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全球化的喪鐘為誰而鳴？（萬字長文）

本文為西京研究院發表的第825篇文章，趙建院長的第762篇原創文章。更加內部、細化、干貨的內容請加入會員參與內部直播與討論。

前言

本文分析了全球化從1.0到3.0的演變：二戰后美國主導的全球化1.0（關貿總協定）和冷戰后中美驅動的全球化2.0（WTO）推動了經貿繁榮，但美國內部貧富分化引發MAGA主義，導致逆全球化浪潮。當前全球化2.0崩潰，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但數字技術和新興經濟體正推動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3.0形成。轉型期全球貿易成本上升，普通人生活將更艱難。提出關鍵問題如下：

1、全球化1.0和全球化2.0的主要區別是什么?

2、MAGA主義如何影響全球貿易體系?

3、“再全球化”趨勢有哪些表現?

一個大國的“鄉下人悲歌”，帶來了世界的“全球化黃昏”。當國內的貧富分化、政治極化的矛盾到一定程度無法調和時，美國MAGA主義盛行而去全球化及退出國際事務，導致世界秩序的主導者缺位，普惠式的全球經貿體系就走向黃昏。美國國內的鐵銹地帶向全世界蔓延。陰晴圓缺、花開花謝、生老病死，一切都是輪回和周期。全球化高歌猛進了近一個世紀，今天終于在特朗普的折騰下走向支離破碎，甚至是有壽終正寢的危險。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特朗普的暴力關稅都能真正落實，也不意味著從此以后國家間沒有了貿易往來，而是過去建立在有國際規則的、普遍自由的、全球普惠的、效率導向的全球化時代終結，一個摻雜著地緣沖突、歷史仇怨、大國博弈、意識形態、國家主義、孤立主義、霸權主義、小院高墻、出爾反爾、爾虞我詐等種種叢林規則因素的粗鄙的全球化時代開始。在這樣的逆全球化環境里，原始落后的叢林規則代替了文明普惠的ＷＴＯ規則，高風險、高成本、不確定的、區域化的、雙邊的、轉口的、泛意識形態的、暗網的、走私的交易取代光明正大的國際貿易。

全球化的喪鐘為誰而鳴？為這個時代的每一個人，每一個企業，每一個國家和地區而鳴。當特朗普這樣的投機政客們為獲取一己之利挑起關稅戰而置全人類利益于不顧時，自身也注定會遭到去全球化的反噬。要知道今天的國際貿易秩序是全世界人類積淀了近一個世紀的文明成果，甚至可以說是以戰爭付出的代價打造的文明秩序，先后經歷了二戰后的全球化1.0（關貿總協定），冷戰后的全球化2.0（WTO）。今天，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去全球化與再全球化交疊的新的時期，一個充斥著大國博弈、地緣沖突、戰爭風險的新的全球化進程，直到新的全球化3.0形成。

身處這樣的時代，我們將不僅僅是見證，還要擔負這沉重的時代之軛。我們將沒有辦法像過去那樣，便捷高效的謀劃公司的國際生意，也沒有辦法方便輕松的規劃家庭的國際旅行和孩子的未來教育，很多普通人的工作也會遭受巨大的沖擊，通貨緊縮，產能過剩和債務負擔的問題將更加嚴重。生活中一般人很難再享受到高品質的進口商品和服務。特別是在生病的時候，無法正常地獲取用來救命的進口醫療設備和藥品。而身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人，則同樣面臨各種困境，日常生活用品市場短缺，物價高企，農產品和石油賣不出去，專利等服務無法再獲取豐厚穩定的回報，高端研發的尖端機器和材料沒了銷路，經濟很可能會陷入一場滯脹之中。如果新的貿易協議沒有辦法盡快達成，其災難級別可以類比1970年美國的大滯漲，甚至是1930年的美國大蕭條相媲美。

