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帝vs崇禎帝

本文節選于本人新書《大清300年》，于2025年6月出版（感謝大家支持，還望多多指正）：

咸豐帝可謂是清朝最倒霉的皇帝，不同于先祖順治帝，有著清太祖努爾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極皇太極兩代人打基礎，更有著攝政王多爾袞“免費”為其打工，等到大局初定以后又“及時”死去，使得順治帝順利親政。

他面對的難題在于，不只是要直面之前歷代積弊的爆發，更是要面對父親道光帝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依舊自我封閉，浪費了十幾年時間，使得他對外界全無了解的極端不利處境，最終是釀成大禍。他在位十一年清朝的內憂外患全面爆發，是沒有過過一天的太平日子，最后更是有些自暴自棄，因此這位苦命天子，又被后人稱之為無遠見、無膽識、無才能、無作為的四無皇帝。

咸豐帝遇到的難題，某種程度上來說，與明朝的崇禎帝極為相近，在咸豐三年（1853年）北伐的太平軍勢如破竹抵達天津近郊以后，當時京師人心惶惶，很多官員都迫不及待的尋找各種理由請假離京避難，當時清朝已是過了二百年，按照大一統王朝的定律，清朝度過了二世而亡大關，度過了百年大關，倒在三百年大關之前也屬正常，雖然時間有些早。

根據野史記載，咸豐帝當時對恩師杜受田之子杜翰說道明朝崇禎帝不當亡而亡矣，他亦是如同崇禎帝一般，雖然這條野史記載只是道聽途說的小道消息，但是挺符合剛剛登基三年的咸豐帝的心境，他一心勵精圖治，結果登基三年就遇到起義軍隊逼近京師之事，眼看大廈將傾，自己很可能成為亡國之君，自然不免會想起勵精圖治十七年，卻落得一個國破家亡下場的前明崇禎帝。不過咸豐帝最終并沒有成為亡國之君，這個四無皇帝看似一事無成，并非撥亂興治之主，但也是有著一定能力，并非荒淫無道之主，就以與他最為相似的崇禎帝來對比，便足以看出一二。

皇帝身為天下之主，雖然在皇權高度集中的朝代，是被史書記載的越來越完美，甚至可以說是被“神性化”，但皇帝說到底也不過一介凡人，不是真正的“神”，因此需要龐大的官僚機構輔佐他治理國家，而且古代社會是以人治為主，而非法治為主，所以用人就顯得很重要。

諸如雍正帝便是說道“朝廷用人乃頭等大事，其余皆為枝葉者。”先以用人來對比，崇禎帝可謂是完敗，是忠奸不識，并且生性多疑，官員更換的是十分頻繁。以關鍵的中樞機構之內閣來說，崇禎帝時期內閣成員頻繁變動，竟然多達五十人。至于內閣首輔之中，周延儒和溫體仁兩人被列入《明史·奸臣傳》。

根據《明史·張鳳翼傳》記載，崇禎一朝兵部尚書換了十四人。根據《明史·喬允升傳》記載，崇禎一朝刑部尚書換了十七人。崇禎帝還對百官采取嚴峻刑法，想要逼迫官員是盡心盡力做出成績，但做不到賞罰分明。諸如孫傳庭在崇禎帝不斷督促之下戰敗而死，崇禎帝懷疑他是詐死潛逃，竟不給予贈蔭，連做做樣子，以安其他將士之心都做不到。

清太宗皇太極繞道入關兵圍北京以后，袁崇煥率領關寧軍支援，崇禎帝對他及其所帶軍隊極其不信任，結果袁崇煥被逮捕下獄，最后被凌遲處死。如此這般作為，自然使得百官開始躲事和畏事，是不做事便不會出問題，以集體擺爛來應對崇禎帝，這樣的政治環境，很難出實干家，更難出力挽狂瀾之輩，即使有，也是孫傳庭和袁崇煥的下場。

可以說終崇禎一朝，雖然君非亡國之君，但所用之臣多是亡國之臣，以至于李自成進軍北京時，一路勢如破竹，抵抗者寥寥無幾，是降者如云，崇禎帝號召天下勤王，更是只有總兵唐通前去，還沒起到作用便是投降李自成，最后落得一個眾叛親離下場。

