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礦生死局

資源品，包括石油、煤炭等能源資源以及各類金屬礦產資源，是整個工業體系的糧食和血液，是整個工業體系運轉的基礎。

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和礦產資源消費國，我國始終在面臨各類關鍵資源儲備不足或者價格無法控制的問題。數據顯示，在36種戰略性礦產中，我國有20種對外依存度超過40%，13種超過70%；能源領域，天然氣的對外依賴超過一半，石油則高達70%以上。

資源稟賦先天不足，決定了我國礦企必須走出去。同時這也是和平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原材料問題的唯一解。在關鍵礦種和能源領域，走出去并購優質資產，獲得優質礦產的所有權，不僅是企業構建全球競爭力的必要手段，更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資源安全問題。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企業便已開始嘗試在海外布局礦產資源。但那時由于經驗不足，曾踩過不少坑。許多原以為能帶來收益的項目最后都打了水漂，甚至造成了大額虧損。

此后，越來越多企業意識到盲目“搶礦”的風險，企業的海外投資逐漸謹慎。但期間也有一批優秀的資源型企業，逐漸在全球化業務的推進過程中發展成國際巨頭。

近年來，隨著國內“雙碳”目標持續推進，資源類項目審批愈發嚴格，出海找礦重新成為企業獲取項目與拓展市場的關鍵路徑。同時，西方國家對中國在關鍵礦產領域的圍堵力度也在加大，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傳統投資目的地受阻，投資重心正在轉向非洲、東南亞、拉美等資源富集的新興市場。

但新興市場的投資同樣面臨問題。交通、電力、法制、政局、政策……新的變量層出不窮，競爭者也早已布局其中。如何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找到一條適合發展的路徑，正成為一批中國礦企所面臨的新課題。

今天分享的這篇文章，希望對你有所啟發，enjoy~

01

試錯

1984年，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收購澳大利亞波特蘭鋁廠10%的權益，這是中國企業首次以股權形式參與境外礦業項目，也由此揭開了資源型產業出海的序幕。

那是一個剛剛打開國門的年代。彼時的中國企業實力尚弱，經驗匱乏，對國際市場更是兩眼一抹黑。整個90年代，走出去的主體基本以中鋼、首鋼、中石油為代表的央企為主，相關企業海外投資無論是數量還是金額都非常少。

真正的“出海潮”在21世紀初拉開大幕。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汽車、化工、房地產等高耗能行業如火如荼，對礦產資源的需求開始迅速膨脹。與此同時，國家“走出去”戰略正式確立，金融、政策、外匯等多方面支持逐步到位，資源類企業開始加速奔赴海外尋找礦源。

數據顯示，2003年中國礦業對外投資額僅為13.8億美元，到了2013年，這一數字已增至248.1億美元，采礦業成為我國對外投資最活躍的領域之一。參與主體也從國企逐步擴展至部分實力民企，相關企業通過參股、并購、技術合作等方式進行海外資源儲備。

但資源的特殊性決定了，買礦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礦產埋藏于地下，不確定性極高，而資源型行業又天然帶有強監管屬性，極易遭遇東道國政策變動、地緣政治風險以及法律制度差異帶來的沖擊，這就導致中國企業長期以來踩坑不斷：

2006年，鞍鋼集團入主卡拉拉鐵礦，結果因為礦產品位不及預期，投了8年仍長期虧損； 2008年，中鋼收購澳大利亞Weld Range鐵礦13.6億人民幣，卻因基礎設施遲遲不到位，項目一度暫停長達七年； 2009年，中鋁集團收購力拓失敗，力拓單方面毀約并向中鋁支付了1.95億美元“分手費”； 2010年，紫金礦業因剛果金當地政府態度的變化，被宣布對當地銅礦的收購無效； 2012年，中鋁股份9.2億美元拿下南戈壁資源，但遭遇蒙古政府強烈反對，交易最終作廢。

根據《中國經營報》早年的統計，“十一五”期間中國資源企業在海外的礦業并購，失敗率高達95%。許多企業組團出海，結果拿回來的項目不僅沒有形成產能，還帶回了一堆訴訟、減值和教訓。

