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溥儀聽到出兵朝鮮后，當場撕開棉衣取出一物：我自愿上交

1950年新中國剛成立之際，抗美援朝戰爭打響，全國上下紛紛捐款捐物，以支持前線將士。而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溥儀，身為前清朝皇帝，對祖國的強盛感慨萬千。得知消息后陷入深思，最終在獄警面前從衣物中取出一件他多年珍藏的珍貴物品，決定捐出以表支持。當獄警接過這件寶物時，臉上露出了難以置信的神情。那么，溥儀手中的寶物究竟是什么呢？

在光緒帝瀕臨病逝之際，慈禧太后面臨生命的盡頭，秘密策劃了一個權力交接的計劃。溥儀作為醇親王載灃的兒子，雖沒有直接繼承皇位的資格，卻成為了慈禧的選擇。慈禧的想法是觀望一段時間，畢竟溥儀年僅三歲，時機尚未成熟。

可到了1908年慈禧突然病重，一場嚴重的感冒迅速惡化，即便是大量的中西醫療也沒能挽回她的健康。在生命的最后階段，慈禧太后審視了自己掌權近半個世紀的歲月，決定加速溥儀的登基進程。

溥儀入宮封號宣統，成為帝國的象征。慈禧原計劃剝奪光緒帝的權力，由溥儀繼位，同時由其父載灃攝政，以此控制朝政，延續自己的影響力。即使她重病在身，慈禧也沒有放手權力的意向。

不料慈禧太后估計錯誤，自己的生命在做出決定的第二天就走到了盡頭，將一個動蕩的帝國留給了沒有準備好的載灃。

載灃內心萬分不愿意接這個爛攤子。那時的中國到處都是反抗，革命軍四處活動，要不是慈禧太后當政時太腐敗無能，民眾也不至于這么急于變天。

看似清朝還挺穩定的，實際上民生凋敝，人心思變。剛剛歷經甲午海戰、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還有八國聯軍的入侵，國家已經危機四伏。

溥儀才六歲，正準備開始按照皇家傳統進書房讀書學習，可他還小，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經亂成一團。就在這時，湖北武昌的辛亥革命爆發了，這是個大事，武昌光復，號召全國各省響應，孫中山被請來主持大局，消息傳到北京，清朝的人都慌了。有人主張立即動用袁世凱的軍隊應對危機，但由于載灃與袁世凱的私人恩怨，他拒絕了這一提議。

結果沒人敢去對抗武昌起義的軍隊，最后載灃只能勉強同意讓袁世凱出兵。誰知孫中山和袁世凱背地里串通好了，如果溥儀退位，就讓袁世凱當大總統。袁世凱聽了樂開了花，馬上答應了。

清朝已經岌岌可危，北京冷風凜冽，溥儀還小，蜷縮在隆裕太后的懷里，看著袁世凱跪在地上流淚，這一幕他永遠都忘不了，這一天，就是他退位的日子。多年后，溥儀回憶這一刻，仍然感到困惑不解，不明白為何兩位大人會在那時落淚。

溥儀被迫退位后，仍舊居住在紫禁城內，不知自己已經淪為政治棋子。他在紫禁城的生活看似舒適，有皇后和皇妃陪伴，他的日常充斥著讀書、繪畫、彈琴等文雅活動，偶爾還外出駕車游覽。

這一切在北京政變后發生了劇變，溥儀被逐出故宮，這時他才猛然意識到自己只是袁世凱手中的棋子。失望與憤怒之下，溥儀計劃前往天津，希望那里能找到庇護。但國民黨的逼迫讓他處境艱難。正當他四處為難之際，日本人伸出了“援手”，聲稱愿意收留他。處于無奈的溥儀接受了這一邀請，不知道自己正步入更深的陷阱，日本已經在策劃利用他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

等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溥儀才恍然大悟，意識到自己竟然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賣國賊”。

1945年，美國對日本的原子彈轟炸與蘇聯對日的宣戰，標志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重大轉折。在這種國際大背景下，溥儀在偽滿洲國的宮廷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混亂。面對即將倒塌的偽政權，溥儀被迫放棄了重建大清的夢想，他的全部心思轉向了如何逃離現場，保全自己的性命。

