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振元：教育強國的文化價值

當前，世界格局百年巨變催生國家戰略重構，國家戰略需求躍升推動教育使命升級。國家之間的競爭，是以綜合國力為基礎的全方位比拼，而支撐國家綜合實力的核心是文化。教育在大國競爭中扮演著基礎性、先導性與支撐性的關鍵角色。

教育強國戰略的提出，是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必然選擇，其核心目標是全面提升教育質量與效能，為國家的經濟繁榮、社會進步、文化昌盛以及人類文明發展輸送源源不斷的高素質人才，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撐。教育強國建設具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價值，更具有豐富的文化價值。

深入探究教育強國的文化價值，有助于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教育理論體系，深化對教育本質屬性及其多元功能的理解與認識；有助于為國家制定更加合理可行的教育政策、文化政策以及科技政策提供科學依據；有助于增強學校的文化自覺，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在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的歷史進程中，更需高度重視文化的重要性，充分發揮文化的獨特價值，從而加快教育強國建設，增強國家的整體實力與國際競爭力。

一、教育文化稟賦的理論根基

在中西方的不同文化體系中，教育的文化稟賦呈現出不盡相同的形態，分別從不同的文化視角出發進行梳理總結，能夠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教育文化稟賦的理論根基，從而進一步厘清教育強國的文化價值。

（一）西方文化視角

西方文化將教育視為其核心組成部分，通過教育思想、制度與實踐進行文化傳承并塑造價值體系。古希臘時期，蘇格拉底、柏拉圖以“對話”和“哲學思辨”培養公民理性與美德，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強調教育是城邦文化存續的基礎。中世紀教會學校以神學、“七藝”（文法、修辭、邏輯、算數、幾何、天文、音樂）為核心，將基督教價值觀通過教育制度化，大學（如博洛尼亞大學、巴黎大學）成為經院哲學與神學文化的載體。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教育家維夫斯（Juan Luis Vives）、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倡導古典學問與道德修養結合，推動世俗文化復興。啟蒙運動中，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愛彌兒》中提出“自然教育”理念，康德（Immanuel Kant）將教育視為人之為人的自由意志培養，使教育成為理性主義與科學精神的文化根基。近代以來，西方國家進一步強化了教育的文化塑造功能。工業革命后，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創辦柏林大學，強調教學與科研的統一，將科學精神與批判思維確立為現代文化的核心。美國的公立學校運動通過普及義務教育，將民主、平等等文化價值觀念融入教育體系。宗教改革與世俗化進程中，新教教育與世俗教育并行，共同塑造了西方文化中的個體主義、契約精神與技術理性。20世紀多元文化主義興起后，教育更是被視作文化認同與社會整合的工具，例如，美國多元文化教育強調包容移民文化。此外，歐洲的公民教育倡導普世價值，體現出教育與文化在沖突與融合中的動態互動。

教育在西方文化中始終發揮傳承文化和塑造文明的重要功能。從古希臘的城邦精神到中世紀的基督教倫理，從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到現代的民主價值觀，教育不僅是知識傳遞的載體，更是文化基因的“編碼器”與價值觀再生產的重要機制。通過不斷完善整體教育制度、具體課程內容與教育哲學理念，不僅實現了西方文明中理性傳統、個體自由、科學精神等文化內核的代際傳遞，而且在不斷回應時代需求的過程中推動了文化的革新與特定思想觀念的全球傳播。

（二）中國傳統文化視角

中國古代也將教育視為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同樣通過制度、思想與實踐將其深度融入文化傳承與發展體系。自周代起，“六藝”教育（禮、樂、射、御、書、數）已將文化知識與道德規范結合，形成系統的文化傳承載體。春秋戰國時期，孔子私學打破貴族壟斷，以“有教無類”推廣儒家文化，諸子百家通過教育實踐推動文化思辨，奠定“以文化人”的傳統。漢代“獨尊儒術”后，太學與科舉制度將儒家經典官方化，通過考試增強文化統一性，使教育成為維護文化正統、塑造士人階層文化認同的核心工具。宋明理學經書院講學重構儒家價值觀，推動文化思辨深化。明清實學思潮批判科舉空疏，倡導經世致用，拓展教育內容至實用知識領域；同時，民間蒙學、家訓與社學將倫理規范滲透至基層民眾，形成“文化入俗”的廣泛認同。