咸豐帝在用人方面，雖然不能說是知人善用，但也是用人有方。而且有著一定的容人之量，大體可以做到賞罰分明，有些寬嚴并濟的意思。以領班軍機大臣文慶來說，他出身滿洲鑲紅旗，可謂是一大實干家，是相當務實，因此對于挽救糜爛時局開出的藥方便是大力重用漢人，你沒有看錯，他身為一個滿人，卻要求全面重用漢人，認為滿人久在溫柔鄉，不知民間疾苦，看不出時局弊端所在，是遠不及漢人，只有重用漢人才可以力挽狂瀾。

文慶還力主破除滿漢畛域之見，用人要不拘一格，可以說他是真正的滿漢一體政策的實踐者。基于這一想法，文慶先后舉薦過曾國藩、胡林翼、袁甲三、駱秉章等漢臣，在曾國藩因為建立湘軍勢大以后，為朝廷猜忌時，文慶也是極力保全。

咸豐六年（1856年），文慶病逝，在遺疏之中他還力言撤換一些無能的地方督撫大員，而他所提到的督撫大員俱為滿人。其他領班軍機大臣，諸如祁寯藻和彭蘊章雖為迂腐之臣，是重虛名而不務實，并非能臣干吏，并且對手握兵權的曾國藩是多有微詞和打壓，但他們并非是奸臣，只是立場不同，也沒有造成時局的進一步惡化。

以倚重心腹來說，繼恩師杜受田病亡以后，宗室成員、鐵帽子王鄭親王端華之弟肅順得到咸豐帝的寵信，儼然是咸豐朝中后期的第一寵臣。肅順是一個標準的能臣干吏，他如同文慶一般，身為滿洲重臣，認為只有重用漢人才能挽救時局，雖然他驕橫專權，但對于有才華的漢臣卻能做到格外優待，先后向咸豐帝舉薦了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等漢臣，對于漢臣是多有袒護。

根據晚清薛福成的《庸盦筆記》記載，在咸豐九年（1859年）湖廣總督官文指使下屬參劾左宗棠，咸豐帝曾密諭官文，授權如果左宗棠真有不法之事，可以就地正法，肅順得知以后，害怕直接勸諫咸豐不一定有用，因此采取迂回方法，將密諭泄露出去，當湘籍官員向他求助時，授意他們先保薦左宗棠，引起咸豐帝注意以后，自己再出言相助。

因此大理寺少卿潘祖蔭是三次上奏保左宗棠，說道“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宗棠。”湖北巡撫胡林翼也上奏保左宗棠，咸豐帝一聽這左宗棠是個人才啊，對于穩定地方起到了大用，就起了愛才之心，這時候肅順看準時機，是出言肯定了左宗棠的功勞，大力夸贊其才能，咸豐帝是更加肯定左宗棠之才，如此這般左宗棠自然是度過危機，自此是平步青云。

可以說曾國藩和左宗棠等漢臣可以崛起，背后都有著肅順及其之前的文慶的鼎力支持，而重用肅順和文慶的咸豐帝，可以容忍大臣犯錯，可以聽得進去建議，使得漢臣有了極大的發揮空間。

肅順還有一大成就，那便是幫助咸豐帝極大整頓了吏治。順治八年（1858年）發生戊午科場案，考生羅鴻祀才學淺薄，因此重金賄賂了順天鄉試正主考官柏葰的家人靳祥，請他暗作手腳，因此通過撤換試卷的操作，羅鴻繹的試卷替換掉了本已中試的劉成忠之卷，是順利中舉，不過隨之東窗事發，引起輿論嘩然，咸豐帝命肅順、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陳孚恩等負責此案。

肅順為咸豐帝的頭號寵臣，能力又強，鄭親王端華為肅順之兄，他和怡親王載垣亦是咸豐帝心腹，但兩人能力稍遜，因此以肅順為首，陳孚恩更是不用說，是依附于肅順，所以這件案子實際上是肅順一人說了算，肅順最后上奏咸豐帝，認為這件事干系重大，影響太過惡劣，應該從嚴處理，要將柏葰明正典刑。

柏葰為官清廉，并非迂腐之臣，也可說是一位能臣，他當時剛剛官拜文淵閣大學士，并管兵部事務，還是軍機大臣，按資歷僅次于領班軍機大臣彭蘊章，很明顯咸豐帝是要重用他。

而肅順當時不過是禮部尚書，級別明顯不如柏葰，他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助咸豐帝整頓吏治的想法，畢竟想要改變吏治久壞的局勢，殺幾個高官以儆效尤是最基本的操作，雖然不能根治，但可以起到很好的抑制效果。但也有借此殺掉與自己不是一個派系，并且會獲得重用有可能威脅到自己寵臣地位的大臣，因此才會有如此意見。

