服、保健品、化妝品……可一到要走的時候，后備箱被弟弟塞得滿滿當當：自家養的土雞、熏好的臘肉、菜園子里的蔬菜。他笑著說：“自家的東西不值錢，你吃得放心。”

2019年，侄女考上了湖北的大學，弟媳在老家縣城做了飯店服務員。日子像是剛剛撥開云霧，一點點亮了起來。弟弟說想把老屋翻修成像樣的小別墅，再干幾年就歇歇——這輩子苦夠了，想讓自己也過點“輕快日子”。然而，誰也沒想到，一場暴風雨正在醞釀。

我拿著診斷書，把情況跟侄女說了，她嚇得有點語無倫次。我安慰她說只要治療，還是有希望的。侄女穩了穩心神說：“姑姑，你在長沙，以后可能要多辛苦你了。我沒有別的想法，就是要我爸好好治病。”這個手術醫院要求交10萬，農村醫保能報銷30%，自費的花銷應該10萬以內。

弟弟住進了湘雅附二準備手術，我以病人家屬身份去陪護，他沒讓弟媳請假，說：“我還能走能動，別耽誤她，手術時再過來吧。”

弟弟的癌細胞已經浸潤淋巴，面頜骨和眼底，醫生說手術方案是把整個右臉甚至右眼，以及脖子上的淋巴都切除，然后再植皮。這樣一來，右臉只有一張皮，再在里面補一層皮，跟糊個窗戶紙差不多，相當于“無臉人”了。我和弟弟對視一眼，從彼此的眼中看到了驚恐和慌亂。沉默了一會后，弟弟突然說：“要是切成這樣還沒治好，怎么辦？”

其實對于那個未知的結果，誰也沒法打包票。不過我還是說：“做了手術肯定就能好。”弟弟低下頭，手掌揉著太陽穴，自言自語：“嗯，應該至少不會疼了。”

手術原本定在4月2日，弟媳、侄女1號就都來了長沙，準備送弟弟做手術。上午查房后，醫生拿著手術知情同意書過來，告知我們各種風險，那些關于大出血、感染、功能喪失、甚至死亡的字眼像鈍刀，割著我們的皮肉，我們靜靜聽著，誰也沒敢打斷醫生。

醫生說完，侄女做了個深呼吸，接過知情同意書，平常獨當一面的弟弟，此刻成了不知所措的孩子。我給他們也給自己打氣：“還是那句話，只要治療，就有希望。”侄女在同意書上簽下了她的名字。

為了緩解弟弟的壓力，我提出去橘子洲玩一天。路上，我叮囑侄女多拍點照片，悄悄跟她說：“過了明天，你爸就不是現在的樣子了。”我聲音發哽，侄女也紅了眼眶。

那是我有生以來最沉重的游玩，我們表面談笑風生，心里卻都壓著一塊大石板，誰也沒點破，只怕一開口就撐不住。我們那天至少走了兩萬步，找各種理由拍了好多照片，弟弟全程微笑著配合，還跟我們說他九幾年在長沙打工時，橘子洲沒這么多雕塑、燈光和游客。末了他感慨一句：“長沙變得太快了，都快認不出來了。”回去后可能走得太累，弟媳說那一晚弟弟吃了晚飯就睡了，還睡得特別香。我捶打著酸脹的腿沖侄女擠擠眼睛：“昨天沒白走。”

可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第二天，原定4月2號的手術被臨時叫停，負責植皮的皮瓣專家被緊急調走，主治醫師不敢換人，只好通知我們延期三天。弟弟像是被抽掉一口氣似的，說：“運氣不好啊。牙疼疼出個癌癥來，好不容易定好的手術也出幺蛾子，怕是沒那么順利。”我立馬打斷他：“別胡說，人吃五谷雜糧，哪有不生病的？你這叫好事多磨，做了手術就否極泰來了。”

“對對對，爸，你不是愛唱那首歌嗎？不經歷風雨，哪能見彩虹？” 侄女接了一句，索性唱了起來。我也跟著唱，我們一邊唱一邊笑，聲音飄在街頭，顧不得別人異樣的眼光，那是我們緩解焦慮的方式，用歌聲給弟弟打氣，也給自己撐起勇氣。那幾天，我們爬了岳麓山，去了世界之窗，逛了動物園……努力讓弟弟的腦子不閑下來。弟弟跟著我們到處轉，疼得厲害了就吃粒布洛芬。

