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與林彪、彭德懷并肩作戰(zhàn)，為何慘遭馬家軍擊敗？

土地革命斗爭時期，中央紅軍曾成立過九大軍團，如紅1、紅3、紅5、紅6、紅7、紅8、紅9、紅10軍團。其中，我們絕大多數(shù)人都知道，紅1、紅3軍團是當仁不讓的絕對主力，戰(zhàn)功赫赫，尤其是紅1、紅3軍團兩位軍團長，林彪、彭德懷，更是紅軍中最負盛名的戰(zhàn)將，銳不可擋。

然而，這是今天我們的片面共識，其實中央紅軍，還有一支部隊，與紅1、紅3軍團一樣，是三大主力軍團，那就是紅5軍團，其軍團長就是那位說出“要打出一個生孩子時間來”的董振堂。

在紅5軍團之誕生，就顯示出強大的戰(zhàn)斗力。1932年2月，紅3軍團長彭德懷作為前線總指揮攻打贛州。而此時的紅5軍團由于剛剛起義歸建不到2個月，正在整頓訓練期間，所以只將董振堂兼任軍長的第13軍派出擔任總預備隊。

先頭部隊紅3軍團，打開了贛州城的突破口，然后乘勝沖入城中，卻遭到敵人優(yōu)勢兵力的反突擊，紅3軍團遭到重大傷亡，不得不撤出城外。這時敵人4個師的援兵也已趕到贛州，城內敵人士氣旺盛，對撤出城的紅3軍團發(fā)動猛烈追擊。

追敵正當?shù)脛葜畷r，半路殺出程咬金，董振堂的13軍擋住了去路。

董振堂的士兵們全都赤膊棄槍，手持寒光閃閃的大刀靜默無聲，待敵人靠近之后，士兵們手持大刀對敵進行近身肉搏突擊。此番搏殺，反復數(shù)十次，直殺得長空變色，敵人棄尸累累， 身首異處，倉皇敗退。

而軍團長董振堂在每次殺退敵人的進攻之后，都會坐地執(zhí)刀向敵高呼：“誰來受死！”，猶如古代戰(zhàn)神附體，嚇破敵膽。后來據(jù)參加過此次戰(zhàn)斗的俘虜交代，此戰(zhàn)死于大刀之下的敵軍數(shù)以千計。

此役最后雖然失敗了，但卻展示了紅5軍團首戰(zhàn)的風采，使得紅5軍團受到了紅3軍團的廣泛尊重。后來，原紅3軍團的高層領導這樣評價：

由于沒有經驗，突擊進城的部隊（紅三軍團）遭到敵人的反突擊，這時五軍團發(fā)揮了他們城市巷戰(zhàn)近戰(zhàn)的特點，進行肉搏戰(zhàn)，用大刀殺開了一條血路，救出三軍團。

不僅如此，紅5軍團與紅1軍團相比，可謂也是旗鼓相當，難分伯仲。

紅軍長征時，在當時的紅軍內部，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足可見紅五軍團的地位：

“一軍團打先鋒，攻無不克；五軍團殿后，守無不固。”

紅五軍團殿后，是指中央紅軍長征過程中，紅五軍團擔負著絕命后衛(wèi)的作用，可謂是長征中最艱苦的部隊，不僅要面對數(shù)倍的敵人追殺，還要在軍情萬分緊急的情況下，做好與主力紅軍獨立作戰(zhàn)的危險境地。

如湘江戰(zhàn)役中，紅5軍團的絕命后衛(wèi)師34師，掩護主力突破湘江后，被攔截，最后師長陳樹湘及全師6000閩西弟子，幾乎全部壯烈犧牲；

如巧渡金沙江，紅五軍團為了掩護主力過江，在在防御陣地一直堅守了9天9夜，最后使全體紅軍順利渡過金沙江，所以有人說巧渡金沙江的“巧”是紅5軍團拼出來的。

正因如此，紅5軍團被譽為“鐵流后衛(wèi)”。

而在“鐵流后衛(wèi)”之前，紅5軍團長董振堂，因為卓越功勛，被選為中革軍委委員、中央執(zhí)行委員。他還曾獲得毛澤東親別紅旗勛章于胸前，并稱贊他是卓越的指揮員、“常勝將軍”。