不過古代議罪有一大套路，那便是議罪是議重，然后皇帝大手一揮，赦免死罪或者減輕處罰，以此顯示天子仁德，因此肅順認為處以極刑也說得過去，柏葰也認為咸豐帝會赦免他的死罪，最多是發配新疆之類的處罰，說不定運氣好的話，等幾年又可以復出，再度成為朝廷重臣也不是不可能。咸豐帝也準備從寬處理，不想殺柏葰，但肅順等人不愿意，是極力進言，認為想要整頓吏治，想要勵精圖治，那就必須要用重典懲治，最終咸豐帝采納肅順的意見。

根據《清文宗實錄》記載，咸豐九年（1859年），咸豐帝決定處死柏葰時，是如此說道“情雖可原，法難寬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淚，柏葰著照王大臣所擬，即行處斬。”并且說道“執法嚴懲，正為士林維持風氣。”柏葰就這樣倒霉的成為咸豐帝整頓吏治，殺雞給猴看的那只“雞”，成為有清一代，唯一一位因為科場舞弊案而被處死的一品大員，死的是相當憋屈。從此直到清末科舉制度被廢除，都沒有出現大規模舞弊事件，《清史稿》對此事也是評道“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風氣也。”

對于可用之才，以曾國藩為例子，他初建湘軍立下戰功以后，咸豐帝頗為高興，但出于防漢想法，加之有著東漢末年中央朝廷為平定黃巾起義是放權于地方，結果是中央朝廷式微，地方武裝興起，曹操等地方實力派崛起，最終是群雄割據，東漢由此滅亡的前車之鑒，因此咸豐帝對于曾國藩是又防又用，雖然打擊但留有余地。

曾國藩曾出現違旨情況，如果換成崇禎帝，肯定會處死或嚴懲下獄，咸豐帝則是考慮到時局艱難問題，害怕以后無人可用，并沒有因此處死他或嚴懲將其下獄之類，使得清朝始終留有一線生機。

到了局勢最為惡化的咸豐十年（1860年）五月，太平天國走出咸豐六年（1856年）天京事變之中，東王楊秀清被殺，北王韋昌輝和燕王秦日綱先后被處死，翼王石達開出走敗亡由此元氣大傷并由盛轉衰的陰影，新秀將領李秀成和陳玉成崛起，是再破清軍江南大營后，乘勝攻下多地，連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以后，兩江總督的衙署臨時遷往的常州也被攻下，可謂是盡得江南富庶之地。

隨后不久，第二次鴉片戰爭達到高潮，英法聯軍由天津北塘登陸，開始進軍北京，在很短時間之內，擊潰清軍，迅速占領北京，咸豐帝是逃到了熱河避暑山莊，在逃離之前，咸豐帝也顧不得那么多，將平定太平天國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曾國藩身上，命令曾國藩趕赴江蘇，以保江南大局。

曾國藩認為要真正解決問題，必須攻克南京，而要攻克南京，就首先要攻克安慶，從上游逐次才可以成功，如果去江蘇的話，不控制上游有利位置的話，是本末倒置，最終還會重蹈江南大營被攻破的覆轍，因此以種種理由拒絕聽命，是按兵不動。

咸豐帝只能先是給曾國藩加兵部尚書銜，命署理兩江總督，再是實授他為兩江總督，以欽差大臣身份督辦江南軍務，又下令皖南軍務歸曾國藩督辦，事實證明曾國藩這個大清最后的希望，在八旗軍隊和綠營兩大官方武裝力量是承平日久，失去戰斗力，屢戰屢敗的情況下，是扛起了清朝的大旗，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他堅持攻克安慶，從上游而下，最終于同治三年（1864年）將太平天國平定。

如果在崇禎朝，曾國藩或是因為違旨被處死，最輕也是下獄論罪，或是大概率成為另一個孫傳庭或袁崇煥，當然再準確來說，在崇禎朝，曾國藩就不可能有崛起的機會。

這就涉及另一個關鍵問題，那便是拯救王朝方面，是否具有靈活性，對于是否利用民間力量或者說是否放權于地方，崇禎帝和咸豐帝截然不同，崇禎帝是絲毫不愿意分享權力，深知放權于地方的弊端，不會大規模開放團練，不會借助民間的力量，曾國藩自然是沒有崛起的機會。

