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為何一再升級沖突？

事發現場監控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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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11日傍晚，武漢大學女研究生楊某在圖書館自習時，發現坐在對面的男生肖某隔著褲子抓撓大腿根和褲襠，她懷疑他將自己作為自慰對象，“動作持續不斷且非常明顯”（事后楊某自述），用手機偷錄了5段視頻共70分鐘，作為證據。

取證完成后，她沒有當場報警，直接與男生對質，全程錄音，并要求他寫下道歉信。肖某起初央求私下解決，但遭拒絕。她給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只要對方承認對她性騷擾，并書面道歉，她就“不鬧大”。

最終，男生在求告無果之下，只得先是寫“（偷）拍了姐姐”，侵犯對方隱私，然后承認“對姐姐做了下流的事，讓姐姐感到惡心。是我一時沖動，犯下錯誤，是我的過錯，傷害了姐姐，希望姐姐原諒我，下次決不再犯。”

他沒有料到，楊某隨即將這封道歉信和視頻作為證據，遞交給肖某的輔導員，要求學院給予他嚴厲處罰，包括：取消他本科期間一切評獎評優資格和保研資格，且不得入黨。

當時正逢暑假，10月7日，學院表示對肖某的行為如何定性存疑，和男方家長希望與她再作溝通，明確事實、溝通訴求。她拒絕配合，表示不信任學院能公平、公正、公開處理，第二天，在調查結果出來之前，就在網上發帖公開肖某的“罪行”。

此帖引發熱議后，肖某被普遍罵為“無恥下流”，學校也給予他記過處分。他承受了巨大壓力，陷入抑郁，家人認為這是創傷后應激障礙。但楊某并未就此罷休，又去法院控告他性騷擾。

這本來是兩年前的事了，最近再度出圈，是因日前當地法院對此事作出一審判決，認為在證據不足、場景開放、雙方無互動的情況下，無法認定肖某的行為構成性騷擾，確定他“無針對性”且“非性目的”，駁回女方的全部。

值得注意的是，她敗訴是因為法律上“無法認定性騷擾事實”，但在輿論場上，這被轉化為道德判斷——她“誣告”了。“誣告”的意思本應是“明知對方沒做卻說他做了”，但顯然，無論是她本人還是法律語言都不是這意思。

法律和道德的語言有著微妙而重大的區別：在辛普森殺妻案中，人們普遍認為他是兇手，是有罪的，只是苦于法律上無法證實，他被宣告無罪；而在張扣扣殺人案中，他在法律上被明確認定犯下故意殺人罪，但在公眾的道德觀中，他卻是無罪的。

本來這事無論如何也就告一段落了，但引發眾怒的是，楊某在敗訴之后發帖炫耀自己保研成功，奚落肖某，并暗示自己將不依不饒到底。

這番表態，讓人覺得她實在太囂張，她迅速 被視為“誣告”他人的新時代“惡女”，無數人都去她讀博的香港浸會大學投訴她，還扒出她的碩士論文 《中印生育行為影響家庭暴力的經濟學分析》 ，認為不過是粗制濫造的低劣之作，要求武漢大學取消其學歷資格。

一時之間，輿論翻轉，她成了人人喊打的負面典型，連女權主義的形象也遭波及，仿佛她象征了這些新女性最可怕的一面。這兩天還有不少人私信、留言給我，語帶譏諷，言下之意無非是：“你不是一貫支持女權主義嗎？對這樣一個女人，我看你能怎么為她辯解。”

此事涉及的爭論有著相當復雜的面向，其中有一點似乎無人提及，但我很感興趣的：她為何一再升級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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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事件中，楊某本有很多次機會以較小代價解決沖突：她可以選擇在取得書面道歉之后和解；可以在提交證據后積極溝通、明確訴求，等待學院處理結果而非發帖將事件擴大化；也可以在肖某受記過處分后滿足；即便是法院敗訴后，她也可以選擇尊重結果，平息事態。

但她都沒有，為什么？

冷靜想一下就能明白，雖然肖某現在遭受重創，但楊某本人這兩年也因為此事而不得安寧，更別提現在鋪天蓋地的惡評，她為這么一件小事投入那么多精力，說不定自己人生都受影響，這值得嗎？

這里面乍看起來最奇怪的一點，是她在事件爆發時，表現出來的高敏感和激烈，這分明是弱者極度缺乏安全感時才會有的應激反應，然而她隨后的表現卻又表現得極為強勢，咄咄逼人，甚至在敗訴之后都那么囂張，這不矛盾嗎？

從心理學角度來說，合理的解釋是：恰恰越是缺乏安全感的人，才越是需要借助釋放攻擊性來掩飾內在的虛弱，因為對他們來說，稍作妥協退讓，都意味著死亡恐懼。

孩子就是這樣。在成年人看來很輕微的一件事，他們可能反應極為激烈，因為他們缺乏自我防護能力，如果又沒有可靠的養育者供給安全感，那么他們就很容易對任何生存威脅的苗頭敏感，一旦遇到就會拼盡全力自衛——不幸的是，由于只顧及自身感受，他們往往意識不到已經自衛過度，傷到別人了。

在那些生存環境嚴酷的地方，久而久之，身處其中的弱者都會“進化”出一種本能：要想免遭欺侮，必須變得“不好惹”。事實上，楊某本人在一次接受采訪時就清楚表明了這一點。

在中國社會，這是一種適應性生存策略，甚至是每天都在進行的生存斗爭。原子化的脆弱個體在察覺到外界一丁點威脅、挑釁或侵犯時，如果自身缺乏有恃無恐的力量能穩得住，那么很自然地就會認定最好是看到苗頭就迎頭痛擊，要不然對方就有可能得寸進尺，“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的說法如此盛行，豈是偶然？

