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捕尹錫悅的“心急火燎”與保護尹錫悅的“頑強抵抗”折射“韓式民主”已經傷痕累累。】首爾的這個冬天多暴風雪,既是天氣現象,也是政治現象。隨著韓國高層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簡稱公調處)本月3日興師動眾調度150人,并有2700名警察在外圍配合,前往漢南洞的總統官邸抓捕尹錫悅遭到總統警衛處樸鐘俊處長為首的200多軍人和官邸職員的頑強抵抗,歷經5個半小時對峙抓捕未果,負責調查尹錫悅發布“緊急戒嚴”的警察廳國家調查本部特別調查團本月3日下午以總統警衛處涉嫌妨礙對尹錫悅總統執行逮捕令向警衛處處長樸鐘俊發出傳喚,要求其4日到檢察廳接受調查。但遭到總統警衛處以“目前總統警衛業務面臨嚴峻時期,警衛處處長和次長片刻也不能離崗。今后將與警方協商,以便在可能的時間內配合調查”的拒絕。據悉,警方已再次要求樸處長在本月7日上午10點之前到警局自首。同時還要求與他一同被立案的警衛次長在8日上午10點之前到檢察廳接受調查。至此,發酵于上個月3日尹錫悅總統擅自發布令韓國民眾極為反感的“緊急戒嚴”,引發的尹錫悅被國會彈劾、繼任的國務總理接著被彈劾、針對拒不接受調查的尹錫悅簽發逮捕令、赴總統官邸實施抓捕失敗等一系列劇目不禁令人眼花繚亂,也讓人思考緣何抓捕尹錫悅如此“心急火燎”,緣何保護尹錫悅如此“頑強抵抗”,是“韓式民主”的勝利?還是“韓式民主”已傷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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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盲點、疑點和漏洞可謂復雜交織,讓年輕的“韓式民主”不堪重負。一是簽發針對總統的逮捕令合規不合規?按照韓國的法律規定,總統具有刑事豁免權,不可以隨便被逮捕,但內亂罪和外患罪除外。而且,即便是內亂罪的情況下,履行逮捕的手續和執行者到底是哪個組織沒有明確的界定,留下了盲點。另外,即使擁有逮捕令,僅憑一張逮捕令就能闖入相當于國家最重要機密設施的總統官邸嗎?韓國的法律和相關手續都不明確,等于留下了疑點。特別是這次啟動調查的高層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只是文在寅時期設立的一個旨在揭發腐敗和貪污的組織,是否具有調查現任總統的權限和職能,留下了諸多漏洞。從這些角度而言,逮捕令本身多次違反法律,觸及盲點、疑點和漏洞。退一步說,即便上述都吻合了,公調處起訴案件的一審審判由首爾中央地方法院管轄,也意味著公調處申請對總統的逮捕令只能向首爾中央地方法院申請。但偏偏繞過管轄其的首爾中央地方法院,舍近求遠地向首爾西部地方法院申請逮捕令,只驗證了一個事實:首爾西部地方法院擁有多名與共同民主黨關系密切的法官,簽發逮捕令部長法官李舜衡出身于左翼法官集團韓國法研究會。也因此,簽發逮捕令本身就是無視民主主義程序的在野黨的“黨爭”行為。在法律不承認公搜處權限的情況下,公調處卻以擁有權限為前提,試圖裹挾法院下達逮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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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警衛處的做法究竟符合不符合其職責范圍。尹錫悅總統雖然尹彈劾被停止執行職務,但仍保留總統身份,也有權根據《總統警衛法》接受相應的警衛。本月3日警衛處的表現確實忠于總統,但他們的行為也有法律依據。如果考量逮捕令本身的盲點、疑點和漏洞,警衛處的做法更加無可挑剔。尤其是此次逮捕現任總統,是韓國憲政歷史以來的首次,既然是首次,意味著無先例可循。這也是韓國法律界和一些律師質疑公搜處向首爾西部地方法院申請逮捕令是否正當,以及逮捕令本身是否有法律效力的原因。要做逮捕現任總統這樣的大事,卻沒有經過充分的法律研討和規避疑點的驗證。這一點從發放的搜查令上明確規定,此次案件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10條和第111條。