而且別說權力下放地方，就是之前文章提及的宗藩唐王朱聿鍵在崇禎九年（1636年）清軍繞道入關之際，自己組織軍隊北王勤王，崇禎帝都是不能容忍，將其廢為庶人并下獄，是一有分權的苗頭便是掐滅，如此這般的確維護了中央朝廷的集權，但結果卻是國家滅亡。

咸豐帝雖然在具體方面對曾國藩和湘軍是持打壓狀態，直到實在無人可用，才放手任用曾國藩和湘軍。但在大的方面，咸豐帝眼看正規軍隊已經腐敗至幾無戰斗力，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一支北伐偏師都打到天津一帶，因此干脆放權于地方，是在數省大規模開放地方團練，以借助民間力量來平定太平天國。

曾國藩由此創建湘軍，最后以此平定太平天國，雖然造成中央朝廷式微，地方督撫日益權重，漢人精英是全面崛起，但太平天國之后，起碼地方上并沒有出現群雄割據情況，中央朝廷對于地方還是有著一定的控制力，清朝也因此又延續了幾十年的國祚。

而且隨著皇權被削弱，加之出現皇權被竊取，先是如同“同治”年號一般，是兩宮太后垂簾聽政（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加宗藩輔政（恭親王奕訢為議政王），再是慈禧太后一家獨大，實際掌握皇權，意味著皇權從巔峰跌落，又是面對西方列強的不斷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清朝的不再是“一家獨大”，不再是獨裁皇帝一人的故事，大臣則是唯唯諾諾或者只是執行皇帝命令的“格式化”角色，臣權的明顯加強，大臣有著較大的自主空間以后，也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展現各種不一的風格，在亂世之中起到力挽狂瀾的作用。諸如涌出中興四大名臣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

晚清的故事，也不再是皇帝一人獨有，而是一群人的故事，中央朝廷有兩宮太后，有恭親王，地方上有風格不一的封疆大吏，雙方之間保持著微妙的平衡，是將大清這艘笨重且破爛不堪的大船，又修修補補行駛了幾十年。

從財政方面來看，很多朝代亡國的原因其實在于財政崩潰，連軍隊的軍餉都發不出去，是常年拖欠餉銀，又遇到延綿的戰事，這種情況下，軍隊又怎么可能有戰斗力呢，反而會經常性嘩變反叛，王朝失去強大的武力支撐，自然會崩潰，明朝亦是如此。所以王朝晚期，在國庫空虛的情況之下，考驗皇帝是否有能力的標準之一，就是會不會搞錢。

面對國庫空虛的難題，崇禎帝的做法是加征賦稅。根據《崇禎長編》卷三十八及《明史·畢自嚴傳》記載，崇禎三年（1630年）九月因軍餉問題，戶部尚書畢自嚴計劃將原有的遼餉每畝銀九厘之外，再增銀三厘，提高到一分二厘，共增銀一百六十五萬有奇，是將萬歷年間的遼餉加大征收額度。而遼餉之外，崇禎朝還自開剿餉和練餉，這明末三餉是將百姓剝削的苦不堪言。

根據李清的《三垣筆記》記載，在崇禎十一年（1638年），為了籌集軍餉，朝廷以國計不足，要暫借民間房租一年，使得京城民怨沸騰，民眾直呼“崇禎”為“重征”。可以說崇禎帝是造成惡性循環，明末百姓本就苦不堪言，因此是紛紛揭竿而起，他卻進一步剝削百姓，使得起義的百姓越來越，農民起義軍也因此獲得源源不斷的兵源，最終是推翻明朝，可謂自掘墳墓。

在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進軍北京之際，為了籌備軍餉，崇禎帝號召百官捐款，結果是一個比一個捐的少，都是哭窮。根據談遷《國榷》卷一百記載“時諭三等上等三萬金，皆無應。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余不及也。”意思是天啟帝的皇后張氏之父張國紀捐銀二萬兩為最多者。