熬到4月5日上午，我們送弟弟進手術候診室。沉重的鐵門關上，透過門上那個小長方形的玻璃框，我看到弟弟坐在等候手術的人群中，回頭望著門口，眼里滿是不舍、無助與無奈。一身病號服寬寬大大地掛在他身上，像一面招展的旗。

我的眼淚不自覺流下，弟媳和侄女也哭出聲來，老公也紅了眼眶。我們都知道，弟弟進了這道門，出來就不是現在的模樣了，何況這一去生死未卜，結果無法預料。

到了中午，我們一直守在手術候診室門口，都不肯去吃飯，生怕漏掉什么事情，最后老公去買了飯來，沖我們發了脾氣：“你們不吃飯他就能好得快？要這樣我愿意餓十天。這是個持久戰，我們不能才開戰就把自己整垮，到時誰來照顧弟弟？”聽他這么說，我們接過飯盒，強迫自己把飯菜一口一口塞進去。

手術做了5個小時，醫生捧著一個鐵盤出來，給我們看切除部位，疲憊地說：“眼睛保住了，手術很成功，該切的都切了，放心。” 我們再一次熱淚盈眶，手術成功了，眼睛保住了，這已經是目前最好的狀態。

我們這才知道，手術后病人直接進了ICU，家屬看不到，我們只能看到醫生托盤里那一大團血糊糊的“骨肉”。醫生囑咐我們準備毛巾、衛生紙、肥皂、盆、還有紙筆送到重癥監護室去，病人因為氣管切口沒法說話，只能寫。我們家屬只能就近住下，留下聯系方式，有什么事醫院再通知。我和弟媳、侄女商量，弟弟的術后陪護還是以我為主，因此留了我的電話，弟媳和侄女就都先回去了。

弟弟在重監室的第二天，鬧情緒出現幻聽幻影， 吵鬧著要回家，還一度要拔針頭。醫生緊急給我打電話，說病人因為過度虛弱可能出現這種現象，病人情緒不穩定，可能會影響術后治療和恢復，要家屬趕緊過去安撫一下。

我來到醫院，跟著護士穿過長長的的走廊，進入一個充斥著各種機械聲的大房間。若不是護士指引，我幾乎認不出弟弟——他的頭腫得足足大了兩倍，纏滿厚厚的紗布，身體吊著各種管子。我抓住弟弟的手時，他的眼角溢出了淚珠，我絮絮叨叨跟他說：“你好好養兩天，等轉到普通病房我就來照顧你。”他點點頭，直到護士催我走，他的目光還追隨著我，不肯移開。

4月8日下午，醫院打電話說弟弟可以轉普通病房，我趕過去，和護士一起把他接到普通病房安置好，他示意我把本子、筆拿給他，抖著手用力寫著：手術成功，放心。我打了大紅包給他，又哭又笑：“是的，手術很成功，吃了這個苦，以后就會無病無災，喜樂安康。”

重癥患者術后護理是個很麻煩的事。因為氣管被切開，喉嚨里的痰和血水不時會從切口涌出來，需要實時擦拭，不然堵住氣管會有危險，還有鼻飼管輸的營養液、手臂上的吊瓶，都要細心觀察，輸完了就要叫護士。弟弟大腿從膝蓋往上，一直到大腿根下3寸處，切除了2寸寬的皮膚植入口腔，腿上的傷口也要換藥消炎。

弟弟喉嚨里總是拉風箱一樣，發出很大的呼嚕聲，我害怕痰一下堵住喉嚨，他上不來氣，只好眼睛不眨地盯著，一夜沒合眼。老公怕我這樣白天黑夜守著扛不住，9日特意來醫院陪晚班，要我回去睡覺。結果我10號早上過來替換他時，他拉我到走廊，雙手亂搖，不住地干嘔說受不了，要給弟弟找護工。我說：“只住幾天就能出院，別折騰了，弟弟知道以為我們嫌棄他呢。”

弟媳和侄女多次打電話來，說要過來陪護，都被我制止了。我想著弟弟以后還有漫長的康復期，都需要她們出力，眼前這幾天不用勞師動眾，我一個人承擔就行。在普通病房只住了四天，醫生就要求弟弟出院，說先回家休養，三個月內再來做放化療。