踩過坑之后，以往在能源領域沖在最前線的國企們，也開始變得謹慎，中國資源類企業對外投資熱度明顯降溫。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13年礦業類對外投資占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的比重為22.4%，2015年降至8%，而2016年上半年更是跌至4.7%。

此后，一批民營礦企汲取教訓，通過布局海外實現快速增長，完成從小企業到全球巨頭的跨越。其中典型者包括紫金礦業，洛陽鉬業等，都是在過去10年通過大規模的海外并購躋身到行業龍頭的位置。

紫金礦業在塞爾維亞、剛果金布局多個銅金礦，洛陽鉬業則通過收購北帕克斯銅金礦、巴西鈮磷礦等項目，迅速擴張全球份額。相比早期那種“大躍進式”的盲目投資，新一輪的資源企業出海，更加注重產業協同、政策協調與投資可控性，因此成功率有了明顯提高。

到了近兩年，國內“雙碳”目標持續推進，資源類項目審批趨嚴，電力、石化、有色金屬等資源型行業出海步伐又開始提速。但這一次，出海的路徑和以往有所不同。

02

博弈

近兩年來，情況變得更加復雜，西方國家在關鍵礦產領域頻頻收緊政策，給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設置了越來越多的障礙。

2022年6月，美國聯合歐盟、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等十余個主要經濟體，宣布成立“礦產安全伙伴關系”（MSP），稱其“致力于建立強大、負責任的關鍵礦產供應鏈”，制衡中國在關鍵礦產加工和供應方面的主導地位，也被稱為“礦產北約”。

MSP的一些國家中不乏過去中國礦產企業的投資高地。比如澳大利亞、加拿大，長期以來都是中國礦企出海的熱門目的地。根據統計，截至2022年一季度，我國在澳大利亞投資項目為所有國家最多，為259個，加拿大第二，為59個。

隨著政策的變化，我國繼續在這些國家進行資源投資，必然將面臨著更大的不確定性。典型的像加拿大在2022年頒布法案，對外國資源企業投資審查實施更加嚴格的規定和限制，后中礦資源、盛新鋰能、紫金礦業等一批中國企業在當地的股權收購事項，陸續都被撤銷掉。

面對持續收緊的西方政策環境，中國礦企的出海目的地，開始更多轉向東南亞、非洲、拉美等新興國家市場。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顯示，2021-2023年間，我國采礦業對歐盟、澳大利亞投資整體下行，但對東盟的投資整體在增加。同時，據多方報道，中國在非洲的權益礦布局也在提速，且在從僅投資上游礦產向投資整條產業鏈的方向演進。

這一方面是由于政策的倒逼。相比西方國家強調資源的安全性，新興國家在資源利用上的核心訴求是“換發展”，而中國來投資勢必帶動當地經濟，這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訴求。

而且，很多新興市場國家還是 “一帶一路倡議”的成員國，因此這些國家對中國的礦業政策相對西方而言整體要更加友好。

以贊比亞為例，中國投資的銅礦項目得到了當地政府在土地使用、稅收優惠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印尼也針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商礦企投資也出臺了包括稅收減免、投資便利化服務等一系列優惠政策和激勵措施。

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資源稟賦也極為豐富。公開數據顯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掌握著全球40%的鐵礦石儲量、32%的鉛鋅礦、26%的金礦以及近20%的銅鎳礦資源。由于歷史上戰亂頻發、勘探能力不足、資金投入有限，許多礦體尚未規模開發，這就給中國企業創造了機會。

近年來，贛鋒鋰業、寧德時代、比亞迪等在非洲鋰鈷資源圈加快布局，華友鈷業、天山鋁業等也在東南亞密集落子，投資鎳礦、鋁礦等資源，我國在新興市場的資源開發正在加速。

03

求解

新興市場的資源確實豐富，政策也對中國相對友好，但這并不意味著挑戰不存在。相反，從早期試水到如今加大力度布局，中國資源企業在非洲、東南亞、拉美的難題始終都存在。

首先就是“硬條件”的掣肘。與歐美等更加成熟經濟體相比，許多新興國家在基礎設施方面存在明顯短板。公路、港口、電力、供水，甚至通訊網絡，都難以支撐現代礦業項目的運行。