但等到李自成入主北京，進行追贓助餉以后，根據彭孫貽的《平寇志》記載，大順軍“其所得金，大約侯門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賈十之二，共七千萬兩。”從這里可以看出，當時百官并非是真的窮，崇禎帝應該也是清楚，但他沒有勇氣去抄家或者逼捐，結果是百官象征性捐了一點，自己籌備軍餉的如意算盤落空，本就大勢已去，軍隊沒有軍餉，更是不可能為他賣命，因此北京被李自成輕而易舉的拿下。

清朝為了平定太平天國及其捻軍等叛亂，面對恐怖的軍費支出，咸豐帝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什么辦法都想出來了，并非一味的靠剝削百姓來籌備軍費。從小的方面來說，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咸豐帝動用皇家私產是絲毫不心疼，可用之物是一件都不放過。

根據《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一輯記載，當時內務府有三口金鐘，重達2000 多斤，上面還刻有乾隆帝的御制銘文，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問題，咸豐下令將其熔為金條和金塊，共計兩萬七千余兩。為了解決鑄錢無銅的困難，咸豐帝大手一揮，下令將圓明園等皇家園囿陳設的228件銅鶴、銅瓶、銅龜熔化鑄錢，化為了8747斤銅料。在大的方面，咸豐帝采取的方法也可謂五花八門，什么方法可以搞到錢就用什么方法，主要有四大方法。

一是以捐輸廣額方式換取地方捐助軍餉，通俗來說鄉試名額是固定的，每年是按照一定的比例錄取，但是如果向中央朝廷捐款的話，就可以增加被錄取的名額，雖然不能大幅度增加，但也足以調動地方官紳的積極性，為了地方學子有著更好的發展，為了地方更容易出大員，花錢買永久性增加的名額，可謂是一筆相當劃算的賬，因此地方捐助軍餉很是積極和普遍，不說其他，光是這個方法就比明末三餉高明太多，不用剝削百姓，便能獲得大額收入。在《清文宗實錄》之中，關于此類記載也不少，現摘錄兩條供大家一看：

“以山東捐輸軍餉，永廣鄉試中額二名。濰縣學額九名。濟甯州八名。黃縣六名。歷城縣四名。新城、單、聊城、膠，四州縣各二名。章邱、長清、德、菏澤、曹、益都、臨淄、壽光、安邱、諸城、掖、高密、福山、甯海、臨清，十五州縣各一名。”

“以江西建昌縣捐輸軍餉，永廣學額十名。”

二是大開捐例，賣官鬻爵。開捐是士民通過向國家捐資納粟以取得官職，從而步入仕途，是清朝應對財政不足的傳統解決方法。咸豐帝之前，開捐并不泛濫，畢竟捐納官員往往是無心做事，反而會利用職務之便來撈外快甚至大貪特貪的收回成本，并不是那么讓人放心。但為了平定太平天國，為了籌備軍餉，咸豐帝已經顧不得那么多，甚至是降價大甩賣。

同時捐納程序簡化，是直接命令吏部下發空白憑證，由地方官員自定，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以至于捐納官員的含金量是直線下降，并且因為數量太多是很難變成實職，只是虛銜罷了。到了后來，更是出現逼捐行為，很多士紳礙于官府權威，只能如同交保護費一般，是花費大量銀子換取幾張空頭官銜的黃紙。

當士紳的油水被榨完以后，逼捐的對象竟然擴大到當過大員發過財的回鄉在籍官員家庭，很多大戶受不了地方官府的一再“勸捐”，只能捐出部分家產來保平安，如此這般，收捐的銀兩自然激增。當然副作用也很明顯，那便是由此捐納泛濫，是加深了吏治腐敗情況。

三是鑄大錢，發行銀票及錢票。為了節約成本，咸豐三年（1853年）咸豐帝還允許戶部鑄造當十銅大錢，也就是一枚抵十枚制錢，后來為了進一步節約成本，又增加了當五十、當百、當二百、當三百、當四百、當五百、當千的銅大錢。

不過鑄大錢畢竟需要成本，因此幾乎沒有成本的紙票開始大行其道。在同年咸豐帝還允許了發行戶部官票，又稱之為銀票，面額低至一兩，高至五十兩。之后又批準戶部印制大清寶鈔，又稱為錢票，面額低至一千文，高至一百千文。在財政支出方面，戶部是以白銀搭配銀票和錢票來支付，往往是白銀和銀票及錢票對半，甚至最狠之時是銀二票八，是極大緩解了財政危機。當然副作用也很明顯，那便是如此濫發通貨，自然造成惡性通貨膨脹，是變相將錢從百姓手中奪走。