在中國傳統文化視角下，教育作為文化認同的紐帶，既通過官學、科舉維護文化統一，又借助私學實現文化基因的傳承。其本質是“以文化人”與“以人傳文”的雙向過程，不僅保障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而且推動文化在批判與革新中演進，體現了工具性（培養人才）與價值性（道德塑造）的統一，為后世提供了文化傳承與創新的范式。

（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視角

馬克思主義將教育視為文化的組成部分，認為教育是上層建筑的重要內容，承擔著意識形態塑造與文化傳承功能。馬克思強調，教育會生產不同的勞動能力，可能成為階級固化的工具。因此，要改造舊的教育制度、發揮教育的文化價值，克服資本主義的教育造成的人的異化和片面、畸形發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列寧則強調教育需服務于無產階級文化構建，通過工農教育普及科學知識與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使教育成為新文化體系的傳播載體。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便將教育作為革命的重要手段。黨的一大決議明確提出，“勞工補習學校應逐步成為勞工組織的核心，所授學說，最重要的是應能喚醒勞工覺悟”，強調教育對勞工群眾思想覺醒的重要性。毛澤東曾提出經典論斷：“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突出強調教育在革命斗爭中的文化功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理論體系，明確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中國化時代化理論成果作為培養文化認同的核心內容，把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作為教育教學的主體內容，致力于培養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黨的十六大報告把教育部分列入“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一章中，表明了教育的文化價值和文化屬性。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文化自信理論，教育作為文化基因的“編碼器”與人類文明對話的“橋梁”，更是要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革命文化弘揚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服務。從革命時期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代，教育始終承擔著文化傳承、精神引領、新人培養的崇高使命。

馬克思主義一直將教育視為文化的關鍵載體，中國共產黨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強調通過教育發展和革新文化，并借助文化資源滋養教育實踐。其本質是將教育作為意識形態建設、民族精神塑造與文明形態演進的關鍵機制，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培養賡續，使教育成為連接文化傳統與文明發展的紐帶，推動文化在傳承中實現創新性發展。

二、教育強國與文化強國的邏輯關聯

文化事關國本、關乎國運。文化興則國家興，文化強則民族強。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明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大方向，強調提高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黨的十八大將“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列為國家戰略，進一步明確了文化建設與民族復興的緊密關聯。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奮斗目標，“文化強國”有了可感可及的具體任務，明確了“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核心內容；提出了提高社會文明程度，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發展現代文化產業，對內凝聚精神力量、對外講好中國故事的具體要求。

文化強國建設的關鍵在人。人是文化傳承的“活態載體”。文化離開了人，也許就是文物；文化有了人，才是活生生的存在。因此，文化的傳承創新，根本在以人為中心的教育。縱觀人類文明史，文化基因延續的關鍵便是教育。正如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教育本質上是社會文化再生產的制度化機制。這種文化再生產在我國的教育實踐中便體現為通過教育所培養的人將人類社會的優秀文化代代相傳，文化血脈也由此得以賡續。但這種代際傳遞并非簡單的復制，而是通過教育者的價值選擇，實現對優秀文化精髓的繼承與升華，從而推動人類文明的延續和進步。因此，教育強國與文化強國具有深層的邏輯關聯，教育強國建設以文化為基礎，文化強國建設以教育為動力，二者相互協調、互動共進。

生生不息的社會生活是文化創新的不竭源泉和根本動力，而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是文化創新十分重要的直接力量。一方面，高等學校，特別是研究型大學，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方面軍，其活躍的研究行為本身就是文化創新活動，其研究成果也直接表現為文化創新成效；另一方面，學校培養的人才也能為社會的文化創新提供人才支撐和智力支持。不僅如此，教育還是文化傳播的有效渠道。教育的國際交流，實質上就是文化交流。教育通過知識共享與價值對話，驅動跨文化交流傳播，突破地理與語言壁壘，推動文明從“單向輸出”轉向“共生共創”。

三、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統籌推進的

文化訴求

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將教育、科技、人才專章部署，一體謀劃，明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構建支持全面創新的體制機制，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從表面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只是三者之間的協同互動問題，但從深層看，三者管理分屬不同部門，目標追求不盡相同，價值理念不盡一致。文化是解決矛盾、實現三者有效協同的重要因素。