溥儀陷入兩難：若落入共產黨手中，可能會被立即處決；若隨日軍撤退，也可能被他們殺害以滅口。這位前皇帝的命運，看似掌握在他人手中，實則無路可走。

蘇聯紅軍進軍東北的消息傳來時，日本軍官吉岡安直急匆匆地找到溥儀，通知他日本已經安排了飛機，要他立刻離開。臨行前，吉岡冷冷地提醒溥儀，做好戰敗后自殺的準備，以死維護“皇帝”的尊嚴。然而溥儀早已失去了過去的皇族氣概。

在無奈中，溥儀帶著沉重的心情，搭乘開往沈陽的火車，匆忙告別他的“皇帝夢”。逃亡的行程充滿了不安和恐懼，第五天當廣播里傳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時，溥儀感到徹底的心灰意冷。他在沈陽機場的休息室等待飛往日本的飛機，心中充滿了絕望。

在沈陽機場的休息室里，溥儀等待著前往日本的飛機，然而他們剛剛放松下來，蘇聯紅軍便突襲機場，迅速控制了整個區域。溥儀的逃亡計劃戛然而止，他被蘇軍抓獲并被迫登上了一架未知目的地的飛機。到達時已是深夜，溥儀被帶至一處陌生的蘇聯軍營。

一個用中文詢問的聲音打破了夜的靜寂：“有人要上廁所嗎？”溥儀本以為自己落入了共產黨之手，幾乎驚恐失措。直到得知他們已到達蘇聯境內，溥儀才稍感安心。在蘇聯的日子意外地平靜和舒適。蘇聯士兵對他相對友好，甚至提供了不少優待。這種待遇讓溥儀開始考慮，或許留在蘇聯比返回國內或逃往日本都要安全。

他多次請求蘇聯政府允許他永久居留，甚至請求加入蘇共，但蘇方對他的請求置若罔聞。1946年，溥儀終于被召見至遠東國際法庭，作為證人詳述了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的全過程及偽滿洲國的建立。溥儀在證詞中盡力擺脫與日軍的牽連，情緒激動地敘述了日軍對他與其家人的操控和擺布，甚至在法庭上動情地展示了日軍對他妻子的冷血害死和對他的所謂“賞賜”。

此次作證，讓溥儀直面了自己的罪責與過往，他首次公開表達了對自己歷史角色的悔恨，認識到自己對國家的巨大傷害。溥儀在蘇聯法庭上作證完之后，又回到了蘇聯的監獄，繼續他被抓的生活。

本以為自己會在這兒老死，沒想到，他最害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1950年7月30日，隨著蘇聯的決定將溥儀引渡回中國，溥儀在得知即將被引渡回中國的消息，內心極力反抗。他深知回國后面臨的不光是無盡的羞辱，更擔心失去蘇聯時期相對寬松的待遇。

即使他懇求留在蘇聯，但兩天后，他依然被送回了中國，直接送往撫順戰犯管理所，開始了勞動改造和思想再教育的日子，身份由“前皇帝”轉變為編號981。

剛抵達管理所時，溥儀還保持著皇室的高傲，他的隨從也在堅持使用宮廷舊禮，導致與其他戰犯發生了摩擦，他們對溥儀的特權感到不滿，紛紛向獄警投訴。經過幾輪嚴厲的思想教育，溥儀開始意識到自己的過錯，逐步認清了自己在新國家中的平凡身份。

有一天，溥儀偶然聽到兩名獄警的對話關于捐款捐物的討論：“我昨天捐了一斤玉米面和兩斤棉花。”一名獄警問，另一名則回答道：“我也捐了點” 這時溥儀探出頭來詢問原因，他探頭詢問，“獄警同志，這捐款捐物是因為什么事？

獄警冷淡地回答：“現在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時候，大家都在盡力支援。”他警告溥儀不要有其他想法，應專注于自己的改造。那天晚上飛，溥儀輾轉反側，思考過去作為皇帝時的無視民瘼，對比如今百姓的自發奉獻，這使他對新中國有了全新的認識和敬意。

一周后，在一次勞動結束后，溥儀回到自己的單間，他從床下拿出一件舊棉衣，向鐵門外喊道：“獄警同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報告。” 獄警迅速來到，透過門窗，看到溥儀正努力撕開棉衣。