再者是“軟環境”的不確定。不少國家政局不穩、法律體系不健全，礦權審批流程缺乏透明度，合同執行力度有限，政策朝令夕改幾乎成為行業常態。企業不僅要應對礦產資源本身的勘探風險，還要時刻提防這些國家在制度上的“黑天鵝”。

地緣政治層面的阻力也更為復雜。隨著中國資源企業在新興市場的擴張不斷提速，西方國家的敏感神經也被不斷觸動。美國政府早已將中國在非洲、東南亞關鍵礦產鏈條上的布局，視為對自身技術安全和戰略地位的直接威脅。

為此，美國牽頭的“礦產安全伙伴關系”（MSP）不僅多次拉攏非洲國家“站隊”，還力推所謂的“洛比托走廊”計劃，試圖通過幾內亞灣鐵路與港口串聯，把中部非洲的銅鈷資源納入西方主導的供應鏈體系——不論這些供應鏈內部的真實需求如何，在關鍵礦產供應鏈“去中國化”是更加核心的目的。

資源國自身的訴求也在不斷升級。把資源紅利進一步轉化為工業利益，已經成為越來越多新興國家的政策目標，尤其是一些地區中心型城市。

近年來納米比亞、津巴布韋、加納、印尼等國陸續出臺禁令，禁止鋰、鎳、鈷、鉻等關鍵礦種的原礦出口，倒逼投資企業就地建廠、開展深加工。企業若想繼續掌握資源，必須在當地落地下游項目，或將收入資金在當地進行更長時間的停留。這種政策變化，正推動中國企業從出海“挖礦”走向出海“煉礦”。

順應這一趨勢，一批中國企業正加快向全產業鏈的延伸，逐步在海外構建“采-選-冶-銷”一體化產業鏈：

南山鋁業在印尼投資建設燒堿和環氧氯丙烷項目，以配套鋁產業所需的化學品； 中色股份與哈薩克斯坦簽署協議，擬共建年產30萬噸的銅冶煉廠； 中國礦業則在安哥拉基投建石英加工廠，以解決其礦產出口問題。

中國在大力投資非洲、東南亞等地區資源的同時，也在發揮“基建狂魔” 的特長。

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蒙內鐵路、坦贊鐵路等陸上交通設施，中國還在非洲、拉美等地區投資、建設和運營了幾十個港口，這些都為資源開發掃清了“最后一公里”的障礙。

中國并不只是把礦產作為商品獲取，通過帶著裝備、工藝、產業鏈乃至基建一起“走出去”，成功推動了當地社會工業化進程，達到與當地共發展的目的，這和西方國家單方面的掠奪式“經營”，有著本質的不同，這也是很多國家樂于在各個領域和我國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為一個對礦產資源有著幾乎無盡需求的國家，在過去40年間，中國靠著走出去的策略一步步拓展資源版圖。從最初的項目試水，到如今不少企業海外資產占比已超過50%，一批中國礦企已經完成了從區域性企業到全球資源巨頭的躍遷。

早前，我國主要的投資目的地是澳大利亞——這里有足夠多的鐵礦和煤炭。但隨著企業資本實力的發展，基建能力的跟進，中國通過投資非洲、東南亞等資源富集區，不僅為中國企業打開了更大的資源窗口，也有效分散了政治風險，提高了全球運營的韌性。

如今，中國企業在項目執行效率、成本控制以及技術能力上，已逐步具備國際競爭優勢，一些頭部企業比如洛陽鉬業等，已經搭建起覆蓋多個大洲的產業鏈與貿易網絡，并積極推進智能礦山、綠色冶煉等新技術，主動融入全球ESG議題。

在全球資源競爭越發激烈的當下，中國企業面對的困難還會越來越復雜。未來能否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并在制度、技術、環保等關鍵環節持續提升，滿足那些或積極或苛刻的合規要求，是我國資源企業能否在全球真正扎下根、站得穩的關鍵。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WEGO研究院，作者侯恬，原標題：《礦業是中國企業全球化的核心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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