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濤｜認罪認罰后上訴，一定就沒有改判無罪或從輕的辯護空間嗎？

——上訴權與司法理性回歸：以賈某明合同詐騙案二審改判為視角

賈某合同詐騙案（（2021）魯16刑終143號）評析

審理法院：山東省濱州市（地區(qū)）中級人民法院案號：（2021）魯16刑終143號

入庫編號：2024-03-1-167-002

觀點：未來的認罪認罰制度深化，需在“權利保障”與“效率提升”間尋求衡平：一方面承認被告人對部分事實的上訴權不構成對認罪認罰的背叛；另一方面通過二審的實質(zhì)審查，防止錯誤量刑被“具結書”所固化。

一、問題的提出：認罪認罰后上訴是否必然導致從寬撤銷？

在賈某明合同詐騙案中，一審法院基于被告人認罪認罰、自首等情節(jié)，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十萬元。然而案件二審中出現(xiàn)三重“反轉”：被告人認罪認罰后上訴、一審檢察院以“認罪認罰基礎喪失”為由抗訴要求重判、二審檢察院卻支持被告人部分上訴理由。這種檢辯立場交錯的現(xiàn)象，直指認罪認罰制度的實踐困境：被告人對部分事實或罪名提出異議是否必然否定認罪認罰的效力？二審法院最終采納二審檢察院意見，否定部分犯罪事實，將刑期從四年改判為一年七個月，罰金從十萬元降至四萬元，彰顯了司法理性對形式邏輯的超越。

二、案件焦點與裁判要旨：實質(zhì)審查的司法立場（一）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精細化認定

本案的核心爭議在于首次售房行為是否構成詐騙。一審認為賈某明對侯某等四名被害人的售房行為均構成合同詐騙罪，但二審通過證據(jù)重構，區(qū)分了兩種法律性質(zhì)截然不同的行為：

• 對侯某售房行為：簽訂合同時未虛構事實，無證據(jù)表明此時已有一房多賣故意，屬于民事違約范疇。
• 后續(xù)三次售房行為：在房產(chǎn)已售予侯某后，仍隱瞞真相與吳某等三人簽訂合同騙取31萬元，符合《刑法》第224條“虛構事實騙取財物”的犯罪構成。

這一區(qū)分體現(xiàn)了對合同詐騙罪雙重法益（市場秩序+財產(chǎn)權）的穿透性審查。正如最高檢觀點所言，合同詐騙罪的“合同”需承載市場交易功能，而賈某明后續(xù)售房行為徹底背離了合同制度的信賴基礎。

（二）認罪認罰上訴權的正當性保障

針對一審檢察院“上訴即反悔”的抗訴理由，二審法院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回應：

• 上訴權是法定權利：認罪認罰后上訴不必然否定認罪態(tài)度，二審仍可基于新事實（如退賠）給予從寬。
• 從寬基礎的動態(tài)審查：賈某明在二審期間將安置房交被害人處置（實際退賠24萬元），該事后補救行為被認定為新的從寬情節(jié)，這符合《認罪認罰指導意見》中“退贓退賠是認罰重要標準”的精神。

表：賈某明案一審與二審裁判要點對比

審查維度

一審裁判要點

二審裁判要點

行為定性

四次售房均構成合同詐騙罪

首次為民事違約，后三次為合同詐騙罪

犯罪數(shù)額

41萬元（數(shù)額巨大）

31萬元（數(shù)額巨大）

量刑情節(jié)

認罪認罰、自首

認罪認罰、自首+二審退賠

刑期與罰金

有期徒刑4年+罰金10萬元

有期徒刑1年7個月+罰金4萬元

退賠處理

責令退賠41萬元

扣除已退賠24萬元，繼續(xù)追繳剩余17萬元

三、理論重構：認罪認罰制度的本質(zhì)與上訴權關系（一）認罪認罰的“兩階構造”及其獨立性

認罪認罰包含“認罪”與“認罰”兩個獨立要件：

• 認罪：指對指控事實無異議，即使對法律定性有辯解（如賈某明對首次售房性質(zhì)的異議）仍可成立。
• 認罰：需結合退賠意愿與行為綜合判斷，本案二審將退賠行為作為認罰的延續(xù)，打破了“一審認罰終身綁定”的誤解。