四是地方上發展出厘金制度。雖然咸豐帝采取了各種辦法，但只能緩解財政危機，不能堵住巨大的財政缺口，而且如此竭澤而漁也并非長久之計。

按照彭澤益的《十九世紀后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統計，平定太平天國的軍費開銷，當時向中央朝廷的正式奏銷數為1.8億兩，這應該只是一大部分或者說一部分開銷，如果加上實際成本及其鎮壓同時期的捻軍起義等其他軍費開銷，咸豐年間鎮壓叛亂的軍費應該是1.8乘以2，或者說起碼過了2億兩的數量，這可是天價數字，因此咸豐帝的一系列方法，并不能在根本上解決問題，只能起到緩解作用，不過很快地方上研究出切實可行的方法。

咸豐三年（1853年），在揚州江北大營幫辦軍務的刑部侍郎雷以諴，為了籌備軍餉，聽從幕客錢江的建議，首先在里下河設立機構，在揚州城附近的仙女廟、邵伯、宜陵等鎮，進行派厘助餉，收入較大，取得效果很好，被稱之為“坐厘”，實際上就是商業稅。同時還在各水陸要沖設立關卡，對通過貨物按照價值強行派捐，被稱之為“行厘”，實際上就是商品過境稅。

這在當時可謂是相當具有開創性，因為明清時代是重農輕商，主要是依靠農業稅，商業稅反而并不多，此舉是為清朝開辟了新的稅收體系，地方上卓越成效以后，是向咸豐帝上奏，最后這一商業稅是向全國普及而開，發展的越來越完善，各類商品都要抽厘，可以說只要是商品便抽厘，征發機構也是越來越龐雜，名目繁多，使得商人苦不堪言，雖然厘金制度打壓了當時的商業發展，甚至可說是一種惡稅，但獲取金額數量巨大，還不用直接壓榨百姓，也算是極好的方法。

地方上征收厘金以后，往往是少保甚至瞞報，中央朝廷并不清楚厘金到底可以帶來多少收入，因此最終為了彌補軍費開支，咸豐帝同意將征收厘金的權力下放到各省督撫手中，雖然這一行為使得中央朝廷對于地方財政開始失去控制，地方實際上獲得財政大權，開始權重起來，但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使得清朝“起死回生”，解決了清朝財政枯竭問題，使得天價的軍費開支得到穩定的補充，不至于東倒騰西倒騰的湊來湊去。

像曾國藩的湘軍軍餉來源，就是依靠厘金來解決。打仗打的是經濟，有了錢，軍心自然會穩，軍隊也自然會賣命，戰斗力自然會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最終自然是平定了太平天國。

雖然咸豐帝還通過官兵減俸減餉來緩解財政危機，使得官兵是更加變相剝削百姓，是如同鑄大錢，發行銀票及錢票那般，使得百姓苦不堪言，進一步惡化了當時局勢，但總的來說，咸豐帝可以搞到錢，可以解決問題。諸如厘金方面，是財政實在沒錢，將財政壓力下壓到地方，令地方想辦法籌備軍費，最終是地方想出該方法并“發揚光大”，在這個過程之中，咸豐帝看似并沒有起到太大作用，這可以說是放任自流的結果，但有時候放手不管比什么都要管還管不好的效果好多了，像崇禎帝是什么都想管，結果卻是國破家亡。

最后總的來說，王朝生死存亡之際，咸豐帝跟崇禎帝交了兩份截然不同的考卷。

咸豐帝并非治國高手，也并非圣主明君，但他的政治理念很清晰明了，那便是想盡一切辦法保住統治，只要國家不滅亡，什么樣的方法都可以，以大規模開放地方團練，權力下放地方來說，咸豐帝明知道這會埋下巨大隱患，如同慢性毒藥一般，可以先救命再要命，但他還是毅然決然的服下，是具有一種天資不足卻極度務實的精神，使得清朝搖搖欲墜的挺過亡國難關。

崇禎帝則是一派生不逢時的圣主明君形象，他勤政，他節儉，他自律，他自認為可以力挽狂瀾，面對巨大的政治黑暗，他堅決不妥協，對大臣嚴苛至極，到最后成為孤家寡人一個，他始終相信自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如果說南明是明知內斗要亡國，亡國也要內斗，那么崇禎帝則是明知不放權于地方，那么不會出現新興的力量打破僵局，國家可能會滅亡，但是即使亡國，也堅決不放權于地方，權柄是絕不外分，是堅決不服權力下放地方的慢性毒藥，堅決不妥協，最后使得明朝亡在他手中。

