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上海解放前20天失聯(lián)，但黑暗中的那道電波，永不消逝！

1949年5月30日，上海解放的第三天，剛上任的上海市市長陳毅就意外地接到一份“特別”的電報：

請幫助查找一位名叫“李靜安(即李白)”同志的下落！

電報是時任中共中央情報部代部長李克農發(fā)來的。那時，他已向黨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推薦了李白同志擔任新中國第一任郵電部部長。

李白是誰？為何引起“特工之王”李克農的如此重視？陳毅市長最后查到了他的下落了嗎？結果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從頭說起！

• 長征路上的通訊天才

李白，1910年5月7日生于湖南省瀏陽縣張坊區(qū)白石鄉(xiāng)的一個貧苦農家，原名李華初，曾用名李樸，化名李霞、李靜安。

因母親去世較早，加之家境貧寒，8歲才入學的他，僅僅讀書四年就輟學了。為了減輕家里的負擔，李白小小的年紀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擔，不僅上山砍柴，還要負責看護弟妹。

13歲那年，為了給家中掙一點口糧，李白被迫到離家十多里遠的“乾源裕染坊”做起了學徒。在那里，他備受欺凌，從而萌生了打倒土豪劣紳、參加革命的信念。

1925年15歲時，他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后，他積極參加當?shù)剞r民協(xié)會和農民自衛(wèi)軍，燒地契、罰錢糧、打土豪。

1927年9月，正當中國革命處于嚴重挫折時，十七歲的李白毅然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湘贛秋收起義。是年冬天，張啟龍、王首道等人在李白的家鄉(xiāng)恢復黨組織，建立農民武裝。李白冒著生命危險，走村串戶，在張坊山區(qū)往來奔波，動員許多青年參加了農民赤衛(wèi)軍。赤衛(wèi)軍配合紅軍夜襲張坊，獲得了武裝暴動的勝利。

1930年，二十歲的李白和兩百多名青年一起跋山涉水，正式加入紅軍隊伍，成為紅四軍通信連的一名戰(zhàn)士，后任通信連的指導員，隨部征戰(zhàn)贛南、閩西。

由于在無線電通訊方面表現(xiàn)出超人的天賦，1934年6月，李白被選送到瑞金中央軍委無線電學校（即紅軍通信學校，現(xiàn)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第二期電訊班學習無線電技術。在無線電學校，由于他天資過人又勤奮好學，被紅軍無線電開山鼻祖涂作潮相中，成為他的愛徒，重點培養(yǎng)。

涂作潮這個人可了不得，他曾在蘇聯(lián)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報務，后改行學習機務專業(yè)。從蘇聯(lián)回國后，涂作潮進入了中央特科，受周恩來的直接領導，周恩來還親自給他取了“木匠”的代號。

西安事變的當天，全市突然停電，所有媒體關于捉蔣的消息都發(fā)不出去，這個時候，正潛伏在西安的涂作潮站了出來，利用二手收音機改裝成的大功率電臺，迅速將捉蔣的消息發(fā)了出去。后來，李白能夠從日本人的魔爪下逃脫，師傅涂作潮發(fā)明的無形收報機也功不可沒。

李白從訓練班畢業(yè)后，被調到五軍團十三軍任無線電隊政委。

1934年10月，李白跟隨紅軍隊伍踏上了艱苦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其所在部隊紅五軍團是全軍的后衛(wèi)，李白率領報務員、機務員、運輸員、監(jiān)護班一百多人組成的無線電隊，攜帶著笨重的收發(fā)報機、充電機、汽油、蓄電池等器械，邊行軍打仗，邊進行緊張有序的收發(fā)報工作，他向全體無線電隊員發(fā)出了“電臺重于生命”的號召，這也是李白終生的座右銘。

1936年紅軍勝利到達陜北后，李白被調到紅四軍無線電臺擔任臺長。

• 從日軍的酷刑下生還

全國抗戰(zhàn)爆發(fā)后，1937年10月10日，李白受黨組織委派，化名李霞到達上海，于第二年初春，設立了第一個秘密電臺。

從此，在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李克農的領導下，一座無形而堅固的“空中橋梁”架設在上海與延安之間。