兩個條款分別規定,“有關軍事秘密的場所”和“有關總統職務秘密的場所”,在沒有負責人的同意下,不得扣押或搜查。換言之,明知法律上不允許,西部法院和公搜處卻自作解釋稱“這次是個例外”。如此看來,蔑視法律程序很多不合理之處的荒唐事情正在韓國進行,折射“韓式民主”說好聽的是美中不足,往壞了說就是存在非民主的軟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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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民主體制是否意味著可以拒不服從法制主義的行政命令。在此次逮捕未果風波中,總統警衛處處長樸鐘俊根據《總統警衛法》第15條,向韓國軍隊第55警備團和韓國警察202警備團要求增派隊員,但均遭到拒絕。據悉,代理總統崔相穆副國務總理也向兩個團的負責人下達了要求增派兵力的指示,但均沒有得到回應,等于民主主義基礎的法制對這些人沒有發揮作用,也不具有約束力。試想,一旦是外患來臨,這種違反法制法律的行為該當何罪?軍隊作為近衛部隊和警衛室一起負責總統周圍的警備是青瓦臺以來的傳統,聽從政府的指揮和統帥權行動才是正道。因揣測總統已經孤立或面臨牢獄之災借此脫離原來的職責任務,將總統官邸正門洞開讓公搜處大搖大擺進入,無疑等于是對法制職責的褻瀆,乃至犯罪。尹錫悅的確罪不可赦,但需要經過民主主義和法制主義的洗禮去推進才行。還有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為了加速憲法法院審理尹錫悅并給其定罪,共同民主黨在國會的彈劾理由中撤回“內亂罪”的主張,這簡直就是本末倒置的胡來,因為簽發逮捕令的前提是指責尹錫悅犯有內亂罪,撤回內亂指控等于無法逮捕尹錫悅。而公搜處還在醞釀如何逮捕尹錫悅,法治主義和民主主義被共同民主黨等在野黨如此運用,難怪共同民主黨的多名議員近日站出來反對肆意通過一些連本黨議員事先都不知道內容的法案。民主主義是個好東西,但不能任性,更不能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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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錫悅觸犯民主主義的底線,肆意發動匪夷所思的“緊急戒嚴”,其行為、其后果,乃至其罪行自有憲法法院做出符合韓國法制精神和民意訴求的判決,這一天早晚會來臨。但論及“韓式民主”,不得不說,比起各種繁冗的法律規定,民眾亢奮的情緒似乎更重要,從這個角度而言,韓國在民主憲政方面還不能說是真正的發達國家。尤其是隨著在彈劾尹錫悅總統后,繼續利用國會的人頭優勢強行彈劾國務總理韓德洙以來,韓國輿論發生了巨大變化,民眾情緒也猶如過山車一般左右沖撞。在野黨的黨爭做法引發詬病從韓國輿論走勢可見端倪:韓國ace research公司12月29~30日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對共同民主黨的支持率為40.4%,對執政黨國民力量的支持率為35.7%,差距急劇縮小至4.7個百分點。韓國蓋洛普在宣布戒嚴后的12月17~19日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對共同民主黨的支持率為48%,對執政黨國民力量的支持率僅為24%,相差24個百分點。緊急戒嚴讓國民力量的形象急劇惡化,僅10天左右,就發生了超過1.4萬人退黨的事態。但現在即使以前從未懷疑共同民主黨內聚集了不少親北人士的國民中,現在正在增加,認為在野黨試圖勾結外部勢力顛覆國家的比例上升。借用輿論反轉的一個日本的例子做結尾:被媒體報道單方面定性為壞人的兵庫縣知事齊藤元彥最終重返政壇,如此的逆轉源于物極必反,尹錫悅咸魚翻身的可能性并未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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