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訂婚強奸案：不被認知的STR分型

文 | 葉東杭，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陳兆楠，律師助理。

近期，大同訂婚強奸案二審宣判，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維持一審判決。該案中最飽受爭議的一點，便是據上訴人辯護律師披露稱，該案偵查機關大同市公安局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鑒定書載明“ 女方內褲、陰道擦拭物及衛生紙上的可疑斑跡中均未檢出人精斑及STR分型”，這一結果被辯護方視為質疑性行為發生的重要依據。

作為一名辦理過無數強奸案件的刑辯律師，我所接觸過的強奸案件中，基本上都有被害人身體檢查報告、STR分型檢測鑒定報告這兩份證據，這兩份證據往往用于證明犯罪嫌疑人對被害人實施了強奸行為。但并非所有的STR分型檢測鑒定，都能得出“與犯罪嫌疑人基因分型一致”的結論，而案件審理結果有的受此影響，有的沒有受此影響。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案件審理的非規律現象？恰逢大同訂婚強奸案二審宣判，我和我的同事陳兆楠一起對STR分型檢測技術和在性犯罪中的應用進行了簡要的研究，與大家一起討論和分享一下。

01

何為STR？

什么是STR？STR（ShortTandemRepeat，短串聯重復序列）分型是一種基于DNA中短串聯重復序列的遺傳標記分析技術。其核心原理是通過檢測核DNA中特定區域的重復序列長度多態性，生成個體的基因型檔案。

這一項技術常常用于兩個領域，一是細胞身份鑒定，即用于檢測細胞系是否被污染或混淆。例如，HUVEC細胞若形態異常，可通過STR分型確認是否為HeLa細胞污染；二是法醫學個體識別，如在性犯罪、親子鑒定等領域，通過STR分型比對嫌疑人DNA與現場生物檢材的匹配度。

從法醫學角度來說，STR有其特有的優勢，那就是高靈敏度和特異性：即使微量DNA（如精液斑、唾液）也可檢測，且重復序列的多樣性使個體識別率極高（偶合率可低至10^-10級別）。我們可以通過兩則案例來看出STR技術的高度靈敏性。

第一則案例摘錄自《法醫DNA實驗室剪刀清洗和防污染探析》，該實驗通過測試，得出了“對于重度污染的剪刀，使用消毒清洗機清洗、酒精棉擦拭、去離子水沖洗并不足以完全清除剪刀上遺留的STR分型，需要通過使用稀釋后的84消毒液浸泡加清洗機清洗才能有效去除刀刃上殘留的STR分型，從而達到較為徹底的消殺效果”的結論。

第二則案例摘錄自《水中高腐尸體陰道拭子混合Y-STR分型偵破命案1例》，該案例記載：某年冬季，在某市景區附近田間的水塘里發現一具女性高腐尸體，全身赤裸，雙手腕及雙小腿均被死結捆綁，軀干背部尼龍繩死結捆綁四塊磚塊，分析為強奸殺人案。經偵查，死者為楊某，23歲，與其男友李某一起租住在該市，二人關系和睦，李某無作案時間。據李某交代，在楊某失蹤的兩天前兩人有過性生活。因案發在田間，案發處無監控視頻，尸體高度腐敗，DNA檢驗成了破案的主要突破口。通過使用PCR擴增試劑盒檢測，最終檢出兩男性混合Y-STR分型。經大量排查人員的數據比對，最終得出該混合分型可由受害者男友李某與嫌疑人張某混合形成的結論，為案件破獲提供了重要線索。

也正是因為STR的高度靈敏性，使得其被大量應用于強奸犯罪案件偵查中。實踐中，STR分型鑒定 在證據鏈中起到輔助、增強、完善證據鏈的作用，部分案例中起到決定性的判定作用。

比如， 根據法醫學雜志《利用二代測序技術破獲無精子強奸案1例》記載，某年9月11日和9月18日，某市先后發生兩起強奸案件，受害人均被一騎摩托車男子扼頸并言語威脅下強奸，社會影響惡劣。經勘查提取到受害人陰道拭子、內褲等物證送檢。陰道拭子經過涂片鏡檢，未見精子。

7年后，通過二代測序技術的應用，得出測序結果，將推測的嫌疑人基因座分型結果入庫比對，比中 該市一前科人員，結合前期 Y-STR 也比中該嫌疑人所在的大家系，認定此人為嫌疑人從而破獲案件。由該案也可看出，一般的簡單清理，幾乎不可能將DNA痕跡清洗至無法檢測的程度。