可就是這樣一位卓越的軍事奇才，出類拔萃的優(yōu)秀將領，董振堂卻隕命于西北馬家軍之手，令人悲嘆，后人常假設，如若他不犧牲，1955年一定位列元帥之榮。

然而歷史不容假設，董振堂在生命的一刻，毅然將最后一顆子彈射向自己。殘狠的西北豺狼馬家軍，并不會放過他的尸首，他們割下他的頭顱拍照、示眾，以邀功領賞。

（在此一提的是，董振堂將軍的頭顱，直到78年之后才被找到下落）

當董振堂犧牲的消息傳來時，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為之痛哭，并為他舉辦了一場隆重的追悼會，以安慰英雄在天之靈。在追悼會上，毛澤東飽含深情地說“他是一個好同志，是一個堅決革命的同志……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們的革命隊伍就是需要這樣的同志……”

英雄可敬，悲壯可嘆！

但我不禁發(fā)問：為什么在紅軍蘇區(qū)時期、長征鐵流后衛(wèi)時期，為革命立下汗馬功勞的董振堂及其紅5軍團，為什么在長征即將結束的時候，在奉命西征的過程中，慘死于國民黨地方勢力馬家軍之手呢？到底是誰導致了他的慘敗？

接下來，我就帶著這些問題，追根溯源，還原一位可歌可泣的大英雄，并再一次緬懷他的卓越功勛與不朽精神。

一、熱血起義；

二、鐵流革命；

三、慘死西北；

四、君風萬古。

一、熱血起義

董振堂，出生于1895年，河北省邢臺市新河縣人。自幼跟父親習武，中學時獲“優(yōu)秀模范”稱號。1921年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9期炮科學習，畢業(yè)后加入馮玉祥的部隊， 他跟隨馮玉祥部參加了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經歷了驅逐末代皇帝出宮的“北京政變” ，隨后又參加了與奉系、直系軍閥以及直魯聯(lián)軍的作戰(zhàn)。

在歷次作戰(zhàn)中，董振堂英勇善戰(zhàn)，深得馮玉祥的賞識，從排長一路擢升至旅長，成為西北軍中一名驍勇善戰(zhàn)的戰(zhàn)將。1927年參加北伐戰(zhàn)爭，出師河南、湖北攻打直系軍閥吳佩孚，董振堂因戰(zhàn)功升任第36師中將師長。1928年6月，馮玉祥調13師守備洛陽，董振堂兼任洛陽警備司令。

1930年5月，馮玉祥和閻錫山聯(lián)手討蔣，中原大戰(zhàn)爆發(fā)。董振堂又隨馮玉祥率部參戰(zhàn)，屢立奇功。不過這次戰(zhàn)役最終以馮、閻聯(lián)軍的失敗而告終。馮玉祥被迫下野，其部隊被蔣介石收編，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改編后, 董振堂任第25師73旅旅長。1931年春，蔣介石下令調一沒有休整，二沒有補充彈藥，糧餉的二十六路軍，急下江西圍剿紅軍。

此時的董振堂看得很明白，知道這是蔣介石消滅雜牌的“一石二鳥”之計，他本受了共產黨員劉伯堅的影響，對無意義的軍閥混戰(zhàn)深惡痛絕，加之又受第26軍總參謀長，共產黨員趙博生的影響，思想發(fā)生了急劇的轉變。

當南下的第一列火車開到孫氏店小站時，董振堂一個團的人拒絕前行。蔣介石聞訊后,派人前往“誘導”,繼之以不發(fā)軍餉相威脅，部隊滯留數(shù)日后只得繼續(xù)南下。

26路軍到江西后,參加了對紅軍蘇區(qū)的第二、三次“圍剿”。二次“圍剿”的失敗，讓26路軍見識了紅軍的無敵神勇與高漲氣焰。

于是，不愿與紅軍為敵的董振堂，消極作戰(zhàn)，并制造假情報來規(guī)避與紅軍作戰(zhàn)，結果被老蔣的眼線發(fā)現(xiàn)，惹得老蔣大罵董振堂“怕死”，要知道，老蔣是知道董振堂的部隊，原是第26路軍戰(zhàn)斗力最強的隊伍。

