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紹儀：100年前的兩面人——兼論海洋性政治觀

早年在sysu上學，珠海校區就坐落在唐家灣，但那時的我，并不清楚這里孕育了民國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1862-1938）。

就像20年前，我第一次去上海，知道有徐家匯，卻不知道這是明代西學第一人徐光啟的家族所在地。這次周六得閑，從廣州驅車一百公里，抵達唐紹儀故居/生平陳列館參訪前后，才做了一點了解。

唐家鳥瞰圖

01 方圓百里內，半部近代史

唐家灣位于珠海最北側，緊挨今天的中山市。但1862年唐紹儀誕生時，中山市還是香山縣（1925年改中山縣），珠海則隸屬香山縣，再往上是廣州府。其時，廣州府下轄14縣，包括東莞縣、新安縣（今深圳大部分）、新會縣（今屬江門）、清遠縣（今清遠市）等。

唐家灣以北數公里，就是中山翠亨村——孫中山（1866-1925）的家鄉。1912年南北議和，唐紹儀與孫中山雖為初見，但兩人“以鄉音傾談”，加之都有過留洋經歷，一時引為“故交”。南北議和能成功，與唐孫二人的一見如故關系重大。

唐家灣以西50公里，梁啟超（1873-1929）就出生在新會縣茶坑村，我曾多次驅車前往梁啟超故居，有時候什么也不做，只是爬一爬村后的nai子山，遠眺一下被魚塘覆蓋的三角洲地勢；新會往北幾十里外，則是他的恩師康有為（1859-1927）的家鄉南海縣。

沒錯，唐紹儀、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這四位近代歷史舞臺上的熠熠生輝的大人物，他們的出生地都在珠江入海口西岸方圓百里內。區別在于，年紀最大的唐紹儀屬于清廷官派留學幼童（第三批），而孫中山則受惠于長兄孫眉在檀香山的事業，得以自費留學；康梁師徒二人，他們走的依然是傳統的科舉及第之路，只不過他們的“操作系統”在沿海地區耳濡目染，同時注入了中西思想，最終在“戊戌喋血”之后，被迫出走英日。

今天看來，四人中，以孫中山名氣最大，唐紹儀名聲最弱，康有為晚節不保，梁啟超流芳至今，但拋開名聲大小褒貶，以唐紹儀的政治實操經驗最為豐富。

02 海洋性政治觀念代表人物

1881年，唐在被迫結束7年留美經歷后，從哥倫比亞大學退學，回到清廷，從低等外交官開始做起，憑借在朝鮮的出色表現，逐步成為袁世凱的得力干將。

1899年山東教案后的中法談判，1905年中英在印度加爾各答就西藏問題談判，1907年執掌東北期間與日、俄談判，唐紹儀都獲得了超出預期的談判成果。

尤其是他在中英加爾各答談判中，在一次公開演講鐘用流利的英語對世界各國憲法大綱與英國政體的點評，為他贏得了談判對手的尊敬，《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的簽訂，也成為以弱抗強的典型外交案例。

當然，今天的晚清政府已經被一刀切認為是“腐朽”的，所以，唐本人的事跡也就沒有大眾傳播的空間了。

唐紹儀堪稱近代中國第一個具有現代外交意識、能力的外交官，比郭嵩濤、曾紀澤更了解西方政治的運作機理，比巴黎和會上大放異彩的顧維鈞（1888-1985，唐的女婿）又整整早了一輩。

但通過參訪、了解這位民國短命內閣總理的一生，我發現唐紹儀固然有私德疑問（生活奢靡、晚年納妾），但在政治實務上卻是一個進退有序的理想主義者，既有戰略上的堅定，又有戰術上的妥協。

筆者認為，這可能來自于他的家族背景（買辦經商）、留學經歷（通曉西方政治中的妥協）和外交實務（多次對外談判經驗）。

早先在粵海關參訪，在北京利瑪竇墓地拜謁，以及閱覽宋元以降的沿海貿易史，筆者就曾提出北京官員視角與沿海居民視角的比較一說，這次參訪完唐紹儀故居，我更堅信這一點，甚至貿然給唐本人貼了一個標簽：中國海洋性政治觀的代表性人物。

所謂海洋性政治觀，大抵如上面說的，戰略方向上堅定不移，戰術執行中敢于妥協，對應陸地巖石性政治觀，后者恪守原則，一絲不茍，呈現出剛強、堅毅的特點。在巖石性政治觀分子看來，海洋性政治觀善變、少原則，用現時政治話語來形容，就是“兩面人”。

用他們的觀點，唐紹儀無疑是一百年多年前最典型的“兩面人”。

更恐怖的是，唐紹儀善于迂回、在妥協中尋求利益最大化的“兩面人”秉性，最終引來了殺身之禍。

1938年，軍統戴笠受蔣介石之命，派特工（暨南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劉青戈）除掉了在上海寓居的唐紹儀，后者與日本人保持密切交流，這引來民族主義斗士蔣委員長的不滿，決心除之而后快。但學界多年研究表明，唐并無出格之舉，結合唐的政治立場與操作風格，他很可能是希望保持談判渠道，更大維護中國利益。