02

STR分型是不可置疑，

影響全局的“帝王證據”？

那么，STR是能直接斷定強奸行為發生與否的“帝王證據”嗎？回答是否定的。STR雖然具有 高靈敏度和特異性特征，但是其仍然存在指向性限制和技術性限制兩種概念缺陷。

所謂指向性限制，即STR分型需結合其他證據（如時間、地點）才能形成完整證據鏈。單一的STR分型檢測結論不能直接認定案件事實。

比如，在黃某涉嫌強奸罪一案中，黃某被指控在被害人家門口的廁所里性侵了被害人，被害人是一位中度精神發育遲滯患者。公安機關在現場勘查時，廁所內提取兩份滴水狀的精斑，經鑒定與黃某的血痕在共有的15個STR基因座的分型一致。黃某辯護認為，自已從來沒有去過被害人家門口的廁所，也沒有對被害人實施侵犯。除了在現場提取到了黃某的精斑之外，其他地方未提取到黃某的生物成分。

那么，現場的精斑這份物證及其鑒定意見，該如何解讀？能否指向黃某對被害人實施了強奸行為的唯一結論呢？這將直接影響張某是否構成強奸罪。

法院審查認為，該物證及其鑒定意見指向不明。“1、現場精斑遺留的時間無法確定。2、現場遺留精斑的情形多種多樣。3、最為主要的是涉案廁所座落于屋外路邊，屬開放式廁所，任何人都隨時可以進出，廁所內遺留黃某的精斑也得不出黃某曾與他人發生性關系而遺留精斑事實的唯一結論，反之，如果屋內廁所、被害人身體或者衣物上遺留有被告人的精斑或者其他生物組織，則物證指向清晰、明確。”總之，現場提取到的物證精斑及其鑒定意見無法得出黃某強奸被害人并遺留下精斑的唯一結論，不足以證明黃某對被害人實施了性侵犯。最終，法院判決，控方指控黃某犯強奸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所謂技術性限制，顧名思義，就是STR技術在當前仍然存在一定的技術瓶頸。目前使用的Y-STR在法醫案件中一個很大缺陷是無法區分近親或直系親屬。當男性嫌疑人的近親或直系親屬也參與案件當中時，由于他們之間的Y-STR單倍型突變率很低，每個基因座在一千次減數分裂中僅發生數次突變，Y-STR檢驗往往無法確定這些親屬的參與與否。而通過家系的常染色體調查來看，犯罪案件中親屬參與的例子并不少見。

03

STR分型檢測未被采信

或未被完全采信的案例

一、雖未提取到到其中一人的DNA，但其他證據足以證實輪奸行為發生，因此認定存在輪奸行為：王帥等強奸案-二審（（2021）京02刑終227號）

取證情況： 北京市公安局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鑒定書證明，2013年6月18日受理了大興分局鑒定委托，對有“陳某血卡”字樣的血卡一張，標記為01號樣本；有“內褲”字樣包裝袋一個（內有布片一塊），標記為02號樣本；有“陰道棉球”字樣的包裝袋一個（內有棉球一個），標記為03號樣本，進行檢驗。2019年4月13日，受理了有“劉合歡血樣”血卡一張，標記為04號樣本，進行檢驗，在02、03號樣本中檢測出人類精子，其STR分型與劉合歡血樣在D8S1179等15個基因座基因型相同，其似然率為2．27×1024。

律師辯護意見： 本案缺少能夠證明王帥對被害人實施強奸行為的核心物證王帥的DNA，無法確證王帥的生殖器進入陳某的生殖器；

法院意見：關于上訴人王帥所提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上訴理由及王帥的指定辯護人所提相關辯護意見，原審被告人劉佳及其指定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本院綜合評判如下：本案在案證據包括被害人陳某的陳述及辨認筆錄、同案犯劉佳的供述及辨認筆錄、證人耿某、楊某2、楊某1、馬某、王某的證言、手機聊天記錄截圖、信息截圖、現場勘驗檢查工作記錄、照片、鑒定書、監控錄像等，相關證據能夠相互印證，已經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證實王帥、劉合歡輪流實施了強奸被害人的行為。

二、未檢測出被告人STR分型，但被告人無法解釋“被害人激烈反抗后為何自愿與其發生性關系”，因此認定犯罪成立：牛丹陽強奸案-二審（2018）晉01刑終832號

取證情況：（并）公（司）鑒（法物）字[2017]0072號鑒定書證實，經對送檢的床單提取物、黃某內褲、陰道拭子、頭發、左右乳提取拭子檢驗，均未檢出精斑反應，均未檢出男性STR分型。