第三次“圍剿”失敗后，蔣介石命令26路軍困守寧都。同時，為了防止26路軍擅自撤退，老蔣還特別在寧都和廣昌之間派駐了嫡系朱紹良帶部設卡。由于許多官兵水土不服染上疾病，加上醫(yī)療條件極差，幾個月內死亡幾千人，廣大官兵普遍厭戰(zhàn)。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全民抗日情緒高漲，26路軍官兵也值此要求回到北方去打日軍，寫信給總指揮孫連仲。孫連仲也想借此擺脫困境,一面電報請示蔣介石,一面下令全軍北上。

但蔣介石堅決不讓26路軍離開“剿共”前線。部隊開拔60多里到達湖嶺時，受到阻攔只得重返寧都。26路軍愛國官兵義憤填膺，第26路軍的地下黨員們及時揭露蔣介石的陰謀，宣傳黨的主張，大力發(fā)展黨員，仇蔣反日情緒普遍高漲。

在這樣進退維谷的情況下，讓參謀長趙博生和董振堂看到了起義的時機。起義計劃，也被極速傳到了瑞金的中革軍委。中革軍委對董振堂的起義極為歡迎與非常重視，高層專門開會討論，雙方還定下了對這支軍隊的整編和改造。

1931年12月14日起義，參謀長趙博生，73旅董振堂，74旅旅長季振同等率領26路軍17000多名官兵全體起義。

全陣營起義，相當豪華，1個總指揮部，2個師部，6個旅部，11個整團，還有2萬多件武器，17000多人，相當于當時中央紅軍的三分之一多，因為當時中央紅軍只有4萬多人。

不僅如此，26路軍的武器也相對紅軍而言優(yōu)良，在硬實力上勝出紅軍不少。可以說，26路軍的起義，極大地增強了紅軍的實力。

起義部隊第三天就進入了中央蘇區(qū)，董振堂在此，見到了他日夜想念的朋友劉伯堅。劉伯堅代表中革軍委，宣布了中革軍委與起義部隊之前的既定部署。原第26路軍改編為紅軍第5軍團，軍團長一職由原第26路軍74旅旅長季振同擔任。

而主導起義的董振堂并沒有一開始擔任軍團長，這是為什么？這是因為，為了爭取74旅長季振同，一同起義，董振堂從大局出發(fā)，與他約定，一旦起義成功，讓他擔任起義總指揮，即后來的軍團長。從這里可以看到，董振堂的起義并不是為了計較個人私利，而是滿懷坦蕩胸襟，尋找正義之路。

據(jù)紅5軍團軍史可知，紅5軍團改編之初的組織框架為：

軍團總指揮（軍團長）季振同，政治委員蕭勁光，副總指揮董振堂，參謀長趙博生，政治部主任劉伯堅。下轄三個軍：
紅十三軍，軍長董振堂（兼），政治委員何長工；
紅十四軍，軍長趙博生（兼），政治委員黃火青；
紅十五軍，軍長黃中岳，政治委員左權。

新生之初的紅五軍團，其實力位居紅軍各軍團之首。從此在中國革命的征途中，立下了卓著功勛，彪炳史冊。

二、鐵流革命

加入革命隊伍不到2個月后，紅5軍團迎來了首戰(zhàn)贛州戰(zhàn)役。不久，紅軍失利，在贛州腹背受敵，戰(zhàn)況危急，中央軍委急電毛澤東“暫停休養(yǎng)”赴前線指揮。

毛澤東大膽起用留作預備隊的紅五軍團，果然董振堂不負眾望，旗開得勝，紅軍主力解圍。

1932年3月12日，根據(jù)中共中革軍委命令，混合組編紅1方面軍的3個軍團。紅5軍團被一分為三：紅5軍團紅15軍編入紅1軍團；紅14軍編入紅3軍團；紅13軍和原紅1軍團的紅3軍組成新的紅5軍團。