實踐中普遍存在“認罪認罰后上訴即不誠信”的認知誤區(qū)，本案二審判決對此進行了雙重矯正：

• 實體層面：通過開庭審理重新核查證據(jù)，將犯罪數(shù)額從41萬元更正為31萬元，揭示了一審事實認定的偏差。
• 程序層面：允許被告人通過上訴獲得二審程序救濟，尤其在一審量刑建議存在結構性錯誤時（如將民事行為納入犯罪評價）。

正如濱州市檢察院在二審中支持被告人部分訴求所彰顯的：檢察機關的客觀義務應超越“勝訴主義”立場，這種檢辯意見部分融合的現(xiàn)象，正是認罪認罰制度成熟運作的標志。

四、辯護路徑重構：認罪認罰案件的五維策略

基于本案啟示，認罪認罰案件的辯護需建立動態(tài)框架：

（一）認罪策略分層化

• 對無爭議事實爽快認罪，但對關鍵定性（如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保留辯解空間。如賈某明對“投資用途”的強調(diào)，恰是突破詐騙故意的著力點。

• 退賠方案作為認罰協(xié)商核心內(nèi)容，明確約定分期履行或財產(chǎn)處置方案。本案二審將安置房處置視為退賠，使刑期大幅縮減。

• 區(qū)分“對事實上訴”與“對量刑上訴”：若僅針對量刑過重上訴（如賈某明主張四年刑期過重），二審仍可維持認罪認罰從寬。

• 在認罪認罰基礎上，積極促成刑事和解，將賠償協(xié)議書作為二審新證據(jù)提交。本案被害人通過賣房獲償6萬元/人的事實，成為減輕處罰的關鍵砝碼。

表：認罪認罰案件二審辯護要點矩陣

上訴理由類型

風險等級

辯護要點

案例參照

對部分事實異議

中風險

區(qū)分認罪與辯解界限，強調(diào)對核心事實無異議

賈某明對首次售房性質(zhì)的異議

對量刑過重異議

低風險

結合新退賠證據(jù)，請求二審從寬

賈某明二審退賠獲減刑

對罪名定性異議

高風險

提交類案裁判文書，論證行為本質(zhì)

合同詐騙與民事違約區(qū)分

程序違法救濟

可變風險

針對未告知權利、律師缺席等程序瑕疵

不適用本案但具普適性

五、結語：認罪認罰制度中的司法理性回歸

賈某明案改判猶如一面三棱鏡，折射出認罪認罰制度的復雜光譜：它既非被告人的“懺悔書”，也非檢察機關的“勝利宣言”，而應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性保障。當濱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將四年刑期改判為一年七個月時，其背后是對《刑事訴訟法》第236條“事實清楚、量刑適當”標準的堅守——認罪認罰簡化的是程序，而非對實體正義的審查責任。

未來的認罪認罰制度深化，需在“權利保障”與“效率提升”間尋求衡平：一方面承認被告人對部分事實的上訴權不構成對認罪認罰的背叛；另一方面通過二審的實質(zhì)審查，防止錯誤量刑被“具結書”所固化。唯有如此，認罪認罰從寬才能成為“既講效率，更重公正”的現(xiàn)代刑事司法標桿。

游濤，世理法源--訴訟解決方案專家——高端法律咨詢平臺創(chuàng)始合伙人

業(yè)務領域：網(wǎng)絡犯罪、金融犯罪、職務犯罪、知識產(chǎn)權犯罪、電信詐騙等刑事法律服務，以及數(shù)據(jù)、直播、娛樂社交等領域合規(guī)建設。

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理事，公安大學網(wǎng)絡空間安全與法治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研究員，北大法學院《金融犯罪與刑事合規(guī)》校外授課教師。

公安大學本科、碩士，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長，從事審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調(diào)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導大量案件外，還親自辦理1500余件各類刑事案件，“數(shù)據(jù)”“爬蟲”“外掛”“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確定為最高檢指導性案例、全國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參閱案例。

曾任某網(wǎng)絡科技（直播、娛樂社交）上市公司集團安全總監(jiān)，還為包括上市公司在內(nèi)的多家企業(yè)完成全面合規(guī)體系建設以及數(shù)據(jù)安全、商業(yè)秘密、網(wǎng)絡游戲、直播、1v1、語音房等專項合規(guī)。

多次受國家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請，為全國各地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授課；多次受北大、清華等高校邀請講座；連續(xù)十屆擔任北京市高校模擬法庭競賽評委。在《政治與法律》等法學核心期刊發(fā)表論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選》《刑事審判參考》等發(fā)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專著《普通詐騙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