被告人牛丹陽供述： 我記不清我說了句什么話，黃某當時在客廳站著，沖我喊：“你不就想睡我嗎。”她就自己開始脫衣服。她把她的衣服和褲子都脫了往我臉上扔，把鞋子也脫了踢到我跟前，身上只剩下內衣和內褲，一直沖我亂叫喊。我就把她從客廳抱起來放到臥室的床上，在抱她的過程中她一直用手亂抓我的臉和身上。到了臥室床上她又自己從床上跳到臥室的陽臺上，嘴里說：“你別碰我。”我說：“誰待理你了。”之后我就一個人從臥室到了客廳里打開電視抽煙。黃某在臥室里面還是一直亂喊叫：“你不是想睡我，你來呀。”我就又進了臥室跟她說：“大晚上的，你不要叫了。”她還是在床上躺著一直大喊大叫，我就爬的床上壓住黃某抱著她親她的嘴，她就咬住我的舌頭。……然后與她發生了性關系。

辯護律師意見： 本案存在證據不足。鑒定意見書未檢驗出精斑反應，未檢驗出STR分型，不能證明違背婦女意志強行發生性關系。關于雙方受傷照片，只能證明雙方在酒后意識不清晰的情況下相互打鬧，并不能直接或間接的證明上訴人違背婦女意志強行與其發生性關系。

法院意見：關于上訴人及其辯護人綜合所提未違背婦女意志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查，對于案發現場事情發生的經過，綜合在案其他證據、被害人陳述及被告人歷次供述等內容，能夠印證案發時被告人有阻攔被害人離開、被害人反抗并被施暴、強行違背被害人意志發生性行為、后被害人逃離現場的事實。上訴人亦認可雙方有爭斗及發生性行為的情節，雖辯解系被害人自愿發生，但其無法對爭斗和被害人強烈反抗后怎么又能與其自愿發生性行為的原因做出合理解釋，且其未能就上訴意見提供證據加以佐證。故所提該綜合性意見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納。

三、雖未檢測出STR分型，但被告人在偵查階段作多份有罪供述，與被害人陳述相互印證，并由其他證據相作證，因此認定構成強奸罪

取證情況：福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學技術研究所出具的榕公刑技DNA字（2014）337號生物物證鑒定書，證實送檢的莫某陰道擦拭物DNA檢驗未獲得STR分型。

被告人供述和辯解，證實2013年3月12日凌晨1、2點鐘的時候，他喝酒之后來到馬尾鑫潮酒店的“御享足道”會所二樓的單人間做推拿，一個女技師按摩他大腿的時候，他起了生理反應。他叫女技師給他抱一下，女技師拒絕并叫他翻過身做背部按摩。因為酒喝得比較多，在沒有征得女技師的同意下，他穿著推拿服起身把女技師按倒在床上，并將手伸進女技師的衣服里摸她的胸部和陰部，隨后將她的褲子和內褲脫掉，此時女技師跟他說門沒有鎖上，他聽完，馬上給門反鎖，結果女技師已經坐起來，在這過程中，女技師都在反抗，還用手抓傷了他的手臂和脖子。最后他用手將自己的陰莖插入女技師的陰道內抽插，一兩分鐘后，他發現沒有快感，他就停止了。

辯護律師意見：如果認定邊某某的行為構成強奸罪，根據鑒定意見書的內容，被害人的陰道擦拭物內未檢測出STR分型，可以推斷屬于強奸未遂。

法院意見：關于上訴人邊某某及其辯護人提出邊某某的行為屬于嫖娼以及強奸未遂、邊某某構成自首的辯解、辯護意見，經查，上訴人邊某某違背婦女意志，使用暴力強行與被害人發生性交，且屬犯罪既遂的犯罪事實，邊某某在偵查階段作過多份有罪供述，且對案發過程的描述與被害人陳述基本一致，可以相互印證，同時有證人官某、林某、余某的證言、被告人人身檢查中發現的與其供述相吻合的抓痕以及被害人當場報警記錄等證據佐證，可以認定。

四、未獲得STR多態性檢測結果，但因有其他證據予以作證，因此認定強奸既遂：趙繼紅強奸案：（2019）京02刑終736號

取證情況： 情況說明，證實2018年11月23日被害人劉某1報警后公安機關對其頸部棉簽試子、睡褲上可疑斑跡、陰道試子經北京市大興區公安司法鑒定中心檢驗，均未獲得染色體STR多態性檢驗結果。

上訴人意見： 上訴人趙繼紅的上訴理由是，其未強奸劉某1，原判認定事實錯誤，且證據之間存在漏洞，不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其無罪。辯護人的辯護意見為，本案事實不清，存在不合常理和無合理解釋的情況；言辭證據可信度較低，亦無客觀證據證明趙繼紅使用暴力、脅迫手段與被害人發生性關系，建議二審法院依法改判。

