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主席嘆息說：許世友60多歲的人，尚不知這是敵人的陰謀

1968年5月4日，許世友專門從南京乘專機進京見毛主席。這次覲見，許世友只為一件事，那就是告周總理的狀。

說到這里，很多人一定已經感到很吃驚了。作為我國第一代領導核心之一的周總理，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人民，無論是工作上還是生活上，對黨也是絕對忠誠，就這樣一個偉人，還能被人告狀？

話又說回來，許世友也不是那種上綱上線的人，不可能隨便告刁狀。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會讓許世友，急急忙忙地從南京趕來，非要親自面見毛主席告狀呢？

“伍豪事件”別有用心者羅織周總理的黑材料

原來，有人在上海市檔案館找到了一張發行于1932年2月中下旬的報紙，上面有這樣一則新聞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新聞的名稱叫做《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當時查到這份資料的人立刻將這張報紙上的新聞整理成了一份黑材料，向上遞交。

當時許世友是南京軍區的司令員，當這份材料遞交到許世友那里時，許世友也是被嚇了一跳。

“伍豪”這個名字在黨內可是有著極高的分量的，那正是當年周總理在白區工作的時候所使用的筆名。

原本許世友是不相信總理是會有通敵嫌疑的，但是由于此前有過高、饒的案件作為先例，許世友也不敢給周總理打包票。

于是許世友便急忙帶著自己的秘書李文卿一同乘坐飛機飛往北京，去向毛主席匯報。

看了許世友的匯報材料，毛主席并沒有立刻表態，而是在數天之后的一次會議上為周總理進行了澄清。

毛主席知道當時的內情，畢竟與周總理共事多年。

周總理從1931年開始就已經離開了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后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務。

當時毛主席之所以沒有單獨將這些情況告訴許世友，而是選擇在會議上說，其實就是要告誡那些有意羅織周總理材料的人打消這種念頭。

“像許世友這樣60多歲的人，尚且不知道‘伍豪啟事’是敵人的陰謀，屬于造謠誣蔑。可見，了解當時的歷史情況是很不容易的。”

這是毛主席當時在會上說的話，雖然沒有批評誰，但是足以起到震懾的作用了。會聽話的人，聽的都是話外音。

不過即便是毛主席為周總理做了澄清，但是這件事在當時還是有著一些不好的影響。

于是在5月19的時候，周總理又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里面有相關的歷史材料，詳細地將關于“覺悟社”、筆名“伍豪”以及敵人撰寫《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一文的前因后果都講述了一遍。

覺悟社的誕生以及“伍豪”這個筆名的由來

覺悟社誕生于1919年的天津。當年的周恩來剛從日本留學回來，正巧趕上了“五四運動”。

當時作為進步青年的周恩來很快就加入了這場運動中來，并在“五四運動”中成為了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

周恩來那時候已經接觸到了共產主義的思想，與當時更多有著共同理想的人走到了一起。

為了能夠更為有效地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周恩來與當時的那些有著相同想法的有志青年們決定成立一個研究新思潮，探索革命真理，沖破封建習俗束縛，由男女同學共同組建的團體。

1919年回國，9月入南開大學，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并與運動中的其他活動分子共同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

當時覺悟社的成員主要是由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中的骨干分子組成，主要的發起人就是周恩來和鄧穎超。

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東南角草場庵天津學生聯合會辦公室里，10名最初的社員，包括周恩來、鄧穎超、馬駿、劉清揚、郭隆真等，一起創建了這個以天下為己任，在眾多新思潮中艱難地探索革命真理的團體，這里面的成員是我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

不同于當時的一些松散的學生團體，覺悟社從組建開始就是比較嚴密的。為了方便之后斗爭的需要，當時覺悟社的會員們都是用代號來彼此相稱。

至于各自的代號的確定，當時采取了抓鬮的辦法。周總理抓到的代號為“05”，鄧穎超抓到的是“01”。

為了方便，后來周總理便將自己的“05”叫做伍豪，取“五號”的諧音；而鄧穎超的則是叫做“逸豪”。

覺悟社成立之后，周恩來執筆撰寫了《覺悟的宣言》。

雖然覺悟社沒有正式的綱領性文件，但是覺悟社的社員們幾乎都是自覺地秉持著以“反省、實行、持久、奮斗、活潑、愉快、犧牲、創造、批評、互助”為核心宗旨的精神展開積極的討論，經常發表演講，探究新思潮，還組織出版了刊物《覺悟》。

