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只有18歲的劉仁靜，憑啥成為我黨的一大代表？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

一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這對于我黨的意義極為重大，用毛主席的話來說就是，“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件”。

而當時參加一大的，則有13位代表，這其中，代表里有一個當時只有18歲，且不管是資歷還是名望上均相對不顯眼的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便是劉仁靜，而他是在陰差陽錯的情況下，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至于他為何會成為13位代表之一，得從當時未能前來參會的兩位大佬說起。

兩位未能參會的大佬，分別是陳獨秀和李大釗。

這兩人對于我黨，是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成立，與他們二人的奔走、籌備，有著莫大的關系。

自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馬克思主義傳至我國，讓當時一心想要救國救民的知識分子，找到了希望和方向。

在這種情況下，陳獨秀與李大釗，先后成立李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其中，成立最早的，是陳獨秀在1920年的8月份，于上海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這支組織是我黨第一個黨組織，之后也成為了全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

不久，在同年的10月份，李大釗成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之后改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

所以，陳獨秀和李大釗，是我黨的先驅，說他們是大佬也不算為過。

在他們之后，董必武在湖北的武昌，毛主席在湖南的長沙，以及鄧銘恩在山東的濟南等地，紛紛成了我黨的組織。

這么看來的話，陳獨秀和李大釗不僅是大佬，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因此按常理來說，他們二人是無論如何都應當參加一大的。

畢竟我們前文也說了，一大的召開，標志著我黨的正式建立，如此重要的歷史性事件，確實應當參加。

但結果，兩位大佬一個都沒來。

而之所以他們一個都沒來參加一大，原因就是脫不開身，更準確的說，當時二人分別都有各自認為比參加一大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說到這里，有人會說，召開一大這么重要的事件，怎么還有比這還要緊的事情呢？

實際上，這是以我們現代人的眼光去看過去的歷史問題，現在我們都知道，我黨是手握百萬軍隊，擁有14億人口的世界第一大政黨，但在當時，可不是這樣。

前文講過，當時參加一大的代表，一共有13位，之所以這么少，是因為當時我黨全國的黨員人數，也只不過有50多位而已。

不僅如此，在當時軍閥混戰的局勢下，各路有心救國救民的有識之士，都在不斷的探求著各種救國方式，為此而成立的黨派數不勝數。

別的黨派暫且不說，單說帶有共產黨三個字的黨派，在1921年前后，就足足有八個。

這其中，有叫中華共產黨的，還有叫中國無政府共產黨的，以及叫今日派共產黨、中國青年共產黨等等。

也就是說，我黨在當時，只不過是眾多黨派之一。

并且，上述這些黨派，隨便挑出來一個黨派，其黨員的人數，都要比我黨當時的黨員人數要多不少。

更重要的，是當時每天因為各種原因解散的黨派也不在少數，所以，作為新生命的我黨，也隨時都有夭折的風險。

在這種情況下，雖說陳獨秀和李大釗是我黨的主要創始人，但他們對于我黨的未來和發展，也并不是十分清晰，總之就是先成立李再說，至于后期，走一步看一步。

因此，一大的召開對于他們而言，自然重要性就十分一般。

由于一大的重要性并不算太高，所以，在會議召開時間與自己的事情有沖突時，兩位大佬不約而同的選擇李先忙自己的事情。

那么，陳獨秀和李大釗當時又分別有什么事情要忙呢？

先說陳獨秀，在孫中山先生成立廣州護法軍政府之后，陳獨秀受邀，出任李護法軍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職務。

既然是負責教育的，自然就需要籌建學校，但建學校是個花大錢的事情，而剛成立的護法軍政府財政并不樂觀。

因此，陳獨秀多方奔走，最終才讓護法軍政府批準了一筆款子用于建學校。

而在護法軍政府同意批款之際，正趕上一大召開，但陳獨秀擔心自己如果去開會的話，款子未必就能如約到位，所以最終他決定，由他親自盯著，確保款子不會被挪作他用。

這么一來，他自然就無法前去參會。

不過，陳獨秀為了保證一大的順利召開，不僅提出了四條建議，同時，還派出了兩個有分量的人代表自己參會。

這兩個人，分別是李達和李漢俊。

為什么說李達和李漢俊有分量呢？他們二人，均是陳獨秀組建的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主要成員，此外，二人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以，由他們代表陳獨秀，顯然是十分合適的。