4月12日，我辦理了出院，打車送弟弟回了老家。因為切除了右邊臉眼睛以下的骨頭，弟弟只能吃流食，一開始用吸管吸食，后面能用小勺子一點點喝。弟弟的臉用大腿植皮，左腿小了一圈，疼痛加上虛弱，也不能走路。為了增強抵抗力給化療做準備，弟媳給他熬雞湯，我給他買蛋白粉，還讓他一周注射一次白蛋白，這樣過了兩個月，他稍微好一點，能慢慢走路了。

拆線后，弟媳把家里所有的鏡子都藏起來了，弟弟還是從車子的反光鏡里看到了自己的樣子。因為頂著一張“鬼臉”，弟弟很敏感。特別是有一次鄰居家的小孩被他的樣子嚇哭了，他更加自卑，窩在家里不出門，情緒低落。病人最怕心情不好，于是我和侄女約好，每天分時段視頻轟炸跟弟弟聊天，給他打氣，要他別胡思亂想，把身體養好，好對付后續的治療。

弟弟也漸漸開朗了點，還跟我們聊起手術時的事，他說麻醉后他第二天才醒來，當時好多醫生圍在身邊，自己只覺得喉嚨里不舒服，一個醫生鼓勵他，要他用力咳出來。他使勁一咳，一股鮮血直飚天花板，濺了其中一個醫生一身。旁邊有人說衣服臟了，可那個醫生卻很如釋重負：“咳出來就好了，咳出來就好了！”弟弟笑著說：“難怪說醫者仁心！”我也笑：“你看，素昧平生的醫生都希望你好好的，你更要爭氣，不要辜負他們的心血呢。”弟弟點頭說也是，停了一下又調皮地說：“我花了這么多錢，要活夠本才劃得來呢！”

在家修養了三個月，到了該化療的日子，我陪著弟弟到湘雅附二，醫生卻說要我們去省腫瘤醫院化療，腫瘤醫院說沒有床位，已經排到兩月后了。我怕耽誤治療，心急如焚，去求湘雅的主治醫師，醫師幫我們打了招呼，才在那邊住上院，又開啟了新一輪檢查，結果查出肺上有結節，是癌細胞轉移。因結節較小沒法手術，只能放化療控制。放化療的過程最痛苦，弟弟惡心嘔吐掉發，全身長痘，鼻子流血……身體肉眼可見地瘦下去，以前走路帶風，現在能被風吹跑。

這種治療是治一周停一周，三次為一個療程，每做完一個療程，就要做一次檢查。為了治療效果，猶豫再三，在我和弟媳的堅持下，我們給弟弟選了進口化療設備，這不在醫保報銷范圍，再加上來去的車費，吃飯住宿，一周一瓶白蛋白，錢變得越來越不經花，弟弟有點焦慮。

時不時就跟我們算賬，還說：“辛苦了大半輩子，省吃儉用，沒想到這一病，攢的錢化了個七七八八。”他摸著因化療而禿的光頭，聲音平靜：“女兒快大學畢業了，不用太擔心。我得給我老婆留點養老錢，一個人都用光，對她不公平啊！”弟媳哭起來：“我要你留錢干什么？只要你好好的，我去討米都樂意！”

雖然醫生不斷調整用藥，弟弟肺上的結節沒有消除，反而一直在長大。這讓他更加心情不好，總覺得錢像流水一樣花出去，卻沒有一點效果，全成了泡影。

在這期間，一個和他一起化療的老鄉因為承擔不起費用，不得不放棄治療。出院那天，那個老鄉把一個小葫蘆造型的掛件取下來給弟弟，哭著跟弟弟說：“哥，我不想死啊！”弟弟看著他哭，也跟著流淚。那個下午弟弟捏著那個葫蘆，一直沒說話。

老鄉得的是肺癌，比弟弟小8歲，有三個孩子，為了給他治病，家底子全部掏空，還欠了很多的外債，他老婆實在借不到錢了，才忍痛放棄治療。國慶節剛過，弟弟照例來做化療，才掛上吊瓶，他習慣性地去看手機，就看到老鄉去世的消息。弟弟放下手機，從貼身的口袋里摸出那個葫蘆，發出低低的、小獸一樣的嗚咽，我心里發酸，卻不知道怎么安慰。