從此，紅5軍團和紅1軍團，紅3軍團一同成為中央紅軍的三大主力軍團，而紅軍主力的三個軍團中，又都有紅5軍團的部隊。

1932年6月，董振堂升任軍團長后，不久紅3軍又被劃回紅一軍團。1933年6月，中央紅軍再次進行整編，取消軍一級編制，紅五軍團只下轄第十三師、第十四師和第三十四師。 但到了長征前夕，紅5軍團又發(fā)展到了12000多人。

盡管幾經整編，裁撤，紅5軍團的實力依然可與紅1、紅3軍團相提并論。繼贛州戰(zhàn)役后，接連打出了一個又一個漂亮仗，攻克漳州、大戰(zhàn)南雄水口、北進宜黃、東安，東進贛東、西入黎川、建寧、泰寧等等，每戰(zhàn)都取得了輝煌戰(zhàn)績，全程參加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圍剿”，作戰(zhàn)勇猛又不失靈活，深得中革軍委的表揚。

以南雄水口之戰(zhàn)為例，從1932年7月2日至10日，歷時9天，尸橫遍野，這是紅5軍團首次獨立作戰(zhàn)，卻留下了輝煌戰(zhàn)績，以粵軍致使得很長時間不敢輕舉妄動。時任政委的聶榮臻后來在《聶榮臻元帥回憶錄》中寫道:“水口戰(zhàn)役是著名的惡仗，雙方傷亡之大，戰(zhàn)場景象之慘烈，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所罕見……”

在寧都起義一周年之際，董振堂、趙博生雙雙獲得“紅旗獎章”--這是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仿造蘇聯(lián)紅軍獎章樣式，最早制作、最早頒發(fā)而且僅頒發(fā)一次的獎章，比紅軍后來制作頒發(fā)的“八一紅星獎章”，還要早8個月。

毛澤東還曾派他的夫人賀子珍，來到紅5軍團，為大家表演節(jié)目。使董振堂感慨不已。

1932年4月下旬，董振堂入黨時，他把自己積攢下來的3000塊銀元，全部作為黨費上繳，驚動了毛澤東，找他談話，讓他給自己留些錢用，給家里也寄點，他說:“現(xiàn)在我當了紅軍，又入了黨，留著這些錢也沒有用了，我要把一切獻給黨，甚至連生命也獻給黨!”他的舉動讓毛澤東大為感動。

這一幕，又讓我想起了當年，董振堂告別母親的一席話：“你不要惦記我一個人在外面，我這一輩子，不會吸煙、喝酒，更不會逛窯子。即使我闊了起來，也不會尋小老婆。”

可見，董振堂從這時開始，就與舊軍閥中的絕大多數(shù)軍官有著本質上的區(qū)別。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不得不進行艱苦卓絕的戰(zhàn)略轉移，開始長征。紅五軍團由于首屈一指的戰(zhàn)斗能力，奉命擔任后衛(wèi)，掩護全軍轉移，完滿完成了中革軍委交與的戰(zhàn)略任務。尤其在湘江血戰(zhàn)和金沙江阻擊戰(zhàn)中，發(fā)揮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湘江戰(zhàn)役中，負責斷后的董振堂紅5軍團更是付出了慘烈的犧牲。紅5軍團僅有2個師，其中34師全軍覆滅，自師長陳樹湘以下6000余人全部壯烈犧牲。

后來由于減員較多的原因，1934年12月下旬，中革軍委在貴州黃平縣進行整編。經過整編,將紅8軍團與紅5軍團合編，組成新的紅5軍團。

1935年1月，轉折紅軍命運的遵義會議召開，正在遵義東南方向布防的紅五軍團董振堂、政委李卓然接到參加遵義會議的通知。由于董振堂要布防和檢查部隊的設防情況，董振堂未能趕上這次重要會議。但董振堂率紅五軍團在遵義城東南布防，阻止了國民黨軍的追擊，確保了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

最為驚心動魄的戰(zhàn)斗發(fā)生在巧渡金沙江時。

由于紅軍在搶渡金沙江時，由于渡船少，僅僅只有七艘小船，一艘還有問題，每次中央紅軍只能渡過數(shù)百人，二、三萬紅軍一時之間難以過江，為了讓全軍有充足的時間渡過金沙江，鐵流后衛(wèi)董振堂又一次重任在肩。