說到底，失去了過去并不十分珍惜甚至是廣為詬病的全球化，普通人的日子大概率是更難了。供應鏈、銷售渠道、客戶關系、職業崗位等等，都因此需要一次巨大的再平衡，直到新的用以補充舊全球化體系崩潰而內生再平衡的新的全球化體系——全球化3.0——出現。顯然這個新的全球化經貿網絡，難以與過去的那個全球化相媲美。在新的國際秩序建立之前，更多的是以轉口，走私等貿易暗網的形式存在，但畢竟還能勉強維系著國際經貿往來，不至于讓各國、各經濟體變成真正的孤島。但全球貿易的成本如此之高，加重了全世界的經濟和政治負擔。一旦全球貿易的經濟和政治成本高過軍事和動武的成本時，采取戰爭的極端方式解決問題就會納入國家的可選策略集里——事實上大國的政客們都沒有放棄過這種選擇。這種情況在和平了太久的人們看來似乎概率太小，但就今天的形勢來看已經到了需要我們每個人嚴肅對待、認真思考的時候了。

一、二戰后打造的全球化1.0

秩序是戰爭的產物，全球化1.0是二戰打造的。二戰后，全球經濟百廢待興，進入戰后重建階段，處于斷壁殘垣中的世界各國需要緊密合作，才能從廢墟中重生。由于戰爭期間各個國家聯系緊密、各自形成同盟，已經具備了國際組織和秩序的雛形，比如雅爾塔協議，以及戰后的聯合國憲章和波茨坦協定。為了國家間協作處理戰后事宜，也需要建立一系列國際組織。因此全球化治理體系逐漸形成。

在經濟合作方面，以美國為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1945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成立，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提供了相對穩定的貨幣環境。例如，歐洲國家在該體系下能較為穩定地開展對外貿易，推動了經濟復蘇。

1947 年關貿總協定簽署，致力于降低關稅、減少貿易壁壘。在其推動下，全球關稅水平逐步下降，從二戰后的較高水平逐漸降低到個位數，全球貿易額不斷增長。據統計，1950 - 1973 年，世界貿易年均增長率高達 7.8%，這一時期的貿易增長為全球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作為決定二戰戰局和最大受益國，美國在全球化1.0中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美國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通過馬歇爾計劃對歐洲進行經濟援助。從 1948 年到 1952 年，美國共向歐洲提供了約 131.5 億美元的援助，幫助歐洲重建基礎設施、恢復工業生產，加強了歐美之間的經濟聯系。

同時，美國企業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投資，拓展海外市場。如美國的汽車、石油等行業的跨國公司在歐洲、拉丁美洲等地建立工廠和分支機構。到 20 世紀 60 年代末，美國對外投資累計額大幅增加，1960 年底為 662 億美元，1970 年底達到 1486 億美元，推動了生產要素在全球的流動。

這一時期，國際產業分工也有所調整，發達國家側重于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中國家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初級產品生產。例如，一些東南亞國家開始發展紡織、服裝等產業，為發達國家提供消費品，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度提高。

全球化1.0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二戰雖然結束，但美蘇之間的冷戰持續了近半個世紀，這導致全球化1.0并非真正的全球化，而是分為兩大陣營，全球貿易也呈現區域化特點。比較典型的是歐洲和美洲。1951 年，歐洲煤鋼共同體成立，開啟了歐洲一體化進程。1967 年，歐洲共同體正式成立，成員國內部逐步取消關稅壁壘，實現商品、人員、勞務和資本的自由流通，促進了區域內貿易和經濟發展。

在其他地區，也有一些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出現，如 1960 年成立的中美洲共同市場、1964 年成立的安第斯共同體等，雖然影響力相對較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地區內的經濟合作與發展。

冷戰的存在對全球化1.0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導致其并非普遍的全球化而是結構性的全球化。世界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兩大陣營之間政治對立、經濟封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資金、技術、人員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但總體而言，二戰后到冷戰結束前，全球化在經濟體系重建、貿易增長、國際投資和區域合作等因素的推動下，仍取得了一定的發展，為冷戰結束后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冷戰后打造的全球化2.0

20世紀末發生了兩件大事，足以載入全球化歷史進程的史冊。一個是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遵循“華盛頓共識”的思路全面西方化。另一個是1993年中國十四大召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可以說也是將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與中國特色相結合。這兩大事件意味著，一個資源大國，一個人口大國共同加入了全球化的歷史洪流，人類歷史上惠及絕大數人口的真正的全球化正式開啟，其標志就是1995年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WTO）。