說完陳獨秀，再來說李大釗，李大釗當時有事因為何事沒能參加一大呢？準確的說，當時的他，正忙著討薪。

北洋政府成立后，由于軍閥割據加上連年混戰，導致財政極為緊張，甚至就連北京各所學校的教職工薪水發放，都做不到按時。

這么一來，這些教職工就成了被欠薪的對象，為了維持生活，有些人不得不典當家中物品，還有些人趁著晚上拉人力車以補貼家用。

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況且家里東西總有典當完的時候。

所以，在勉強維持了一段時間后，教職工們實在是難以為繼，不得已之下，發起了聲勢浩大的討薪運動。

而當時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釗，也是其中一員。

1921年4月，國立八校的教職工組織了游行請愿，但北洋政府對此熟視無睹，依然以拖延的方式來應付教職工的討薪行為。

之后，到了當年的6月份，忍無可忍的廣大教職工，再次舉行的游行，這一次參與的人數更多。

由于聲勢浩大，北洋政府一看，干脆派出了軍警。

結果，當場就有不少教職工被打傷，而這件事被爆出來之后，引起了當時社會各界的強烈震動。

而后續，不僅要處理傷員，同時還要與北洋政府商談欠薪問題，作為游行活動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李大釗，當時正全身心忙著這件事。

所以，他同樣沒有時間前去參加一大。

而他也和陳獨秀一樣，派出了兩個代表，其中一個就是張國燾，張國燾作為參加過五四運動，同時也是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核心成員，由他代表確實也沒問題。

問題就出在，另外一個代表上，也就是劉仁靜。

劉仁靜當年只有18歲，當然，有句話叫做英雄出少年，在18歲就有非凡成績的人也不在少數，但當時的劉仁靜，顯然不是這樣的人。

就不說年齡問題，單說資歷，比他強的人有不少。

比如在李大釗成立的共產黨早期黨組織中，除了有張國燾之外，還有羅章龍、鄧中夏、張太雷等人。

這幾個人，隨便一個，在當時都要比劉仁靜的成就和名氣要大。

像羅章龍，是鐵路工人罷工運動的青年領袖，而鄧中夏，則是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書記，還有張太雷，更是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科書記。

也就是說，在當時北京的黨早期組織成員里，差不多每一個都比劉仁靜有分量。

但最終，是劉仁靜作為北京的兩個代表之一，前去上海參加了一大，而之所以如此，說起來也算是陰差陽錯。

我黨在成立前后，當時中國存在著大大小小多個黨派，而我黨在當時，是一個前途未卜的弱小存在。

說句不好聽的，隨時都會有夭折的風險。

因此，陳獨秀和李大釗對于一大的召開，心理上并沒有當作是一件歷史性的大事件，因此才沒有參加去忙自己的事情。

他們如此，其他人差不多也是如此。

而最開始，李大釗由于自己不能參加，于是在確定了張國燾之后，又去找了鄧中夏，但鄧中夏說，自己要去南京參加少年中國會的一個會議，所以沒時間去。

接下來，李大釗又去找了羅章龍，而羅章龍則表示正忙著籌劃罷工事宜，也沒時間。

再往后，李大釗又問了其他幾個人，每個人都說自己有這樣那樣的事情，都沒辦法抽身去上海。

最終不得已，只能安排年紀最小的劉仁靜了。

估計當年的劉仁靜，心里也會有一百個不樂意，但讓他沒想到的是，他這一去，卻親眼見證和親身經歷了一個歷史性的偉大時刻。

而在多年后，劉仁靜回憶起此事時，就不無感慨的說，“建設中國共產黨這一偉大的重任，就這么歷史性的落在了我年輕稚嫩的肩膀上”。

在劉仁靜的參與和見證下，我黨于1921年的7月正式成立。

在此之后，我黨僅用了28年的時間，就從當初那個在眾多黨派中弱小的存在，成長為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政權。

這一路走來，我黨經歷了太多太多，既有叛徒的出賣，也有反動政權的壓迫，更有帝國主義的侵蝕。

但這些，都沒有阻礙我黨的蓬勃發展，最終，在毛主席的正確、英明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屹立于世界東方。

篳路藍縷啟山林，櫛風沐雨砥礪行，這兩句話，便是我黨百年歷史的最好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