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衛星｜律師費能否成為追贓的對象？

刑事案件的追贓，能不能追到律師費上？這是個很敏感的話題，也是業內很關心的問題。“辦案機關到某家律所追贓，凍結律所賬戶后，要求將律師費按退贓予以退繳的情況”；此前有，現在有，今后還會有。律師面對這種情況，當然口誅筆伐。有的以民事上的善意第三人進行論證：“律師不知道是贓款，正常合理收費后，不該退繳”。有的以“這是對律師行業的顛覆和毀滅”為由，稱“如果這種做法形成慣例，將不再有律師行業”。

系統梳理和解答這個問題前，有三點需要專門強調。一是，我也是律師，當然不希望追贓能追到律師費上。二是，事實就是事實，依據就是依據。事實不會因強詞奪理而改變，依據更不會因偏頗解釋而“逍遙法外”。三是，理性認識是妥善應對的前提。講清楚這個事，既是規范執法的需要，也是律師防范風險的需要。

1

新瓶裝舊酒：這其實是個老問題

刑事案件的追贓是執法行為。律師與當事人的關系是民事上的買賣關系。追贓能否追到律師費上，實際是刑事執法行為與保護民事善意第三人，哪個優先的老問題。

對這個問題，歷來都有爭論。爭來爭去，卻從來沒有定論，更沒有權威機關的有效答復。民法典編撰過程中，曾對“哪個優先”進行過專門的研究。全國兩會上，也曾有代表、委員專門詢問此事。但都沒能形成一個統一的明確意見。

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是：就“哪個優先”形成統一標準，難免陷入被動，更無法周延實踐中的所有復雜情況。

如果明確追贓優先，不保護善意第三人利益，會增加交易成本，破壞市場經濟。“今后所有的買賣，賣方都要讓買方先證明資金不是源自犯罪的贓款。”這不符合市場經濟的特征，在世界各國和人類歷史上也沒有先例。而且，真要這么做的話，也沒有實際價值。付款的時候，出個假說明，說“這不是源自于贓款”，這對賣方來說，也無處無法核查。

如果明確保護善意第三人優先，阻斷追贓路徑，又會帶來另外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忽略了補償賠償刑事案件被害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為利用善意第三人轉移贓款提供了制度“保險箱”。

就以律師費為例：我就曾親眼見過，騙子騙了當事人的錢后，害怕案發而打入北京某律所賬戶洗白的真實案件。

綜上可見，對于刑事案件追贓與保護善意第三人，哪個優先，制度上沒有明確依據，實踐中存在分歧做法。

2

再準的尺子也量不準布頭：這個問題的伸縮性

應當承認，法律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很多問題要靠實踐中的探索和具體掌握。這是因為，實踐具有很強的伸縮性，而法律只能是明確和精準的。法律和實踐的關系相當于尺子和布的關系，“再準的尺子也量不準布頭”。

刑事追贓與保護善意第三人哪個優先的問題，錯綜復雜，實踐伸縮性很強。有的是贓款進入當事人賬戶后，沒多久就案發并轉作律師費；有的是用歷年積蓄作了律師費；有的律師費是借來的；有的是親戚朋友代付律師費；有的是用犯罪前的收入作了律師費；有的是用犯罪后的收入作了律師費；有的是用嫌疑人、被告人改邪歸正后的收入作了律師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對于上述復雜情況，如果作一個硬性規定，明確哪個律師費可以追哪個不可以，是徒勞的，也難免陷入僵化。

“鹵水點豆腐，一物降一物。”對于有彈性的問題，需要有彈性的解決辦法。我的觀點是：對于哪些可以追哪些不可以追，要綜合考慮資金流向、付款時間對照、付款賬戶和付款金額等各方面的因素，權衡好保護善意第三人和追贓挽損兩方面的需要。

如果綜合上述因素后，有明確證據證明“律師費即是來源于犯罪所得”，可以追。沒有明確證據證明或者證據不足的，作有利于律師的解釋，不可以追。

規定所有律師費都不可以追，律所賬戶難免成為贓款“保險箱”；而反過來規定所有律師費都可以追，又會毀滅律師行業。實踐有彈性，所以制度和執法上也要相應有彈性。但“彈”也要有標準，不能忽東忽西忽上忽下，以刑事證明標準作為追贓彈性的基礎，是權衡兩難后的無奈做法。

3

兩個例外：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和有組織犯罪

我看到，有人拿最高法院相關司法解釋進行論證，并得出優先保護善意第三人的結論。

的確，2014年最高法院發布的《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第11條明確，在法院的涉案財產執行過程中，對于善意第三人取得的財產，法院不可以追繳。但這只是針對法院，而且僅在涉案財產執行中適用。實際用起來還不順手，效果也不好。

比如：怎么判斷是善意第三人？是在刑事判決中一并認定，還是在執行過程中通過執行異議程序認定？這些問題，都沒有統一標準和做法。由此導致司法解釋的規定，形式大于實質，宣示意義大于實際效果。

但無論怎樣，這個解釋僅對法院有效，而且僅在涉案財產執行中適用。對其他辦案機關，沒有法律效力。

追贓主要是由公安機關進行的，上述司法解釋不能照搬為公安執法依據。

這是一個善意第三人優先的例外。

另一個例外，是追贓優先。

“黑社會犯罪是社會的毒瘤。對這種犯罪，既要打網破傘，又要打財斷血，從根子上鏟除黑社會及其滋生的土壤。”出于這種考慮，反有組織犯罪法對黑社會犯罪規定了最嚴厲的財產強制和處置措施。

對于其他犯罪，只有與案件有關的財產，才能予以查扣凍。哪些與案件有關的證明責任，還要由辦案機關承擔。但對于黑社會犯罪，完全反過來了。凡是涉嫌黑社會犯罪的，先對全部財產采取查扣凍措施，再由當事人承擔證明財產來源合法的責任。不能證明的，一律算作臟款贓物。

在反有組織犯罪法審議過程中，也曾有意見提出，這種措施過于嚴厲，建議與其他犯罪采取同樣的財產強制及處置措施。但考慮到黑社會犯罪的特殊性，沒有采納。

根據反有組織犯罪法的規定，凡是被指控為實施黑社會期間的收入，均為犯罪所得。如要澄清，需由當事人承擔證明責任。比如：證明是合法工資收入的，要提供流水和工資單；證明是黑社會犯罪活動外收入的，要提供交易證據；等等。

凡是不能自行證明合法，而收入又在黑社會犯罪被指控的時間區間的，均為違法所得。

當然，以此收入支付律師費，也就可以予以追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