事實上，全球化2.0的核心引擎是中美經貿大循環：美國是最大的消費國和甲方，中國是最大的生產國和乙方。即美國負責消費、研發、創新、制定標準、金融化，中國負責生產、代工、模仿、組從標準、產業化。從全球大的分工合作來說，中美之間是珠聯璧合、天生一對，共同組成了世界經濟大循環。在這個循環結構上，美國的金融業越來越強大，美元世界霸權的地位越來越強；中國的制造業越來越強大，工業產能橫掃世界，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地位舉足輕重。

冷戰后的全球化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快速發展階段，從冷戰結束后至 2008 年金融危機前。在這個階段貿易自由化快速推進，WTO員國不斷增加，多邊貿易體制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全球貿易壁壘逐漸降低，貿易額大幅增長。從 1991 年到 2006 年，全球加權平均的適用國關稅稅率從 6.2% 下降到了 3.2%。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日益頻繁，商品和服務在全球范圍內更加自由地流動，推動了全球經濟的增長。

與此同時，國際投資也日漸活躍。跨國公司在這一時期迅速發展，它們利用各國的資源和市場優勢，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產業布局和投資。例如，許多發達國家的企業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以降低生產成本。1991—1997 年全球礦產勘查投資年均增長 14.6%，增速較快，反映出國際投資的活躍。國際投資的增長促進了技術、管理經驗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提高了全球資源配置的效率。

在WTO的普惠框架下，區域經濟合作也不斷加強，如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歐盟（EU）等。這些組織通過進一步降低內部貿易壁壘，加強成員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和合作。歐盟在這一時期不斷擴大成員國范圍，深化經濟一體化程度，實現了貨幣統一等重要舉措，推動了歐洲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市場整合。

第二個階段是調整放緩階段，從2008 年金融危機后至特朗普貿易戰之前。貿易和投資增長放緩，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嚴重沖擊，各國經濟增長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全球出口額與全球 GDP 之比從 2008 年的 25.9% 下降到了 2018 年的 22.9%；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額與全球 GDP 之比從 2007 年的 3.8% 下降到了 2018 年的 1.2%。貿易和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受到一定阻礙。

全球貿易的放緩也導致全球經濟治理改革。金融危機暴露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一些缺陷，促使各國開始重視對全球經濟治理結構的改革。二十國集團（G20）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取代了此前八國集團（G8）的部分職能，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重要平臺。各國通過 G20 等平臺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共同應對全球經濟挑戰。

發達日本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房地產爆發危機走向衰落的同時，新興經濟體崛起。以中國、印度等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不斷上升。中國在全球高附加值出口份額明顯上升，2016 年以超 14% 的份額居各國之首。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改變了全球經濟格局，它們在全球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推動了全球經濟多極化的發展。

總的來說，冷戰后到特朗普貿易戰之間，在中美大循環的超級動力下，全球化在曲折中快速發展。前期在貿易自由化、國際投資和經濟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推動了全球經濟的快速增長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后期受金融危機等因素影響，全球化進程面臨一些挑戰和調整，但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也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動力。

三、鄉下人的悲歌與MAGA主義的盛行

冷戰結束后高歌猛進的全球化并非一帆風順，而是在繁榮的背后持續積累著危機。其中最大的危機是，美國作為全球化2.0的獨一主導者，也是最大的甲方或消費國，與最大的乙方和生產國為代表的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持續的積累著赤字。而赤字的原因之一是，資本享受著全球化的紅利，到利潤高的國家和地區逐利，卻給美國本土的普通勞動力留下一片鐵銹地帶。

這一切反映在美國現任總統萬斯的成名之作《鄉下人的悲歌》里。書中描繪了阿巴拉契亞地區白人底層民眾的生活困境，他們缺乏優質教育資源和良好的就業機會。與富裕階層相比，窮人很難獲得向上流動的渠道，世代被困在貧困之中。這種經濟機會的巨大差距，使得階層之間的壁壘日益堅固，難以打破。

在經濟出現分化的同時，知識經濟時代的教育資源分配也愈發不均。作者出身的社區學校質量低下，教師素質不高，教學設施陳舊。而富裕地區的學校則擁有充足的資金、優秀的教師和先進的教學設備。教育資源的巨大差距導致不同階層的孩子在起點上就不公平，底層孩子很難通過教育改變命運，進一步加劇了階層固化。