既然如此，妥協是不可能的，只會被視為軟弱可欺，唯有將對方徹底打倒擊潰，才能讓他自此不敢小覷你。至此，自己投入多少精力、代價也不在考慮之中了，因為那已經不是事情大小的問題了，而是后退一步就可能面臨人格崩解，是不可能屈服的。其結果，一點小事都可能引發不斷升級的沖突，必欲打倒而后快，因為在旁人眼里的小事，在當事人眼里卻是你死我活的斗爭。

這就解釋了楊某的一些做法為何如此毫不留情。她起初擔保“只要寫書面道歉就不鬧大”，但拿到后立刻反悔，因為那不過是她的斗爭手段；她開盒男生身份證、手機號等個人信息，號召對其網暴時，還說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打個屁的碼”。這些都可見她追求的是碾壓式的勝利，而不僅僅是維護自己的權利邊界——或者說，在她的觀念里，要維護自己，就得徹底壓倒對方。

這一思路看不到沖突處理的其它可能，說到底就是看誰的拳頭硬，權力高低決定一切，最爽的就是“你看不慣我又拿我沒辦法”。中國社會無處不在的權力博弈正是如此，也是男權文化的可靠特征，和女權其實沒什么關系，因為女權的權，是權利的權，而不是權力的權。

楊同學出身甘肅永靖縣，由于她表現出來的高調風格，不乏有人要求查一查她家底是不是“西北婆羅門”，但在我看來，她的人格特質不過是一種應對敵意環境（盡管這種敵意有時可能出自她的主觀想象）的應激式生存策略。可悲的一點是，她看上去“女權”，實際上卻很可能是厭女的，因為那種毫不妥協的權力博弈痛恨軟弱，崇尚咄咄逼人的攻擊性。

耐人尋味的是，如果說楊同學的人格特質有點像“男性化的女性”，肖同學卻顯得像是“女性化的男性”。

盡管他事后深受精神創傷，性騷擾指控也因缺乏證據而不成立，但難免有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果他當時真的只是濕疹瘙癢，并未做出不雅動作，那為什么要寫下書面道歉？甚至為何一開始就央求私了？

這當然有兩種可能，一是他做了，認罪，但事后法律上證據不足，無法定罪；二是他沒做，但迫于女生的壓力，為了息事寧人而道歉認罪。無論是哪一種，都可見他當時完全擋不住那位女生凌厲的攻擊，為什么？因為他可能從小的教養模式里，面對沖突時就特別害怕這樣，試圖以屈服、順從來換得風暴平息。

在他出事后，替他奔波、出頭的一直是他母親，很有可能，他從小最怕的就是嚴母責罰。觀察者網上的一篇報道里有這么一段：

肖母介紹，家里對肖某某自小管教嚴苛，與女同學發生糾紛、打架，無論對錯，回家都要罰跪；高三畢業前，都是家長接送上學，與社會幾乎脫離，沒有處理事情的能力。他如果知道是性騷擾這么嚴重的指控，肯定不會息事寧人亂寫道歉信。

其母那么說，當然是意圖解釋自己兒子清白、單純，但她似乎沒有意識到，這樣一個男孩子，他的攻擊性是被深深壓抑的，必然難以應對那種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生存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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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會怎么收場？

從以往的相關個案看，大多有人退一步。2020年，清華大學學姐控告被學弟摸臀，公布其個人信息讓他“社會性死亡”（“社死”一詞流行就源于此事），但監控視頻不支持她的說法，她道歉之后，兩人隨后和解；2023年，川大女生懷疑被大叔在地鐵偷拍，但也缺乏證據，最后她屈服認錯。

現在，楊某采取的卻是高風險博弈路線：即便敗訴，她卻仍不低頭，選擇硬挺到底，也正是她這一態度，讓很多人極為不滿，主張必須對她嚴懲，因為對他們來說，此事起初的是是非非已經不重要了，而是法律判決之后她的態度如此強橫。

“海邊的西塞羅”算是溫和自由派，自稱期待“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與和解，而不是對立”，但他實際上強調，為了維護正義和規則，必須懲罰那個女生：

我覺得我們的社會接下來要做兩件事，第一，是為蒙冤的男性洗冤、脫罪，第二，是給不尊重法律判決和肆意侵害他人隱私權的女生以適當的警告、甚至懲處。 這無關男女，這只關乎正義，如果我們不堅守這條正義的底線，那么未來被相似誣告、網暴的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可能是男人也更可能是女人。

有的人就更激烈了。“將爺”在一篇10萬+的長文中旗幟鮮明地說：

我主張對這類“巨嬰型惡女”進行反擊，來形成震懾效應。這是因為，這種女生極度矯情自戀刻毒，制造的惡，正讓太多孤弱善良的學子遭受滅頂之災。

我不清楚他們所說的“懲處”和“反擊”具體指的是什么，但看得出來，他們都認為善惡已分，而楊同學當然屬于惡的一邊，她的做法動搖了社會道德秩序，而為了捍衛這一秩序，就必須讓她知道點厲害，以儆效尤。

這種義憤誠然可以理解，但你不覺得奇怪嗎？這和楊同學的思路如出一轍：“我”主觀認定的就是法，由我來宣判，我善你惡，并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自己判定為道德錯誤的一方，予以毫不寬恕的懲罰。那如果對方不屈服怎么辦？看來只能繼續加碼升級懲罰力度。

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這正是問題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