“981，發生什么事了？”獄警問。

從棉衣內部，溥儀取出了一串黃色寶石，這是他曾在離開紫禁城時秘密攜帶的。他嚴肅地說：“這些是我當年帶出來的皇家寶石，如今國家處于困難之中，我想將它們上交，為國家盡一份微薄之力。

當獄警接過溥儀遞來的物品，立刻被其珍貴程度震撼，這不是普通的寶石，而是一塊載有重大歷史價值的田黃石。

據《清史稿》記載，田黃三鏈章在清代乾隆時期被視為珍貴之物。一開始這塊石料作為地方貢品進獻，卻沒能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一度被塵封于宮中的儲藏室中。

然而某日乾隆帝心血來潮，想要一枚全新的印章。他便派遣宮廷工匠前往倉庫挑選合適的材料制作。工匠們在眾多寶石中發現了這塊品相獨特的田黃石，它的稀有程度在玉石中屬于鳳毛麟角，通常只在福建壽山的一小片溪流旁邊產出。

田黃石因其色澤溫潤、稀少而珍貴，乃至有“一兩田黃，一兩金”的贊譽。這塊寶石最終被工匠呈上，乾隆見到后立刻被其吸引，命令工匠即刻著手雕琢。

最終工匠巧手將其打造成一件由兩塊方形和一塊橢圓形印章組成的連章，連接方式巧妙且極富匠心，這便是后世稱贊的田黃三鏈章。乾隆對成品極為滿意，龍心大悅，親自為之命名，并常年佩戴在身，成為其私人珍藏中的瑰寶。

乾隆逝世后，這件印章作為皇室傳承之物，代代相傳至溥儀。田黃石的價值不光因為其稀缺，更因其色澤和質地，在皇室中被極為重視。

田黃石因其名與“皇”音同，常被視為帝王之石。溥儀將這樣一件與皇室地位象征等同的寶物上交，顯然是出于對當前形勢的深刻理解和對自己未來命運的考量。

溥儀此舉是想通過這種象征性的貢獻，表明自己與舊日皇權的徹底決裂，同時也是試圖緩解自己過往與日本侵略勢力合作的罪責。他知道自己的過去充斥著對國家的背叛，若政府決定對他進行嚴厲的懲處，也在情理之中。

他把這件寶物上交后，長時間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心中不免懷疑這件珍貴的歷史文物是否被某些人私吞了。時間一晃而過，直到有一天，所長親自來到溥儀的牢房，告知他田黃三聯章已經被正式上交到了政府。

所長的話語中透露出對溥儀的一種暗示：“我們政府不關心你的過去如何，也不在意你上交了什么。我們更看重的是你在這里的改造表現。”這話讓溥儀深感羞愧，意識到自己試圖用這塊寶石換取自由的小心思已被洞悉。

事實上，圍繞溥儀這一特殊囚犯的去留問題，黨內部曾有過激烈的討論。但在1956年的政協會議上，毛主席的一席話為這場爭議畫上了句號：

“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我看這樣的人我們也不要殺。不殺他，不是他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我們殺了他不利。”

毛主席還說道：“保留他的生命，可以讓他為人民做出貢獻，同時也能成為對外的一個正面示例。

之后的幾年里，溥儀在改造過程中徹底改變了生活態度，他放棄了過去的皇帝生活方式，開始自己洗衣做飯，親自參與各種勞動。在反省和深刻思考自己的歷史角色及所犯錯誤的同時，溥儀還在獄中撰寫了《我的前半生》。

1959年，因為在獄中的積極表現和真誠改造，溥儀被新中國政府特赦。此前溥儀并沒有對此抱有太大希望，他曾經向獄友透露過自己的憂慮：“我這個人罪孽深重，表現也并非出類拔萃，不足以符合特赦的條件。

但事實證明，他的擔憂是多余的，新中國的領導層正如他們所承諾的，公正地評估每一位戰犯的改造情況。

特赦后，溥儀在北京一家植物園找到了園丁的工作，這段時間里，他還領到了自己的第一張身份證。到了1962年，溥儀娶了護士李淑賢為妻。兩年后的1964年，他又開始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擔任資料專員。

1967年，溥儀患上了尿毒癥，病得很重，周總理得知后馬上安排他到首都的醫院接受治療。

雖然醫生們盡力了，溥儀的病情還是沒有好轉。1967年10月17日，溥儀去世了，他的骨灰被安葬在河北易縣的華龍皇家陵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