在這種情況下，精英文化與底層文化矛盾越來越尖銳。美國社會存在著精英文化與底層文化的明顯分野。精英階層強調個人奮斗、專業成就和世界主義價值觀，而底層白人則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如重視家庭、社區和宗教，但也存在著一些保守、排外的觀念。兩種文化之間缺乏理解和溝通，精英階層往往對底層文化持輕視態度，底層民眾則對精英階層的價值觀和政策感到不滿和疏離。

與此同時，美國原生的多元文化與本土文化也開始產生激烈的碰撞。隨著美國社會的多元化發展，少數族裔文化不斷涌入，與本土白人文化產生了碰撞。底層白人一方面感受到自身文化的邊緣化，另一方面對少數族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存在誤解和偏見，導致文化沖突不斷加劇。這種文化上的矛盾在政治上表現為不同群體之間的對立和分歧，影響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美國社會分化和割裂映射到政治層面就是政治極化。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在諸多政策上存在嚴重分歧，兩黨更多地關注自身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斗爭，而對底層民眾的實際問題關注不足。在醫保、就業、教育等關乎底層民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上，兩黨常常陷入僵局，無法出臺有效的政策來改善底層民眾的生活狀況，導致底層民眾對政治體制感到失望和憤怒。

底層民眾政治參與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底層民眾由于教育水平低、信息獲取渠道有限等原因，政治參與能力較弱；另一方面，他們感到自己的聲音在政治體系中得不到重視，從而對政治參與產生冷漠和抵觸情緒。這種政治參與的困境使得底層民眾的利益訴求無法得到有效表達和滿足，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和政治的極化。

《鄉下人的悲歌》揭示的美國社會、經濟與政治的三重困境，為MAGA的出現創造了溫床。MAGA 主義雖口上說 “讓美國再次偉大”，但在實踐中，其部分政策傾向于保護傳統白人利益，這可能加劇不同種族和階層之間的對立與分裂。例如，在移民政策上的強硬態度，會加深本土白人與少數族裔之間的矛盾，使美國社會的多元融合面臨更大挑戰。

在經濟層面，MAGA 主義強調美國優先，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如對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對美國一些傳統產業有短期保護作用，但從長期看，會破壞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影響美國企業的全球布局和國際市場份額，也會導致消費者購買成本上升，損害美國民眾的整體利益。《鄉下人的悲歌》所反映的底層經濟困境，也表明美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依然嚴重，地區差距、貧富差距等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決，MAGA 主義的一些政策未能從根本上改善底層民眾的經濟狀況。

在政治層面，MAGA 主義的盛行使美國政治極化更加嚴重。支持和反對 MAGA 的陣營之間分歧巨大，政治對抗加劇，導致政府決策效率低下，政策的穩定性和連貫性受到影響。《鄉下人的悲歌》所展現的底層民眾對政治體制的失望和憤怒，也反映出美國政治制度在代表全體人民利益方面存在不足，民眾的政治參與度和信任度受到打擊，進一步削弱了美國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作為世界第一大國和世界秩序的主導者，MAGA主義意味著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全面退縮，只想享受美元、科技、產品標準、高科技和稀缺資源等的壟斷地位。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MAGA 主義推動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引發了全球貿易摩擦，打亂了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布局。許多國家的出口產業受到沖擊，世界經濟增長面臨不確定性。例如，中美貿易戰使得全球貿易局勢緊張，一些依賴中美市場的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放緩。同時，美國的政策調整也促使其他國家重新審視自身的經濟發展戰略，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推動全球經濟格局的多元化發展。

MAGA 主義使美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形象和角色發生變化，其單邊主義行為破壞了國際秩序和多邊合作機制。美國在國際組織和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力下降，其他國家不得不重新調整與美國的關系，尋找新的合作模式和伙伴。這可能導致全球政治格局更加多極化，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一些新興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逐漸提升。

《鄉下人的悲歌》所反映的美國底層文化與精英文化的沖突，以及 MAGA 主義所蘊含的保守文化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文化在全球的傳播和形象。美國文化的多元性和開放性受到質疑，一些國家對美國文化的接受度和認同感可能會發生變化。同時，這種文化上的內部矛盾也會影響美國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和作用，促使其他國家更加重視自身文化的保護和發展。