某種程度上來說，咸豐帝和崇禎帝兩人都是理性主義者，在繼位之前都沒有參政經驗，都是以儒家經典作為治國要術，都是面對巨大的政治黑暗頭破血流，只不過不同的是，咸豐帝看透了這背后的政治潛規則，是進行了務實改變，崇禎帝則是越來越偏執，依舊是生搬硬套的治國，依舊是堅守心中的理想主義，最后感動了自己，感動了后世人，代價卻是王朝統治崩潰。

當然咸豐帝雖然具有較高的靈活性，但大體來說，他的問題也很大而且很明顯，尤其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中，咸豐帝表現的可謂愚昧至極，使得第二次鴉片戰爭愈演愈烈，這其中有個重要原因在于咸豐帝在自我封閉的環境之中是無法接受公使面見他，不行跪拜大禮，只是三鞠躬的行為，因為在傳統觀念之中，皇帝是天子，是代表上天來統治九州萬方，是天下共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至于周邊蠻荒之地，好一些的是藩屬國，壞一些的是化外各邦，在這套邏輯之下，是沒有與皇帝平等的存在，也沒有與天朝上國平等的國家。

像公元1004年北宋與遼國簽訂澶淵之盟，宋真宗為兄，遼圣宗為弟，結為兄弟之國，雖然之后實現宋、遼二國的長期和平，但北宋一方是以此為恥，認為遼國是“夷”，只能是稱臣，是不能與北宋皇帝稱兄道弟，如此這般天下共主也是名不副實，不過北宋重文輕武，沒有實力打服遼國，只能是捏著鼻子認了這件事。

因此清朝認為諸如英、法不過是武力強大的外夷，是不可能容忍對方公使帶兵駐京，更不能容忍對方公使那般面見皇帝，那樣是奇恥大辱，至于其他利益之爭，反倒不那么重用，所以出現了種種愚不可及的操作。

甚至之后英法聯軍退出北京，咸豐帝之所以遲遲不回北京，有個重要原因便是公使親遞國書一事，并沒有明確取消，是責成恭親王奕訢盡快處理，即使奕訢親自交涉以后，英法大使同意這點全憑皇帝自主做決定，不愿見便算了，但咸豐帝也是害怕對方反悔，所以采取拖字訣，這讓今人看來甚至無法理解。

這時期的清朝面對世界潮流，如同剛剛入關之際，是堅決抵制漢文化，守舊觀念難以打破那般。同時在傳統文化熏陶成長下的咸豐帝，也是成為一個傳統到極致的皇帝，這方面不具有務實靈活性，遠不如先祖康熙帝。

當時清朝剛剛入關，康熙帝接受滿、漢、蒙三種文化教育，又在之后接觸了西方文化，所以很是務實，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為了騰出手全力對付來自準噶爾部噶爾丹的挑戰，康熙帝下令簽訂《尼布楚條約》，如果按照傳統理念來看，這也意味著康熙帝放棄了天下共主這一身份，放棄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一政治概念，可謂是相當具有務實靈活性，可惜的是他的后世子孫咸豐帝反而遠遠不如他，在閉關鎖國的環境之中是嘗到了自高自大的惡果。

當然這也不能全怪咸豐帝，這是清朝歷代皇帝堅持閉關鎖國，不與世界接軌之下的必然結果，只不過集中爆發于咸豐一朝，某種程度上來說，咸豐帝是替之前的清朝皇帝承擔了罵名。

而在之前歷代皇帝之中，咸豐帝的父親道光帝最為愚昧，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竟然無動于衷，以至于清朝錯失了十幾年的發展時間，如果道光帝當時選擇與世界接軌，雖然清朝不見得會立刻強大起來，但對于世界局勢有著足夠的了解，那么對親遞國書一事，想必也不會那么抵制，即使抵制也可以換一種委婉有效的方法。

而且清朝一方因為不懂國際慣例，掌握的信息不對稱，以為英法聯軍在北京簽訂條約以后，不會那么輕易退兵，很可能會駐兵，或是再起戰端，最后使得清朝因此被迫簽訂諸多不平等條約，損失了大量領土，不得不說道光帝真是“坑兒高手”，自己一手挖的坑，使得他的兒子咸豐帝跌的爬不起來。