那一時期延安的中央臺與李白電臺的聯(lián)系是專機、專房、專人，并且有特別的通訊規(guī)定，可以說，那時候的李白是我黨埋伏在淪陷區(qū)的戰(zhàn)略級無線電情報員。

作為國際大都市，當時的上海，魚龍混雜，危機四伏，日寇與汪偽軍警特務更是無孔不入，環(huán)境之兇險，無法用語言來表達。

到1939年，周圍環(huán)境不斷惡化，秘密工作面臨著嚴峻的形勢。電臺領導人龔飲冰（建國后曾任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憑著自己長期從事地下斗爭的豐富經驗，認為李白身邊必須要有一位女同志與他假扮夫妻掩護工作，才能不引起鄰居與敵人的懷疑，于是，黨組織安排青年女工、共產黨員裘蘭芬（后改名裘慧英）與李白假扮夫妻。裘慧英便以“太太”的身份和李白把“家”安頓了下來，儼然作為一對夫妻進進出出，鄰居們對他們的關系也都信以為真。

當然，兩個人也在共同的革命斗爭中，日久生情，后來經黨組織批準結婚。

結婚后，秘密電臺就設在“福聲無線電公司”的亭子間里。這家公司是李白和他的師傅涂作潮合開的，涂作潮當“老板”，李白當“賬房”。

那一時期，李白十分機警，在很長一段時間福聲公司都沒有受到敵偽的懷疑。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軍占領租界，秘密電臺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但李白沒有被危險嚇倒，他告訴裘慧英，現(xiàn)在的局勢很壞，但越是這樣，我們越要像黑夜中的光亮，堅持戰(zhàn)斗。

狡猾的日軍千方百計地想要抓捕地下黨，甚至對家家戶戶進行排查。

為了躲避日偽的盤查，他們多次搬家，更加小心地傳遞情報。1942年7月，李白夫婦臨時轉移到建國西路福祿村10號。為了秘密地進行發(fā)報，李白選擇在人們都熟睡后的零點到四點間，在不足三平米的廚房里開展工作。同時為了不被敵人檢測到，他把電臺功率從75瓦降低到只有15瓦。發(fā)報時，即使拉上廚房的窗簾之后，也要將原本25瓦的燈泡換成5瓦的燈泡，甚至還在燈泡外圍蒙上一層黑布。身高一米八的李白在妻子的掩護下，蜷縮在二十厘米高的矮凳上發(fā)報。就這樣，一封封珍貴的情報從上海傳向延安。

然而，盡管他們萬分小心，可還是被敵人給發(fā)現(xiàn)了。

由于當時日本電臺的勘測技術更為先進，1942年9月的深夜，李白正在發(fā)送電報時，突然遭到日本憲兵隊的搜查。

當時情況十分緊急！裘慧英在三樓忽然聽到有雜亂的腳步聲，她急忙掀起窗簾一角向外看去，只見幾十個日本憲兵和便衣特務正在翻越圍墻，她快步上樓報警。

在妻子的掩護下，李白吞下了電報，并急忙發(fā)出：

同志們，永別了！

意在提醒遠方的戰(zhàn)友他已經被敵人發(fā)現(xiàn)，生死未卜。

然后，他連忙將收報機上面的線圈拿掉，迅速把發(fā)報機拆散。此時，敵人破門而入。

他們被押送到位于四川路橋北的日本憲兵司令部，并分別關押在兩處。

一個日本特務拿了一塊大鐵板，用力壓在裘慧英的腿部，幾乎要把她的腿骨壓碎。裘慧英忍受著劇痛，一聲不吭。

喪盡天良的日軍還讓裘慧英親眼看著李白受刑。看到李白被綁在老虎凳上，一會兒受磚刑，一會兒受電刑，惱羞成怒的日軍甚至用鉗子將李白的10 個指甲一個個拔下來。

李白全身上下血肉模糊，一次次昏死過去。裘慧英看著李白受刑，心如刀絞，她跳起來大聲叫道：

“你們要他死，就一槍打死他好了，為什么要讓他這樣活受罪啊！”

