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瑞華教授：律師應該學會提供情緒價值

陳瑞華，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法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中國刑事訴訟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檢察學研究會副會長。曾獲中國法學會全國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稱號，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訴訟法、證據法、司法制度、企業合規等領域。在程序正義理論、訴訟構造理論、程序性制裁理論、訴訟模式理論、辯護理論、證據理論的研究中做出了創新性貢獻。著有《看得見的正義》《程序正義理論》《程序性制裁理論》《刑事程序的法理》《刑事審判原理論》《刑事辯護的理念》《刑事辯護的藝術》等二十余部著作。

與一位從事法律倫理研究的朋友交談時，聽到這樣—句話：

“有時治愈，

常常幫助，

總是安慰。”

據說，這是長眠在美國紐約東北部的撒拉納克湖畔的特魯多醫生的墓志銘，被用來概括醫生的獨特職業價值。聽罷，不由感到極為震撼，并發出慨嘆：醫生如此，律師不也一樣嗎？

從網上搜到相關文獻，發現了這句格言的英文原文：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筆者不才，為揭示這句格言的神韻和哲理，嘗試著將其重新翻譯，可以表述為：

偶爾可治愈，

經常有緩解，

總是能撫慰。

的確，醫生是一種既充滿遺憾又頗為崇高的專業服務人員。

說其遺憾，主要是指面對諸多疑難雜癥，面對眾多病入膏肓或身患絕癥的病人，醫生的治療并不總是產生積極效果，經常出現力不從心的現象，造成非傷即死的無奈結果。這里既可能有醫生醫療水平不高、專業能力不足的原因，也不排除有患者病情嚴重、諱疾忌醫、耽擱治療等方面的因素。

在很多情況下，面對諸多重癥病患，醫生縱是扁鵲在世，孫思邈復活，也難有回天之術了。因此，“偶爾能治愈”，是對醫生治療效果的真切比喻。

既然如此，在大多數無法治愈的病例中，醫生的專業價值究竟體現在哪里呢？

有過醫療經歷的人都知道，無論是患有何種疾病，無論病情有多么嚴重，也無論患者有多么痛苦，只要醫生盡職盡責，準確診斷病情，對癥下藥，或者施以手術，還是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緩解病情的。

至少，醫生的治療可以減少病人的痛苦，減輕病人的癥狀，消除迫在眉睫的危險，甚至延長患者的壽命。這說明，對于大多數患者來說，醫生的治療盡管不一定能夠“根除病癥”，卻是可以發揮“緩解病情”作用的。

無論是“偶爾治愈”，還是“經常緩解”，這都是一種“結果中心論”的觀察視角。

其實，無論患者是否得到了“治愈”，或者是否病情得到了“緩解”，醫生的治療都具有一種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那就是對病人及其親屬進行精神上的撫慰，傾聽其陳述，給予其建議，協商各種治療方案，消除其求告無門的孤獨感，使其獲得被關注、被尊重、被愛護的心理感受。

對于那些“攤上大事”、“陷入困境”的病人及其親屬而言，醫生既可以對其開展專業的治療工作，也可以提供一種“感同身受的專業陪伴”，這從“過程中心論”的角度來看，可能是醫生在“治病救人”結果之外所能提供的獨特過程價值。正因為如此，醫生在所有病例中，“總是能撫慰”病人及其親屬的心靈。

反復思考上述格言，不由得讓人想到律師的職業定位問題。作為一種為他人提供專業服務的職業，律師與醫生具有很多相似之處：

兩者救助的對象都是陷入困境的人，一種是陷入訴訟或身陷囹圄，另一種則患有疾病，有健康甚至生命之虞；兩者都屬于提供服務和幫助的專業人士，一種是為他人提供法律服務，以法律為武器維護后者的權益，另一種則以醫術為工具，為他們提供醫療服務；兩者都被委托者寄予擺脫危難境地的厚望，一種期望獲得勝訴或者免受牢獄之災，另一種則期待著解除病痛，獲得康復……

與醫生一樣，律師通常也面臨著職業定位上的困境，需要回答諸如：

·“我是誰”

·“我能做什么”

·“如何滿足委托人需求”

· 以及“我的獨特價值在哪里”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尤其是從事刑事辯護業務的律師，在協調與委托人關系的時候，經常會面臨著“辯護的價值究竟在于結果還是過程”的自我究問。

假如將刑事辯護的價值定位為“結果”，也就是為委托人追求“最理想的訴訟結果”，那么，很多案件的辯護顯然就是不成功的，也是“無效”的，辯護律師的作用也是難以得到發揮的。