董振堂領命后，率領紅五軍團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帶阻擊尾追之敵。面對嚴峻的形勢，董振堂率部堅守九天九夜，得知紅軍主力勝利渡江后，才指揮全軍團人員連夜渡過金沙江。

其中，一路護衛(wèi)的紅五軍團，在整個長征期間，一直處于戰(zhàn)斗狀態(tài)。由于沿途各國民黨派系為了保存實力，對擔任開路先鋒的紅1和3軍團并不攔阻，主要對紅軍的尾巴進行堵截，以致紅5軍團付出了更大的犧牲代價，但又次次讓敵人得不償失，始終未能突破后衛(wèi)防線。

紅5軍團的喋血作戰(zhàn)能力，使蔣介石必深為痛恨。1935年2月15日，他發(fā)出了這樣的緝拿告示，于云南《民國日報》刊登如下內容的懸賞：

“（一）朱德、毛澤東、徐向前，生擒者各獎十萬元，獻首級者各獎八萬元。
（二）林彪、彭德懷、董振堂、羅炳輝，生擒者各獎八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五萬元。
（三）周恩來、張國燾、項英、王稼祥、陳昌浩，生擒者各獎五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三萬元。（四）王宏坤、王樹聲、何畏、孫玉清、余天云、王維舟、劉伯承、葉劍英、倪志亮，生擒者各獎五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二萬元。”

我們可以看到：董振堂排在林彪、彭德懷之后，可見在老蔣心中必除之而后快的份量。

三、慘死西地

然而，本讓蔣介石沒有機會必除之而后快的董振堂，卻讓自己人干出了“親者痛仇者快”的齷齪之事，白白犧牲了紅軍一員擎天大將。

1935年6月，紅1方面軍和紅4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后，中革軍委將兩個方面軍混編為左右兩軍。其中右路軍主力為紅1方面軍，左路軍的主力為紅4方面軍，董振堂的紅5軍團被編在左路軍中，受張國燾指揮。

后來，張國燾陰謀篡權，決定另立中央，于是身陷左路軍的紅5軍團，突然被張國燾收走了與中央聯(lián)系的電臺密碼。從此，紅5軍團與中央斷了聯(lián)系。

張國燾針對能征慣戰(zhàn)的董振堂及紅5軍團，開始了步步控制：先是將紅5軍的兩個主力團和政委李卓然調走，接著將紅一軍團余部與紅4方面軍的第33軍合編（第33軍是游擊隊改編而來，戰(zhàn)斗力弱），遂改番號為紅5軍，董振堂由軍團長變?yōu)檐婇L；最后又派自己的親信黃超擔任紅5軍政委，架空董振堂。

但即便這樣，直到后來紅四方面與紅2方面會師，再到最后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會寧，鐵流董振堂率紅5軍，依然捍衛(wèi)著紅四方面軍的后方。

后來，為了尋求更大的發(fā)展，爭取向黃河以西的寧夏和甘肅地區(qū)發(fā)展，既避開國民黨強大統(tǒng)治的黃河以東地帶，又可以打通和蘇聯(lián)的國際交通，獲得蘇聯(lián)的幫助，中央軍委（1935年7月蘆花會議上明確這一稱謂）制定了寧夏戰(zhàn)役。

寧夏戰(zhàn)役的部署，是以徐向前率領紅四方面軍主力和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面軍一部組成西征軍，打過河西。

1936年10月25日，董振堂紅5軍受命保衛(wèi)黃河渡口，掩護各軍渡河。當紅四方面軍的9軍和30軍渡河后，胡宗南部隊突然向黃河渡口殺來，逼迫紅5軍全部撤到了黃河以西，可是后續(xù)的紅四方面軍的4軍，31軍以及彭德懷紅一方面軍卻被阻隔在黃河以東。

此時，渡過黃河的紅軍部隊，是9軍，30軍，5軍三個軍外加紅四方面軍總部直屬騎兵師、婦女獨立團及機關人員，總數(shù)為21800余人，其中董振堂的5軍不足4000人。