李白在昏迷中聽到她的叫聲，掙扎著抬起頭看著她，雖然不能言語，但是他堅定的眼神給了愛人莫大的安慰。

面對敵人的嚴刑逼供，李白斷定日軍一定看不出電臺的秘密，于是，他一口咬定被搜捕的電臺是收音機，他在重慶有個專做黃金生意的朋友，對方給錢，自己就拿私人電臺密報金價漲跌行情，以借此發(fā)大財。

對于李白的這套說辭，日本人半信半疑，但也束手無策。因為李白的收報機平時它是正常使用的收音機，但用竹夾子接上一小段電線后，再調整正反饋，就會變成發(fā)報機。這個正是他的師傅涂作潮發(fā)明的當時世界獨一無二的無形收報機。

當時日軍只找到一部收音機和一堆零件，搗鼓了半天，日本特務中的無線電專家也沒能測定出這是一部電臺，因為它只能發(fā)報，不能收報，因此，認為電臺很可能就是私人業(yè)余發(fā)報臺。

被日軍關押的日子里，裘慧英和李白彼此思念卻不能見面，每次李白被提審時從裘慧英的牢房前走過，二人總是會深情地對視一眼，一切盡在不言中，這一對紅色伴侶就這樣互相鼓勵互相安慰著，在獄中堅強不屈地與敵人斗爭到底。

一個月后，敵人仍然沒有拷問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不得不放了裘慧英。

黨組織通過內線得知李白在獄中英勇機智的表現(xiàn)，決定將計就計，托人找到了大漢奸周佛海。

周佛海此時正想與重慶方面“勾兌”，得知李白是“重慶方面的人”，當即表示親自過問此事。

日本人查無實證，也就賣了個“人情”。不久，李白被秘密轉移到極司菲爾路（現(xiàn)萬航渡路）76號汪偽特工總部關押。

很快，周佛海急于想要李白這個與重慶“聯(lián)系”的橋梁，同意給他保釋，但提出了條件：

不準離開上海，隨叫隨到。

1943年5月，李白被保釋出獄。

考慮到李白的安全，組織上安排他撤離到根據(jù)地，但他堅持認為，這樣的機會很難得，可以利用敵偽的電臺傳遞我們的情報。

不久，汪偽特務給他提供了電臺，讓他以“重慶報務員”的身份為他們服務。李白則就勢利用這個身份，一方面為國民黨和汪偽“服務”，一方面采用特殊頻率和呼號，將紅色電波再次傳到了延安。

在李白被捕后，上海和延安間中斷了近一年的“永不消逝的電波”又發(fā)聲了，我黨我軍又有了“千里眼”和“順風耳”。

1944年秋天，抗戰(zhàn)進入戰(zhàn)略大反攻前夜，潘漢年領導的中央華中局情報部與李白接上了關系，黨組織將李白夫婦調往浙江，并安排李白打入國民黨國際問題研究所，繼續(xù)利用敵人的電臺開展工作。

這次，他化名李靜安，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場口和江西的鉛山之間，利用國民黨的電臺，為黨秘密傳送了日偽和美蔣方面大量的戰(zhàn)略情報。

• 在上海解放的黎明前失聯(lián)

1945年日寇投降后，李白夫婦再次受命回到熟悉的上海，并在黃渡路107弄15號重建了秘密電臺，同年他們的兒子李恒勝出生了，這給這個秘密的小家庭帶來了一絲歡樂。

此時，這里的環(huán)境依舊像曾經那么惡劣，但為了心中的信仰，李白義無反顧。

為了更好的掩護電報的發(fā)送，李白白天正常上班，深夜向黨組織傳遞情報，早出晚歸的高壓工作讓李白身心疲憊，但是為了成功的傳遞消息，李白始終堅持。

1948年解放戰(zhàn)爭形勢迅猛發(fā)展，進入了戰(zhàn)略決戰(zhàn)階段，戰(zhàn)斗在敵人心臟的華東情報人員獲取了敵人大量的軍事情報，這些十萬火急、標注絕密的情報接連不斷地被轉到李白的手里。

而國民黨反動派也預感到末日來臨，他們竭盡各種手段，以采取分區(qū)停電、暗中抄收信號來偵測中共地下電臺。

李白深知，危險已經逼近，但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為了上海的紅色電波永不消逝，他向電臺負責人劉人壽鄭重提出應抓緊時間建立預備電臺。