逃往避暑山莊以后，本就身體羸弱的咸豐帝，深受帝都被破倉皇出逃，還要割地賠款的打擊，有些自暴自棄，在這個避暑圣地開始消極享樂起來，將內務府的升平署成批的召到避暑山莊，是醉心于戲劇，經常性觀看戲劇演出，并且沉迷于酒色之中，想要以此麻痹自己，但憂郁的心情并沒有因此變好，反而是本就不健康的身體，開始咳嗽并且咯血，身體是一日不如一日，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越努力越絕望，一生苦命的咸豐帝，在痛苦之中于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病逝，享年三十一歲。

在生命最后的時刻，他可能在想明明想當一位好皇帝，明明很努力，為什么會淪落至此呢，不是亡國之君也是差之不遠。可能會想起十九歲的那年正月，在恩師杜受田的輔佐之下，他贏了六弟恭親王奕訢，他成功的登上帝位，他認為自己會開創一個新的時代，結果沒想到局勢在他手中變得糟糕透頂，自己羸弱的生命力的也一次次消耗在失望乃至絕望之中，他用了大半生的苦心經營贏了一次，只換來了潦草的十一年帝王之路，想必也有些許后悔，最后在對幼子同治帝的無限擔憂之中，咸豐帝留下滿目瘡痍的江山，帶著無可奈何的不甘離開他奮斗了一生的殘敗帝國。

咸豐帝死后上廟號文宗，上謚號“協天翊運執中垂謨懋德振武圣孝淵恭端仁寬敏莊儉顯皇帝”，主謚號為“顯”字，是為文宗顯皇帝，都為上佳廟號和謚號。不過文宗廟號雖然字面意思為上佳廟號，但就實際使用來說，如同前文提及過的高宗廟號一般，含金量并不高，倒也算符合咸豐帝的一生。

像歷史上的第一位文宗之唐文宗發動“甘露之變”，想要消滅宦官勢力，結果失敗遭到軟禁，成為傀儡皇帝，常常感嘆自己受制于家奴，連漢獻帝都不如，開成五年（840年），唐文宗抑郁而終，年僅三十二歲。這個廟號就實際情況大體來說，符合那些想要有一番作為，想當一位好皇帝，卻是作為潦草，并沒有太大成就，并且在位時間并不長的皇帝。

《清史稿》是如此評價咸豐帝：“文宗遭陽九之運，躬明夷之會。外強要盟，內孽競作，奄忽一紀，遂無一日之安，而能任賢擢材，洞觀肆應，賦民首杜煩苛，治軍慎持馭索，輔弼充位，悉出廟算，鄉使假年御宇，安有后來之伏患哉？”

《清文宗實錄》是這般評價：上在位十一年，圣壽三十有一，上誕膺天命，臨御萬邦，纘列圣重熙之緒，際四方多事之時，旰食宵衣，勤求上理，終始一德，罔或倦勤，用能新景命，鞏丕基，駿烈豐功，日星彪炳，至于若斯之盛也……

當通變之時，以創為守，其勢尤難，是故兵不足而兼用勇，漕不繼而改海運，餉不足而更制大錢，改口岸以整鹺綱，輸米石以實倉庾，裁河員之冗浮，減京餉之成數，凡此新章之更革，無不與時為推遷，至矣哉，德昭宥密，業炳寰瀛，恩澤浹人心，仁風翔域外，宜乎任其勞者食其報，為其難者享其成，而乃大功未蕆，遽棄臣民，于戲痛哉，上在熱河時，未嘗一日忘宮闕，辛酉仲春，有詔回鑾，旋以圣躬不豫，暫緩啟行，自夏徂秋，寖至大漸，此亦圣心初不自料者焉，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含生負性之倫，航海梯山之侶，見升遐之素詔，莫不奔走號呼，若失怙恃，此可見人心之感戴者深，而深仁厚澤之所漸被者周且遠也。

雖然不外乎都是一些溢美之詞，但在某些方面，咸豐帝這位倒霉皇帝，也算配得上這些評價，他雖然有著太多不足，但他在能力范圍之內，為了延續殘破的國度，是無所不用其極，雖然他最后草草落幕，但清朝并沒有終結在他手中，而是又延續了半個世紀之久，他不是一位好皇帝，也不是一位好人，但他算是一位合格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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