法院意見： 關于趙繼紅所提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所提辯護意見，經查，被害人陳述證明趙繼紅采取暴力手段與之發生性關系，并有在案多名證人證言、110接處警記錄、到案經過、監控錄像等證據予以佐證，上述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五、雖檢測出DNA，但二審重新鑒定后未檢出，審訊、指認存在問題，二審改判無罪：盧榮新故意殺人、強奸案（無罪）-二審（2016）云刑終262號

取證情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公安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西）公（司）鑒（物證）字[2012]837號DNA鑒定書（以下簡稱西雙版納州837號鑒定書）顯示，從鋤頭柄部擦拭物上檢出與上訴人盧榮新血樣STR分型相同的物質。原判據此認定，現場提取的鋤頭系盧榮新掩埋尸體的工具。

經重新鑒定，鋤頭柄部未檢出上訴人盧榮新的DNA。二審期間，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分別委托相關鑒定機構重新提取鋤頭柄部擦拭物進行鑒定，云南省公安司法鑒定中心2016年7月10日作出的云公司鑒[2016]492號生物物證/遺傳關系檢驗報告（以下簡稱云南省492號檢驗報告）、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2016年9月6日作出的公物鑒字[2016]2629號物證鑒定書（以下簡稱公安部2629號鑒定書）證實，從鋤頭柄部擦拭物上均未檢出陽性DNA擴增產物。該鑒定意見，經庭審舉證、質證，檢、辯雙方均無異議。

法院意見：原判據以定案的從鋤頭柄部檢出上訴人盧榮新DNA的鑒定意見、盧榮新的有罪供述、現場指認錄像、指認筆錄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其他在案證據均不能證實盧榮新與被害人鄧某被強奸、殺害的事實之間存在關聯性；二審期間出現了新的證據，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原判認定盧榮新故意殺人、強奸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盧榮新有罪，依法予以改判。

04

最后

回到大同訂婚強奸案。我在上一篇文章《》的開頭第一章就提出，這個案子最關鍵的問題不在于彩禮、不在于訂婚、不在于婚房加名，而在于強奸案的控罪證據標準，而通過本文對STR分型的介紹，我相信許多讀者都能明白此中的含義。

從STR分型檢測技術證明邏輯，以及本文所列舉出的種種案例可見，STR分型檢測報告是一項控罪證據，往往用于證明嫌疑人做了某件事情，而非用于出罪。但大同訂婚強奸案卻將一個問題赤裸裸地擺在臺面：當被告人供述稱自己與被害人發生了性行為，但STR分型檢測報告卻載明未在被害人陰道內檢出被害人STR分型，兩項證據相互矛盾的時候，應該如何采信？司法正義的天平，應當傾向于嫌疑人、被告人一方，還是被害人、公訴機關一方。

如果我是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律師，我自然會以“重旁證，輕供述”的理念要求認定沒有性行為的發生。但刑事訴訟不是說單口相聲，庭審也不是簡單的文書工作，合議庭在審理該案時，也必然會因“兩證相悖”的現象，在庭審上對被告人當庭訊問，以此對供述進行補強，如果嫌疑人當庭作出“發生性關系”的供述，那么即便沒有鑒定結果，亦或是鑒定結果不相符，法庭仍然有可能認定強奸罪成立。

無論我們如何貫徹“重旁證，輕供述”的理念，嫌疑人供述（尤其是當庭供述）在證據意義上的價值和意義也不能被忽視——如果嫌疑人在未被刑訊逼供、理智清醒的情況下，供述了自己與他人發生了性關系，那么即便STR未能檢測出分型，仍然可以認定構成發生性關系。

[完]

葉東杭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刑事部副主任，高校法學院證據法學課程校外導師。從業期間，葉東杭律師主攻信息網絡犯罪、經濟犯罪、稅務犯罪辯護，每年經辦大量刑事案件，擁有豐富的信息網絡犯罪、稅務犯罪辯護經驗，曾在經辦的多個案件中取得不起訴（無罪）、無強制措施釋放（無罪）、緩刑、勝訴、二審改判勝訴等成果及偵查階段取保候審、不批捕取保候審的階段性成果。為更好地實現刑事辯護專業化，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的刑事辯護服務，自2023年1月1日起，葉東杭律師只承接、承辦刑事犯罪辯護業務、企業刑事合規業務。

陳兆楠

本科畢業于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加入葉東杭律師團隊后，參與經辦多起刑事案件，包括但不限于（網絡）開設賭場案件、大型跨境虛擬幣非法換匯案件、涉黑案件、故意傷害/殺人案件、毒品犯罪案件、高新技術企業合規不起訴案件、虛開發票案件、受賄案件、各類詐騙案件、各類性犯罪案件等，在工作中積累了一定的刑事辦案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