四、逆全球化、去全球化與再全球化：奔向新的全球化3.0

當全球化的矛盾在中美兩個主要貿易大國積累到一定程度，一個與全球化相反的進程——逆全球化與去全球化——就出現了。月盈則虧、物極必反，全球化也是一個周期。

逆全球化，就是與全球化進程背道而馳的思潮 和做法。它表現為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一些國家筑起關稅壁壘，限制商品的自由流通。英國 “脫歐” 便是典型例子，其脫離歐盟，使得原本緊密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出現波折，背后反映出部分民眾對全球化下人員、經濟自由流動的擔憂。同時，部分國家大力推動制造業回流，對半導體、新能源等產業進行巨額補貼，意圖重塑本國產業鏈，減少對全球供應鏈的依賴，這是逆全球化在產業政策上的體現。

“去全球化” 則更進一步，試圖主動拆解已有的全球經濟聯系網絡。美國單方面發動貿易戰，對數千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無理斷供、限制投資，將上千家中國科技企業和科研院所納入管制清單，甚至推動 “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打造排他性的 “小圈子”“小集團”，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國排擠出世界經濟和全球產業體系，這是一種極端的去全球化行徑。

但我們相信，世界發展的潮流不會輕易被阻擋，“再全球化” 的趨勢正嶄露頭角。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積極推動構建更加開放、包容、普惠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 “一帶一路” 倡議，加強與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合作，促進了貿易暢通和資金融通。中國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并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及《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不斷擴大自身的開放程度，為全球經濟合作提供新平臺。另一方面，科技的發展也為再全球化注入動力。數字技術的進步讓跨境電商、遠程辦公、在線教育等新業態蓬勃發展，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全球經濟聯系以新的形式加強。

因此，我們對全球化的未來還是報以進步主義者的理念。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早期大航海時代開啟了全球化的序幕，之后三次工業革命更是極大推動了全球化的發展，讓世界各國經濟深度交融。如今，雖然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帶來諸多挑戰，但這也正是全球經濟格局調整的信號。面對各種共同問題、共同危機等“共同敵人”，各國應順應再全球化的趨勢，摒棄貿易保護和單邊主義，加強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如氣候變化、地區貧困、債務泛濫、戰亂、資源短缺和公共衛生危機等。

我們也應該洞見到，逆全球化、去全球化主要反應的是大國政治的需求，市場經濟和企業家則對全球化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和信心。經歷了近一個世紀，一個龐大的、超主權的、超級復雜的全球化生態系統已經形成，政客們線性的關稅戰風暴雖然看上去異常猛烈，但注定會被這個龐大的森林給解構掉，并孕育出一個新的全球化體系：一個沒有大國主導和干擾的、數字科技（貨幣、支付、信用等）為基礎設施的、各貿易聯盟自組織的新的全球化形態，即全球化3.0。

然而，當下的問題并非是暢想和憧憬這個全球化3.0，而是向全球化3.0的轉換過程中，全球化2.0的喪鐘已經敲響，它在為每一個人而鳴。在這個轉換過程中，相對于成本和風險越來越高的國際貿易，戰爭的相對收益正變得越來越高，戰爭的社會動員也變得并非天方夜譚、遙不可及。正如全球化1.0、2.0都是一種戰后秩序，我們同樣認為全球化3.0也是戰爭的產物。實際上，這場戰爭已經在中美展開，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等早已開始。我們這一代人，注定要在大國博弈的爭斗中，聆聽全球化喪鐘的悲壯與時代浪花的一遍遍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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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一季度經濟指標看，中國經濟低物價問題得到有效緩解了嗎？

2，從社融數據看，中國的信用創造和貨幣供給主要靠什么？只有看到貨幣創造的源頭，才能找到核心資產。比如房地產繁榮的時期，廣義貨幣主要靠房地產創造，房價也是一路攀升。

3，中國飄蕩在海外的1.5萬億美元外匯買了什么？接下來會不會匯入國內結匯從而增加貨幣供給？對中國的資產價格走勢特別是股價房價有什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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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國大幅擴大了赤字，但是央行的資產負債表還沒有明顯的擴表，這是否會影響從通縮型去杠桿到通脹型去杠桿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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