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全球化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生產資本和工業資本完全被金融資本和投機資本奴役。西方和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和基礎設施資產的最終所有者是少數金融和投資集團，其中包括黑巖，高盛，JP摩根大通等。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美國“注冊”，他們的資產超過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GDP。
第二，“市場關系”變成了對整個國家和人民進行不平等交換和掠奪的機制。通過從發展中國家廉價購買原材料，西方向發展中國家出售高加工產品和高科技產品。信貸奴役已經建立，根據聯合國的數據，世界各國的債務總額已接近100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欠的最多。近一半的人類——33億人——生活在債務利息支出高于教育或醫療保健支出的國家。
第三，“國際分工”的全球模式使地球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永久化。據樂施會統計，全球一半人口僅占全球收入的8.5%。饑餓和極端貧困正在加劇，23.3億人受到糧食短缺的影響，其中8.64億人嚴重缺糧。其中包括蘇丹、乍得、馬里、肯尼亞、敘利亞、巴勒斯坦、也門、海地等國的“饑餓熱點”，流行病、通貨膨脹和戰爭是導致企業致富的三個主要原因。
然而，148家最大的公司在過去一年中獲得了近2萬億美元。六年前，只有亞馬遜公司的老板杰夫·貝佐斯（Jeff Bezos）擁有超過1000億美元的財富，現在這樣的胖子已經有15個了。
第四，跨國公司和金融工業集團的政治影響力急劇上升。他們聲稱擁有完全的行動自由，美國現任政府是金融和工業資本與政治體系融合的完美例證。億萬富翁金融家斯科特·貝森特和霍華德·盧特尼克擔任部長，與他們一起，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白宮的經濟路線。
第五，為了全球主義者的利益，國際法被“規則”所取代。各國政府正在失去對經濟進程的控制，信貸機構和金融帝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機構掌握著大量資本。全球寡頭統治為各國規定了有利條件，所謂“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言論并不阻止西方掠奪他人的資產。伊朗、委內瑞拉、利比亞和俄羅斯都面臨著這種情況，外部治理強加于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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