文化為教育、科技、人才的協同創新實踐提供內在驅動，是成果轉化的價值歸宿。文化作為民族的精神命脈，為三者的有機融合提供了深層次的價值引領和精神動力，也為三者的協同創新提供了土壤。

首先，文化為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提供協同的思想基礎。文化作為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社會發展的深層密碼，構成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協同發展的精神內核。例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理念，直接影響了現代教育對科學精神與實踐能力的雙重培養，“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為科技創新提供了精神動力，“厚德載物”的包容理念則為人才培養確立了道德基準。此外，文化認同還能夠增強協同動力。文化認同作為民族共同體最持久、最深沉的精神力量，通過構建共同的價值坐標和情感紐帶，為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戰略的協同發展提供了強勁的內生動力。這種動力機制既體現為認知層面的價值共識，也表現為實踐層面的行動配合。在認知層面，共同的文化認同能夠凝聚教育、科技、人才領域的共同目標，當不同群體共享相同的文化價值觀時，更易形成協同創新的合力。在實踐層面，共同的文化認同易于培育協同發展的創新生態，構建文化引領的協同機制。

其次，文化為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提供共同的價值引領。第一，教育需要文化滋養。教育作為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核心載體，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價值觀的塑造，其健康發展必然需要文化的深層滋養。這種滋養不僅體現在教育內容的豐富性上，更深刻影響著教育理念的形塑、教育實踐的創新以及教育價值的實現。文化對教育的滋養是一個從精神內核到外在表現的系統性過程。教育必須扎根文化土壤、汲取文化養分、彰顯文化特質。只有在文化的持續滋養中，教育才能保持其生機與活力，培養出既有文化底蘊又能開拓創新的時代新人。第二，科技需要文化指引。科學技術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其發展方向和應用方式亟須文化的價值指引。這種指引不僅關乎科技創新的倫理邊界，更深刻影響著科技發展的根本目的和社會效益。這也意味著，科技創新必須立足文化根基、遵循價值規范、服務文明進步，科技發展若脫離文化價值，便可能導致技術濫用或倫理危機。在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唯有充分發揮文化的價值導向作用，才能使科技真正成為造福人類、推動文明進步的積極力量。第三，人才需要文化浸潤。人才的培養不僅是專業技能的提升，更是綜合素質的養成。人才作為推動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其成長過程必須經歷文化的深度浸潤。這種浸潤不僅能塑造人才的精神品格，更決定著人才的創新能力和價值觀念。文化對人才的滋養是從內在修養到外在能力的系統性塑造過程。文化中的價值觀、信仰、思維方式等，都深刻影響著人才的成長軌跡。

再次，文化為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支持。文化作為社會發展的深層土壤，為教育、科技、人才的協同發展提供了物質文化層面的基礎保障、制度文化層面的規范引導和精神文化層面的價值引領，共同構成了三要素協同發展的創新生態系統。一方面，文化環境促進協同創新。文化環境作為創新活動的孕育土壤，為教育、科技、人才的協同創新提供了系統性支撐。在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的進程中，需要特別注重創新友好型文化環境的系統性建構，既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創新智慧，又要吸收世界先進創新文化成果，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協同創新文化生態。另一方面，文化交流推動協同發展。在全球化和數字化的時代背景下，文化交流已成為推動教育革新、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的重要動力，成為教育、科技、人才協同發展的重要橋梁。通過跨文化對話與合作，不同文明間的智慧得以融合，為教育、科技、人才的協同發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機遇。深化文明互鑒，構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創新網絡，使教育、科技、人才在文化交融中實現更高水平的協同發展，不僅是國家戰略的需要，更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必然選擇。

四、教育強國建設中的文化自覺

建設教育強國、發揮教育的文化價值，必須堅持文化自覺。我國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認為，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換言之，文化自覺就是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費先生強調：“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只有在認識自己的文化、接觸并理解多種文化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在這個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立自己的位置，并做到文化自覺。

當下，在教育強國建設中，文化自覺不足是一個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主要體現為以下兩點。