可以說，覺悟社當時具有一定的探索性質，更像是為后來組建中國共產黨做準備的“預備組織”。

由于當時覺悟社的成員大多都是學生，所以在思想上并不是很成熟。

因此在覺悟社成立的第五天，社里面就請到了當時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先驅李大釗就應邀到覺悟社座談。

當時鄧穎超向李大釗介紹了覺悟社的情況和宗旨，李大釗在了解完之后表示“覺悟社是男女平等、社交公開的先行”。

后來李大釗向覺悟社的成員們介紹了其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幾篇文章，對于當時覺悟社的學生們影響很大。

除了李大釗外，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徐謙、包世杰、錢玄同、劉半農都來過覺悟社，參加過這里召開的研討會。

覺悟社在當時對于這些愛國青年，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影響是很大的，他們選擇信仰馬克思主義、走上共產主義道路進行了最初的啟蒙與引導。

不過覺悟社的存續時間并不長。

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馬駿等人在抵制日貨的斗爭中被捕。此時的覺悟社僅僅成立了四個月。

盡管身陷囹圄，但是周恩來依舊在用一些辦法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

在獄中，周恩來用了前前后后用了6個晚上的時間，在獄中向自己獄友們介紹馬克思主義。

周恩來后來于1920年7月出獄，對于自己在獄中的這段經歷，周恩來后來寫成了兩本書《警廳拘留記》和《檢廳日錄》。

出獄之后的周恩來愈加感到對革命的向往，于是便與覺悟社骨干成員先后赴法勤工儉學，1920年11月后逐漸停止活動。

雖然覺悟社沒有了，但是這些覺悟社的成員們卻成為了我國最早的無產主義者，為后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創造了基礎條件。

在白區斗爭中周總理的化名“伍豪”

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覺悟社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雖然沒有了覺悟社，但是周恩來當年用在《覺悟》上發表文章的筆名“伍豪”卻被周恩來沿用了下來。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之后，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到了武漢，并在武昌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總結了“四一二”的教訓之后，大家開始懂得：和強大的敵人作斗爭，必須了解它的軍事、政治動向，才能準確有效地攻擊敵人、戰勝敵人。

于是由周恩來、向忠發、顧順章三人組成“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直接指揮以情報、保衛工作為重點的中央特科。

而中央特科的別名就叫做“伍豪之劍”，主要任務就是保護我黨人士和懲處叛徒。

但讓人沒想到的是，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并叛變。

顧順章的叛變使得中央特科遭遇了巨大的危機，就連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發都在上海被捕，整個中共的領導核心瀕臨滅亡。幸運的是，周總理順利地逃過了這一場浩劫，順利地從敵人的眼皮子底下逃脫。

此時，由毛主席與朱德所建立的工農革命武裝已然發展壯大，并有了屬于自己的根據地。

于是周恩來毅然離開了上海，來到中央蘇區開展工作，領導中國工農紅軍。

周恩來是1931年12月來到的蘇區，但是當時白區的 國民黨確實一點消息都沒有，還在到處搜捕周恩來。

但是幾番找尋未果，于是白區的國民黨反動派便想出了一招離間計，在1932年2月中下旬于上海《時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申報》以及國內其他城市報紙大肆刊登《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好讓周恩來無法回到革命組織。

殊不知這時候的周恩來早已經在蘇區領導紅軍了。

不過這些歷史當時知道的人并不多，即便是很多我軍的高級干部也不知道，即便還是知道也沒有這樣細致。

并且很多事情當時還沒有到解密期，也沒有專門的黨史研究人員對一些歷史事件進行梳理，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恩來是何時到的蘇區，在白區時的斗爭是如何開展的。

于是在1968年的時候有人舊事重提，想要以此羅織周總理的黑材料。

當時周總理已經是疾病纏身，還要應付這樣的事情，也是讓人很氣憤的。

就來了毛主席都嘆息道：“許世友60多歲的人，尚不知這是敵人的陰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