2023年春節，弟弟覺得沒希望，而且治療太痛苦了，他說：“不想治了，別糟蹋錢了。”醫生說結節長得慢，試試用靶向藥加化療，應該有效果。我跟弟弟說：“你辛苦大半輩子，就這樣放棄了，甘心嗎？”弟媳也說要他再試試，侄女也哭著說：“爸，我還沒結婚呢，你不是說以后要幫我看孩子嗎？那你得好好治療啊！只要醫生說還能治，那就有希望啊。”

弟弟還是有點喪氣，說：“一個邵陽的病友，做生意的，不差錢，早幾年得了口腔癌，手術切除后經過治療說好了，這不才3年，又復發了，現在二次手術后又在化療。”弟弟無精打采地靠在沙發上：“這病要么治不好，要么復發，反正是個死，何必勞民傷財再受這個罪？”我生氣地說：“誰最后不死？在生與死之間的堅持，就是希望，明明還有希望，為什么要放棄呢？”在我們的勸說下，弟弟又開始了新一輪治療。

靶向藥5000一針，一個星期打一針，兩個療程下來，弟弟肺上的結節沒有長大，我們都挺開心，覺得能穩住就是好消息。弟弟心情也好起來，還跟一些老病友分享經驗，說靶向藥效果不錯。侄女還跟他說：“看吧，堅持就有希望吧？”

那段時間，是弟弟生病以來我們最輕松的時候，弟媳還跟我講，準備把后山收拾一下養雞，讓弟弟在家也有點事做，這樣他的生活會充實些。我舉雙手雙腳贊成，答應“入股”支持。雖然知道這一來，養雞的重擔大部分又會落到弟媳肩上，不過能讓弟弟有點盼頭，也是好的。

不料養雞場還沒建起來，2023年中，弟弟肺上的結節又開始長大，主治醫師調整了兩次方案，能用的藥都用了，最后無奈地告訴我們，他無能為力了。弟弟泄氣了。第二天早上，弟弟同病房隔壁床的病友再也沒有醒來，弟弟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吵著要辦了出院就回去，說再也不治了。

這時一個經常聊天的病友告訴我們，廣州中山腫瘤醫院可以微創治療，效果還不錯。我當即把這一情況告訴弟媳和侄女，侄女在網上咨詢了中山醫院的醫生，表示這種情況可以做微創手術。省腫瘤醫院的主治醫師也建議弟弟可以去試試，說：“微創手術傷口小，恢復快，病人沒這么痛苦。”

弟弟聽醫生這么說，眼里有了神采。我說：“已經拜了九十九拜了，不差這一拜，說不定好消息在那里等我們呢！”弟弟點點頭說：“好賴再賭這一回，要再輸了，就堅決不治了。”不知為什么，我覺得那天的夕陽特別大，煎蛋一樣掛在后山山頂，好久好久才沉下去。

2023年10月，我陪弟弟去中山醫院做微創手術。這一次，弟弟特別健談，回憶起我們小時候的趣事，還有他結婚后和弟媳的打拼歲月，說：“供出來女兒，安葬了父母，建了房，買了車，在村里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這一病，能治的地方都去治了，錢花了，罪受了，虧吃了，老婆孩子姐姐姐夫都盡心盡力了，再有什么，也沒有遺憾了。”他絮絮叨叨地說著這些，我聽著怪怪的，一種不祥的預感涌上心來。

我們到中山醫院找到醫生，按要求先做了檢查，弟弟的情況確實能做微創，不過醫生說雙肺都有很多小結節，微創只能盡量消除大一點的結節，甚至有可能因為手術激活小結節，讓其瘋狂增長，要我們有心理準備。

這一回，弟弟主動表態說：“既然來了，就先試一下吧。”他堅持自己簽字同意手術。微創看著簡單，可弟弟做完右肺，就出現了氣胸和積液，沒法接著做左肺，需要回家休養，等氣胸消除再來做。

我們只好回家。在高鐵站，弟弟就發起燒來，我直接送他到縣人民醫院住院治療，慢慢消除氣胸。過了一個月，我們二下廣州，弟弟的左肺做了微創。這一次，同樣出現了氣胸。我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醫生說：“再好的治療也是因人而異，每個人的吸收和耐受不一樣，出現的反應也各不相同，回去好好養著吧。”