但在激進的抗戰期間，唐的迂回之策已經無法為蔣所容忍，更無法被受到輿論影響的激進民眾所認可。自那以降，抗日是一種絕對的zz正確，一旦有人產生一絲懷疑，或者試圖走向談判桌，無疑屬于漢奸。

03 為什么海洋性政治觀重要？

唐的悲劇性結尾，恰恰印證了他所恪守的海洋性政治觀在中國的不適與退潮。海洋性政治觀講求留出“灰色地帶”，就像大海的潮汐，在海洋與陸地之間留下了一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過渡地帶。其行為表現為順勢而為、以退為進等特點。

而唐一生經歷的重大政治事件，堪稱潮汐哲學的最好體現。

在1881-1911這30年間，唐主要作為技術官僚和內閣/地方大員存在，他用高超的技巧在灰色地帶中尋求利益最大化；

1912年，唐紹儀作為南北議和的北方代表，力勸清帝退位，但保證皇室繼續擁有紫禁城并享受每年400萬銀元待遇；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一協議內容至關重要，罕見地保住了共和，又令清帝和平交權，甚至比1648年代英國光榮革命要更加“光榮”。

作為袁世凱的談判代表，唐紹儀卻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因為讓步頗多，他的首席代表身份在中途被廢除，但唐并未離袁世凱而去，反而繼續擔任首任內閣總理，確保議會總統制得以落地；但之后袁世凱表露稱帝野心，早已認可共和制的唐選擇辭任，表現出其原則不可摧的一面。

晚年唐紹儀已經完全超越了對權力和身份的在意，他在1920年代回到家鄉中山縣，1929年擔任訓政實施委員會主席，并于1931年擔任中山縣縣長。

在任期間，唐紹儀創立新校100多所，并借鑒國際自由貿易港模式，將唐家灣設為免稅商港，吸引外資入駐，推動進出口貿易，大力建設交通基建。不客氣地說，1930年初的中山，一如1980年初的深圳，都試圖建設一個經濟特區。（參觀時頓覺這是隔壁中大、吉大、北師大等學子該研究的好題目）

只不過，唐紹儀沒有等來七七事變，就被粵省軍閥陳濟棠奪了權，后者鼓動了中山縣兵的騷亂，逼唐離任。這當然是無可避免的，民國時期軍閥林立，唐紹儀試圖以個人權威捍衛家鄉之獨立，只能說屬于癡人說夢。

但唐紹儀以原內閣總理之身，降為一縣之長，還干得盡心盡責、有聲有色，只能說明民國政治生態之豐富，以及唐本人已經完全沉湎于“做事”，對“做官”毫不在意。

或許，我可以更有心機地去揣摩唐的內心：在他眼里，自己即便今天做村長，明天也依然有能力繼續擔任總理或部長；外在的職務已經不重要，內核在于自己的判斷、資源與執行力。

也因此，在筆者眼里，唐紹儀罕見地融合了西方的妥協政治與中國的中庸哲學，在他人生后期，已達到可進可退，在進中退，在退中進，這樣如火純青的地步。

反之，唐紹儀的稀缺也說明了中國的政治，中國的社會，中國的輿論依然停留在極幼稚的階段，即鄒讜先生所說的“全輸全贏”邏輯。不消說，這就是所謂巖石性政治觀念，看起來充滿原則、目標，但暴戾乖張、殘酷無情，當然，在公眾輿論中，這是耀眼的、迷人的，足以蠱惑烏合之眾，激活大批狂熱分子。

04 當下之隱喻，未來之命運

公允地說，唐紹儀無領袖之魅力，多是輔佐之才，這一點他不如孫中山；思想上的建樹，他沒留下什么，這一點不如梁啟超；但他既有現代政治之理想與抱負，又有外交內政之經驗與實踐，這也是他先后與袁世凱、孫中山分道揚鑣的原因之所在。

袁世凱一介匹夫，并無公心，唐紹儀不愿意與他逆行，孫中山滿腔抱負，但好高騖遠，缺乏實操，唐紹儀也接不住他的夢想。

唐紹儀終究只是沒有根系的官僚，通曉泰西政體，熟稔政治操盤，但他沒有暴力資源，也沒有財閥支持，依靠的只是自己的經驗與多年積累的聲望，在這兵荒馬亂的民國是很難立足的。遇上常凱申這樣暗殺出身的軍人寡頭，落得一個身首異處的下場，也不算意外。

所以，梳理下來，自袁世凱以降，未得實權的孫，得了一半實權的蔣，以及一統天下的毛，他們都是巖石性政治觀的簇擁。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的鄧，則包含了一部分海洋性政治觀，這也是珠海被圈定成四大經濟特區的背景所在。

今天，中國不再因為積貧積弱，反而因為崛起強大，重新與世界強國產生了摩擦，到底應該用巖石性政治觀還是海洋性政治觀去應對，這是個問題。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問題，答案已經有了。當我抵達“望慈山房”（唐紹儀為紀念母親而建的私宅）后，發現一樓正廳正擺放著“解放萬山群島戰役專題展”，呈現的是百萬雄師橫掃一切的決心與戰力。我繞了一會才發現，原來可以從后門上二樓，樓上正是“唐紹儀生平陳列”。

專題展與故居主人生平陳列的安排，無疑構成了一個zz的絕佳隱喻，大抵也注定了國家的未來之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