一是文化自信不足。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頻繁，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西方文化憑借其強大的經濟、科技和傳媒優勢，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傳播。在這種文化沖擊下，部分民眾特別是青少年對本土文化的認知和理解不足，出現文化認同偏差，造成對西方文化的盲目追捧和對本土文化的漠視，導致本土文化在他們心中的地位逐漸下降。文化認同不足會對教育強國建設產生負面影響，導致教育目標和教學內容偏移，難以培養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和民族自豪感的優秀人才。

二是教育功利化傾向嚴重。教育功利化傾向表現在教育的各個層次。義務教育階段的部分學校辦學方式較為功利和短視，導致學生學業壓力過大，內卷現象嚴重，且利益相關者都深陷這種文化環境，無力改變。功利化的培養目標使學生成為“考試機器”，缺乏對知識的真正熱愛和追求。職業教育則過于強調職業技能的培訓，忽視了對學生職業道德、文化素養和創新能力的培養，使學生成為只會操作機器的工具，難以適應未來社會對人才的多元化需求。高等教育領域也存在急功近利追求產出科研成果的問題，“五唯”現象突出，忽視了人才培養的根本任務。此外，教育功利化思想也已影響到教育的各個環節。例如，課程設置忽視思想和文化教育，文化類課程被邊緣化；課程內容過分重視實用性，忽視基本素質的提高。教育內容的功利化導致學生的知識結構單一，缺乏文化底蘊、人文素養、持續學習能力和創新思維，導致學生在畢業后難以適應社會的變化和發展。同時，教育評價體系的功利化也進一步加劇了教育過程的功利化趨勢。教育的功利化傾向反映出對自身優秀文化基因的忽視，盲目追求教育的短期效果也暴露出教育實踐缺乏對文化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創建過程。

在這個動蕩不安、快速變化的世界里，建設教育強國，必須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教育承擔著光榮的文化使命，只有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從教育理念更新、師資隊伍建設、教學內容方法改革、文化設施完善、治理體系改革以及對外交流與合作等多個方面入手，持續深化改革、加強建設，方可達成目標。

五、發揮教育強國文化價值

的實踐路向

教育是強國興起的關鍵要素。這種關鍵性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并不局限在科技創新等特定方面。在文化強國建設中，教育同樣發揮著戰略先導的關鍵作用。充分發揮教育強國的文化價值，應作好如下五方面工作。

一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賡續中華文明精神命脈是教育強國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通過系統構建傳統文化課程體系，將典籍精華、歷史智慧、非遺技藝有機融入現代教育全過程，筑牢民族文化基因傳承根基。

二是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系統是意識形態建設的主陣地，承擔著價值引領的時代使命。通過貫穿大中小學各學段的文化教育，涵養精神品格，構建學生成長與國家發展同頻共振的價值培育體系，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進而在全社會范圍內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三是推動文化創新。教育強國建設為文化創新注入持續動能。通過構建學科文化研究平臺，促進傳統智慧與現代文明的對話轉化，激發文化創新內生動力。依托教育體系培育文化新業態，推動數字技術、創意設計與傳統文化深度融合，拓展文化發展時代維度。完善文化創新人才培養機制，在藝術教育、文化管理等專業領域深化產教融合，培育既通曉文化規律又掌握現代技能的復合型人才，為文化強國建設提供智力支撐和創新源泉。

四是滋養科技創新生態。教育體系承載著科技與人文融合發展的戰略功能。通過將人文精神融入科技之中，為技術注入人文底蘊，從而營造創新文化環境，傳播科學思想方法，開啟科技創新之門，最終促進創新人才不斷涌現，創新成果持續迸發。

五是促進國際文化交流。教育是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紐帶。通過構建政府合作、國際組織協調、校際聯合、民間交流和學術溝通等多種教育合作機制，加強各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之間的交流，不斷增強情感溝通、文化理解和文明互鑒，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當前，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統籌推進，教育強國建設扎實前行，科技成果不斷涌現，推動著中國式現代化闊步前進。在這一進程中，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對文化重要性的認識，提高教育強國建設中學校的文化自覺。學校教育的目標不應只是使學生掌握專業知識、獲取謀生能力，更應在于以文化人，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涵育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審美情趣、深厚的人文素養和扎實的創新能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此外，還要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統籌推進的政策設計中，重視文化“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獨特作用，更充分地發揮教育的文化價值。

作者簡介

瞿振元，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原會長，中國農業大學原黨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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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教育研究》2025年第6期

參考文獻及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