西渡黃河的紅軍部隊，在11月11日時接到了中央軍委的指示，組成紅軍西路軍，以陳昌浩為軍委員會主席兼政委，徐向前為副主席兼總指揮，繼續(xù)西征新疆，以完成打通國際交通線的任務。

從此，西路軍走上了孤軍深入，沒有后方根據(jù)地，也得不到彈藥補充，缺衣少穿的征途，他們沿途要不斷與擁有大炮和騎兵的馬家軍作戰(zhàn)，人員在屢次作戰(zhàn)中不斷消耗卻得不到補充，他們擁有的，只有一個信念，打到新疆去接受蘇聯(lián)外援，然后再狠狠地打回來，為犧牲的戰(zhàn)友們報仇。

于是，長征中一直擔任“鐵流后衛(wèi)”紅5軍團，此時即為紅5軍，在西路軍前進的征途中又成了開路先鋒，他們一路攻到了甘肅高臺。

然而要命的是，此時的董振堂，處處被黃超掣肘。

當董振堂占領臨澤，帶紅5軍兩個團離開，解放高臺后，在臨澤留守的黃超，并未在9軍和30軍陸續(xù)到達的情況下，帶領5軍的另外2個團支援高臺，使得最后當馬家軍合圍高臺危急之時，徐向前不得不另派新成立的騎兵師前往救援，錯過了戰(zhàn)機。

從1937年1月5日起，當合圍高臺的馬家軍陸續(xù)抵達時，善于審時度勢的董振堂就意識到高臺不守，他秘密派了一部分士兵在北城附近挖了一個地洞，上面覆蓋上薄土，準備突圍時使用。

正當董振堂率領全軍突圍時，結果被黃超派人化妝入城，以黨紀軍紀的名義命令死守。董振堂身邊沒有電臺，無法與總部聯(lián)系，董振堂只得放棄突圍，死守高臺。董振堂召集僅存的50名干部開會，向部下發(fā)出了“與高臺共存亡”的命令。

經過8天8夜的激戰(zhàn)，高臺淪陷了。

董振堂帶著警衛(wèi)員和司號長，從東門以北的城墻上逃出去。敵人合圍上來，他因左腿負傷半跪在地上，雙槍輪番向敵人射擊。最后他用一顆子彈壯烈殉國。

黃超不僅害了紅5軍，還害了新組建的騎兵師。這個沒有經驗的騎兵師被馬家軍打散，師長和政委雙亡陣亡。

而以黨紀軍紀要求董振堂死守的黃超，對自己卻沒有這么高的要求。當馬家軍進攻臨澤時，卻沒有半點與臨澤相存亡的精神，一跑倪家營子，再跑到了新疆。但最后也沒有得到好下場，在新疆被殺害。

徐向前后來在《血戰(zhàn)河西走廊》中回憶說：“董振堂是寧都暴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指揮的五軍團，在中央紅軍反五次‘圍剿’中，在長征途中，在與四方面軍會合后的轉戰(zhàn)中，英勇奮斗，作出了重要貢獻。后與四方面軍三十三軍合編，成為五軍。
紅四方面軍南下期間，他一面積極完成作戰(zhàn)任務，一面站在朱老總一邊，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抵制和斗爭。他和楊克明、葉崇本、劉培基、董彥俊、秦賢道等許多指戰(zhàn)員的犧牲，是黨和人民的重大損失。西路軍上下，極為震驚和悲痛。”

四、君風萬古

董振堂不僅戰(zhàn)功卓著，而且人品高尚，深受戰(zhàn)友嘆惜與追憶。

在長征中，正值一場激烈的突圍戰(zhàn)剛剛打響，鄧發(fā)的妻子陳慧清突然臨盆難產。陳慧清疼得滿地打滾，身邊沒有一個醫(yī)護人員，只有幾個紅軍小戰(zhàn)士。

僅僅1公里以外，董振堂正率領戰(zhàn)士拼死作戰(zhàn)，眼看著頂不住了，董振堂拎著槍沖回來問：到底還有多少時間能把孩子生下來？沒人能夠回答。于是董振堂再次沖入陣地，大聲喊道：“你們一定要打出一個生孩子的時間來！”