這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正在發(fā)一份非常重要的情報，敵人突然包圍了他的住所。

李白察覺到了危險，隨后當機立斷地讓妻子裘慧英帶著孩子暫避在樓下鄰居家，而他鎮(zhèn)定地發(fā)完了最后一封電報，并銷毀電報稿和密碼本。

國民黨特務把李白押到淞滬警備司令部刑訊室里，他們發(fā)瘋似的對李白進行了長達30多個小時的連續(xù)審問：

用鉗子拔光了李白的指甲，把竹簽子釘入了他的手指，老虎凳上的磚塊一直加到五塊，還灌辣椒水，用燒紅的木炭烙在李白的身上。

36種刑具把李白折磨得死去活來。李白每次昏死過去，又被冷水澆醒，而這些都沒有摧毀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

李白堅不吐實，敵人始終沒有能夠從他口中得到一點想要的信息。

1949年4月初，國共和談的氣氛漸漸地濃厚起來，國民黨反動政權在偽裝和平的情況下，對李白一家稍稍和緩。

4月23日，裘慧英接到李白從南市蓬萊警察局看守所的來信:

慧英:
本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我由警備部解來南市蓬萊路警察局看守所寄押。
這里房間空氣比警備部看守所好，但離家路遠，接見比以前要困難。你若來看我，要和舅母一同來，坐車時好照顧小孩。
聽說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時，下午三至四時可以送東西，因路遠來時請買些咸蘿卜干，或可久留不易壞的東西。
帶點現(xiàn)鈔給我，以便用時便利。炒米粉亦請帶些來，此外肥皂一塊、熱水瓶一只。
我在這里一切自知保重，盡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撫養(yǎng)小孩為盼。
祝好。 　　
靜安字 四月二十二晚 　

幾天后，李白的妻子裘慧英抱著四歲半的兒子來到看守所對面的陽臺，叫著李白的化名“靜安”。

而此時，被打得遍體鱗傷的李白已經不能站立，獄友把他舉起托到窗口。

許多年以后，李白的兒子李恒勝通過回憶，再現(xiàn)了當時裘慧英帶著他與李白最后一次見面時的情景：

李白對她說:

“以后你們不要來看我了”。

她急忙問:

“為什么？是不是判決了？”

李白說 :

“不是，天快亮了，我希望的終于快來了（指上海即將解放），我能趕上最好，就算趕不上我今生已無遺憾了。”

1949年5月7日，李白、秦鴻鈞、張困齋等12名地下黨員被秘密押至浦東戚家廟殺害。

李白犧牲時年僅39歲，距上海解放只有20天。

他最終還是沒堅持到看見勝利的果實。然而，那道從黑暗中發(fā)出的電波，卻永不消逝！

20天后上海勝利解放，裘慧英日夜尋找李白的下落。

行文至此，便出現(xiàn)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5月30日，上海市長陳毅火速下令公安局專門成立一個專案小組，不惜一切代價找到李白同志的下落。

最終調查組在浦東挖到了李白等12名烈士的遺體，他們渾身彈痕累累，慘不忍睹。

裘慧英悲痛不已，后來他們的遺骸被遷入上海龍華烈士陵園。

陳毅得知李白遇害消息后，也即刻給李克農發(fā)了一封電報，他在電報的最后寫道：

“血債要用血來還！”。

1951年，在不斷地追捕和調查下，殺害李白的“劊子手”葉丹秋成功落網，并被處以死刑。

得知李白已經犧牲，李克農痛惜不已。此后多年，他一直沒有忘記這位英雄，1957年他頂著潘漢年已被逮捕的壓力，向中央提議：

“要拍一部電影，表現(xiàn)戰(zhàn)斗在敵人心臟的英雄李白！”

1958年，八一電影制片廠根據(jù)李克農的回憶，以李白為人物原型拍攝了《永不消逝的電波》這部電影。

電影一經播映便風靡全國。

2009年9月14日，李白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

李白等革命烈士雖已逝去，但是，他們的精神卻如同電波般永不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