2024年春節過后，復查顯示弟弟肺上的結節有很多長大了，還出現了骨轉移。這一次，他堅決不肯再接受治療，我們也知道，再治療已經沒有意義了，也就不再堅持。在最后的日子里，弟弟交代我：“我給她（弟媳）留了養老錢，她老實，如果以后要再走一步，姐你和姐夫幫忙把把關，別讓她老了老了吃個虧，跳火坑里了。還有以后妹子找對象，你們也看著點兒。拜托你們了！”他口中的“妹子”，就是我的侄女，他的女兒。

過一會兒他又摩挲著老鄉給的小葫蘆，感嘆著：“不是以前辛苦賺錢攢了點家底，這回生病哪能治這么久？只怕跟那個老鄉一樣，早不在了。”他每天胡思亂想，越想越鉆牛角尖，好幾次跟我說：“自己一輩子勤勤懇懇，不偷奸耍滑，不投機取巧，為什么老天這樣不公平，讓他年紀輕輕就得這樣的絕癥？”

弟弟以前是家里的頂梁柱，可現在，他竭盡全力也趕不走體內的病魔，只能眼睜睜看著死神一步步逼近。他慌張又無助，性情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會無緣無故發脾氣，說弟媳笨手笨腳不會照顧人，不想事；說她沒個計劃，不知道輕重緩急……弟媳經常被他氣哭，私下里跟我說：“姐，他現在怎么脾氣這么大？天天沒事找事罵人……”

他也罵侄女，訓她這么大個人了，連個對象都沒有，罵她就要畢業了，還不為工作發愁。還說：“她這樣沒頭沒腦，以后怎么辦？”搞得侄女都對他又害怕又擔心，每次打電話都膽戰心驚，侄女不理解：“以前爸爸是個捧場王，現在一天到晚挑刺，這怎么和他相處啊？”

我安慰他們：“他是心里煩，只好沖你撒氣，你別計較，我們知道你受委屈了。”那不僅僅是煩躁，更是對自己無法再保護家人的憤怒，曾經的頂梁柱成了家里的負擔，弟弟接受不了這樣的自己。說著說著，我的眼淚不爭氣地滾出來。在我們老家，老一輩有一種說法，一個人預感到自己時日無多，怕身邊人走不出去，就會找各種借口吵架，讓活著的人怨恨他，最后就不會傷心了。

2024年6月，弟弟的右手右腳失去了知覺，生活不能自理，吃飯是弟媳喂，早晚攙著他在屋前轉轉。過了一段時間，弟弟神志不清開始說胡話，我給他打電話，他都不能接聽了，我打給弟媳，弟弟有時還會對我笑笑，后來慢慢不認識我了。

7月，弟弟陷入昏迷狀態，怎么都叫不醒。我們都趕了回去，守在他身邊呼喚他，希望他能醒來看看我們。侄女不時給他喂一點水，弟媳請了村醫給弟弟注射氨基酸和白蛋白，不知道是不是藥物的作用，到晚上我叫他的時候，他的左手握住了我的手，我趕緊告訴弟媳和侄女。侄女激動起來，也握住弟弟的手，大聲問他：“爸爸，爸爸，你能聽到我說話嗎？能聽到就握緊我們的手，好不好？”

我們明顯感覺到手上一緊，弟弟的呼吸急促起來。于是我和侄女兩雙手和他的手緊緊握在一起。我的眼淚滴落在握在一起的手上，慢慢跟他說：“弟弟你別怕，我們都在這里陪著你。你放心，不管以后怎樣，你老婆和女兒都是我的親人……”

手上的力道漸漸退去，弟弟呼吸漸漸平緩，我們再怎么呼喚，他都沒有反應。到了第二天，我們再喂水，他已經不會吞咽了。

三天后，弟弟終于卸下了所有的疼痛與不甘，在那個他親手一磚一瓦建起的家里，在親人淚眼的注視中，安靜地走完了他勞碌、堅韌卻也飽受磨難的一生，他的呼吸永遠地停在了盛夏。

編輯 | 小滿 實習 | 琦萱

紫藤蘿

劍走偏鋒的農村大媽，右手執筆左手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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