而假如將刑事辯護的價值確定為“過程”，也就是為陷入危難的委托人“提供專業服務的過程”，那么，律師的存在價值也是容易令人生疑的，因為一種無法為委托人爭取有利結果的律師，充其量只是為后者提供“專業陪伴”而已，這與那些宗教服務工作者究竟有多大區別呢？

但是，認真思考一下前面提到的格言，再聯想到刑事辯護律師的職業處境，我們似乎可以走出上述困境，為這一職業作出新的定位。

其實，律師與醫生一樣，并不會在每一案件中都“大獲全勝”，更難以完全推翻公訴方的指控，無罪辯護的成功總是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屬于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事件。

“偶爾可治愈”，是辯護律師和醫生的共同宿命。

但是，正如醫生在大多數情況下可以發揮緩解患者病痛的作用一些，律師只要盡職盡責，積極發揮其專業能力，在多數案件中總是可以為委托人爭取一些合法權益的，如說服法院將重罪改為輕罪，降低量刑的種類和幅度，將某些控方證據予以排除，將羈押措施改為取保候審，將涉案財物的追繳數額予以降低，等等。

可以說，“經常可緩解”，是律師和醫生所能發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無論是偶爾治愈也罷，經常緩解也罷，對與陷入危難境地的患者而言，醫生的參與和治療本身就具有獨特的價值：緩解其焦慮，使其擺脫痛苦絕望，給其精神上的鼓勵和安慰。

與醫生相似，在委托人面臨被定罪判刑命運的困境之中，律師的參與和幫助本身也具有一種獨立的價值：使其擺脫孤立絕望的境地，處于一種協商者、對話者和被說服者的地位，獲得一種受尊重、被關注以及自主決定命運的主觀感受。

可以說，“總是能撫慰”，是律師給所有陷入危機之中的委托人提供的最大幫助。

無論委托人得到什么樣的最終結局，律師參與對抗、協商和陪伴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當然，上述說法只是對律師職業定位的解讀，并不意味著律師秉持“宿命論”的態度，對刑事辯護工作消極應對，被動接受，無所作為。相反，律師在了解職業現狀的前提下，應當樹立“為權利而斗爭”的精神，為委托人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

對于律師如何維護委托人的利益問題，德肖維茨曾作出過一段非常直觀的陳述：一旦接受當事人的委托，擔任了辯護人，就應全力以赴，利用一切合法資源，窮盡一切法律手段，為委托人爭取最好的訴訟結果。用一種理論化的表達方式，就是律師應盡職盡責，承擔忠誠義務，為委托人提供稱職敬業的法律服務，使其獲得“有效辯護”。

面對不盡如人意的執業環境，面對刑事辯護的固有難題，律師應采取有所作為的態度，提升辯護的技能和水平，利用外部的機遇和資源，掌握“說服司法官員的藝術”，通過專業法律服務爭取最好的訴訟結果。

盡管獲得無罪辯護的成功是具有或然性的，但律師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達到“治愈”的結果也是有一定空間的。因此，盡管“偶爾可治愈”是一種司法現象，但“盡力提高治愈的比率”，卻應成為律師努力的方向。

與此同時，在無罪辯護之外，律師還可以開展諸多類型的辯護活動，包括旨在爭取降低指控幅度的罪輕辯護，為獲得寬大刑事處罰而開展的量刑辯護，以說服法院宣告無效為目的的程序性辯護，以減免涉案財物追繳為目標的法律幫助活動，等等。

在這些辯護或法律幫助活動中，律師可以利用包括訴訟對抗、刑事協商在內的各種手段，最大限度地為委托人爭取寬大的刑事處理。可以說，盡管“經常有緩解”是一種普遍現象，但律師完全可以經過努力，爭取達到“增強緩解幅度”的結果。

不僅如此，面對委托人的強烈需求，律師不應僅僅滿足于開展“法庭上的抗辯”，也不應僅僅滿足于履行委托協議上所要求的形式化義務，更不應將辯護變成一種“例行公事”的訴訟流程。而應當在法律容許的范圍內，充分地參與所有可能影響委托人權益的活動，對專門機關的決定作出實質性的影響，并為委托人提供最大的法律幫助，緩解其焦慮，表達其主張，救濟其權利，回應其關切，窮盡其空間。

一言以蔽之，“總是能撫慰”是一種客觀現象，但律師所要做的應當是“加大撫慰的力度”，使所有委托人都能感受到律師的專業關懷。［作者：陳瑞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文章來源于微信公眾號@桂客留言。如若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