結果戰(zhàn)士們死守了幾個小時，硬是等陳慧清把孩子生了下來。戰(zhàn)斗結束后，一些戰(zhàn)士經過陳慧清身邊時，都怒目而視，但董振堂又說了一句載入史冊的話：“你們瞪什么瞪？我們流血和犧牲不就是為了這些孩子嗎？”

80多年前，董振堂說出這樣震撼人心的話，說明了他高尚的人格情操；80多年后，后人每看到這一段文字，無不莫名感懷。

領袖毛澤東后來，也在不同場合提出董振堂。他在瓦窯堡會議上曾特別強調：“地主資產階級的營壘中變成紅軍的董振堂，成了堅決革命的同志。”

在新保安，當埃德加·斯諾采訪毛澤東時，毛澤東又特別提到了董振堂。 再在1936年，毛澤東致函馮玉祥，商討國共合作問題，又特意提到董振堂：“先生老部下董振堂諸君，大有進步，堪以告慰。”

在董振堂犧牲后，毛澤東在黨中央召開的追悼會上，高度評價：“路遙知馬力，董振堂是堅決革命的同志。”

1956年11月，葉劍英視察河西走廊來到高臺，仰望懸掛過董振堂烈士頭顱的高臺城樓時，感慨萬千，賦詩一首：

“英雄戰(zhàn)死錯路上，今日獨懷董振堂。懸眼城樓驚世換，高臺為你著榮光。”

1979年8月，當年任紅一軍團第十五師（原少共國際師）政委的蕭華，來到高臺吊唁董振堂，不禁涕淚沾襟，也寫了兩首詩：

“肅立高臺悼忠魂，猶聞寧都號炮聲。擊案憤起干城將，振國英雄拭雱鋒。”
“戰(zhàn)死錯路志未酬，留取碧血化紅旗。七天七夜一步書，悲壯千古淚沾襟。”

紅軍的其他戰(zhàn)友也始終在懷念他和關懷其遺屬。董振堂犧牲后，宋任窮、王任重、陳再道曾到河北新河縣董振堂家中探望。

1946年，劉伯承、鄧小平通過董振堂的堂兄輾轉找到了賈明玉一家。解到具體情況后，將賈明玉和兒子女兒火速接回了解放區(qū)。為了保障他們的生活，毛澤東特批：邊區(qū)政府分配了50畝良田給董振堂家人，后來他還派人送了60萬邊區(qū)幣過來。

在此，還要特提一件棗紅色毛毯，因為它記載著革命元勛們的深厚情誼。

寧都起義后不久，董振堂到紅軍總部開會。在朱德住處，董振堂地發(fā)現(xiàn)，朱德的木板床上只有一個墊褥和一條很薄的軍被，根本無法御寒。第二天，董振堂拿了自己的毛毯送給朱德。朱德連連推辭。董振堂真誠地說：“這條毛毯是我用干凈的錢買的，可不是發(fā)的洋財，如不嫌舊的話就請您一定收下。”
朱德只得感動地接了過來。后來這條毛毯跟著他，爬雪山，過草地，經歷了長征途中的日日夜夜，一直到了延安。
西安事變后，周恩來作為我黨的全權代表，經常往返于延安與西安之間、經常工作到深夜，朱德就把這條毛毯送給周恩來抵御。
后來董振堂犧牲噩耗傳到延安后，周恩來睹物思人，一邊用手輕輕撫摸這條棗紅色的毛毯，一邊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同志們，革命不易啊！等全國解放了，我們一定要把這些烈士的遺物陳列起來，供子孫后代好好瞻仰。”
1937年“七七事變”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朱德率領八路軍上前線抗擊日寇，周恩來又將這條毛毯回贈朱德。朱德又帶著這條毛毯南征北戰(zhàn)，直到新中國成立。

幽幽后世，君風高節(jié)，功德綿長，后人長憶：

相貌堂堂武藝高，錚錚鐵骨嘆人豪。
早前征戰(zhàn)驅強虜，日后爭鋒樹赤刀。
絕地征途拖后敵，凋荒西地挫蠻獒。
猶留佳話為誰死， 壯烈千秋后世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