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人李頎：他用90多首人物詩，寫活了盛唐時代

盛唐詩壇----俗人李頎（二）

既是歷史的碎片，

亦是時代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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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璀璨的盛唐真是讓人神往。

那里有“風流天下聞”的孟夫子，有“萬事不關心”的王維，有“青山明月不曾空”的王昌齡，有“人生得意須盡歡”的李白，有“百年將半仕三已”的高三十五適，還有那浣紗溪畔，一邊修補著茅屋，一邊還惦念著“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杜圣人。

當然，寫“春風不度玉門關”的王之渙；唱“醉臥沙場君莫笑”的王翰；即會寫“月暗送湖風”，也會吟“寂寥抱冬心”的崔國輔；幾度沉浮，反復低吟“布衣空染洛陽塵”的綦毋潛；還有那不走尋常路歸隱西山的常建；脫略勢利、壯年辭歸的劉昚虛······這些開元小名家們，雖不及李杜等大名家耀眼，卻同樣光彩照人。

他們用半個世紀的光陰，筑起了中國詩歌史上的巍巍高峰。社會各方面的現實生活，都在詩人的筆下以各種體例和風格得到充分的反映。那些靈氣四溢的文字，讓文學殿堂前所未有的生氣盎然，這是一場集體的詩意的沉淪，也是史無前例的人性的韜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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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體皆備、百花齊放的盛唐時代，細細梳理，依然有著清晰的模式范型，在應制、酬贈、詠懷、詠史、邊塞、游宦等萬花筒一般的面目之下，如果說“自由和開放”是所有文本的最終奧義，那么，“山水和行旅”絕對是盛唐文本的永恒載體。

盛唐時代的詩壇，是始終不離山水的。

山水牽扯著情致，山水隱匿著情志，山水也伴生著情義。孟浩然借建德江傾述孤獨，王昌齡用山河韜揚理想，王維將自我安放在了輞川，高適將前程寄托在邊疆，李白就更厲害了，他所有的喜怒哀樂都蘊藉于自然，還有在盛唐的句點里郁郁寡歡的杜甫，更是將所有的情緒都隱匿在了萬里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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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那場摩山范水的集體無意識的詩路演繹中，惟有一個李頎不走尋常路。

相比時代中人的山水情結，名不見經傳的李頎更專注于人物的描摹。一生僅留下128首詩，酬贈送別詩卻多達93首，里面涉及的時代人物多達90余個。

在這場磅礴大戲中，放浪不羈的李頎即是參與者，也是旁觀者。他呼朋喚友，推杯換盞，在文字的世界里以權謀私，于歷史的罅隙，植入九十多位大小人物的愛與哀愁。

在他的“人物素描本”里，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詩人群體，如王昌齡、王維、高適、裴迪、綦毋潛、盧象等；還有高管一系里的：宰相房琯，計相劉晏，淮陽、鄱陽等地太守；藝術圈里，書法家張旭，一流畫家張諲，著名音樂人董庭蘭也都與他交情匪淺；方外高士一系里，焦煉師，道士張裹，隱士盧鴻，暨道士等亦多有酬往；當然，最多的還是和他身份相當的一批低階小吏，拾遺，御史，校書，侍御，錄事，司農，縣令，縣丞，主簿，縣尉，倉曹，兵曹，參軍，判官，從中央到地方，從中原到邊關，簡直可以稱得上盛唐大半期的一部“文苑傳”。

在李頎的詩歌里，“人”始終是第一位的。

通過他的詩，我們方知，令人神往的開元盛世里，不光有“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繁榮昌盛，也有“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的不堪現實。不光有“歲夜高堂列明燭，美酒一杯聲一曲”的盛世豪情，更有“聞道郎官問生事，肯令鬢發老柴門”的屈志難伸。

因為他的詩，傳說中的泱泱盛唐有了溫度，有了細節，也有了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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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創作激活了一種詩體。

在盛唐詩歌的譜系里，抑揚頓挫、情感激蕩的歌行體尤受現代讀者青睞。

歌行由南朝鮑照創制，它脫胎于樂府，在樂府詩和七言體的雙向融合中逐漸成熟。

初唐時代，以盧照鄰、駱賓王為首的革新詩人，立足朝代變遷的大題材，宏唱世事變遷的慎思，氣勢磅礴地拉開了歌行體的唐音序幕，讓歌行體顯示出更為廣闊而深刻的新面貌。少年人的感傷憂慮與對社會人生的關注之飽滿情感，都傾注于肆意鋪張與跳蕩的節奏里。華美的詞彩流走奔涌，顯示了初唐時代蓬勃昂揚的無限朝氣，真正亮開了大唐自信、健美而無所畏懼的高亢唐音。但鏤金錯彩的詞章里，依然不脫齊梁余韻。

四杰之后，是應制大行其道的沈宋時代，詩人們在格律和主題的雙重桎梏中謹言慎行，恣意飛揚的歌行毫無用武之地。之后，王翰帶著他的《涼州詞》破空而來，幾首兼具建安風骨和齊梁流麗的歌行仿佛是一聲號角，喚醒了大唐詩人們血液中的不羈和豪邁，歌行開始重登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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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元朝早期的歌行體發展中，李頎舉足輕重。

他不光對傳統的易革、邊塞、閨怨三大題材予以大刀闊斧的革新，并且將其與送別酬贈詩結合起來，成為新型的人物素描詩，刻畫了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物。由于是多維度敘寫描述人物，所以他的歌行體人物詩寫得形神兼備，須眉皆動，凜凜然而有生氣。

七言歌行也在李頎手中放出新奇光彩，他不尊古法，不僅擺脫前此以往的題材與鋪敘，以及流美的趨向，甚至連頂針、反復、雙擬對，盡然摒棄，并且打破詩體、題材的局限，把不同的詩體與題材嫁接起來，使得歌行體展示出全新的風貌，對以后的李白、王維、高適、杜甫、岑參都有絕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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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寫活了一個時代。

自曹植至初唐，中古詩人描寫人物一直帶有類型化的不足，即使曹植的《白馬篇》《美女篇》，亦屬于此類。詩人們筆下的主人公們，不是熱情自負的俠士，便是深閨愁苦的怨婦，或是無力抗爭的征夫。千篇一律的面目之下，寄托的俱是文人們的家國天下和思而不得。

只有少數詠史詩，人物比較生動突出，如左思、陶淵明筆下的英雄荊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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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頎的人物詩，即沒有延承類型化的套路，也無意于借古喻今的諷詠。他真誠地立足于時代，忠實于自我，用樸素的墨筆去記錄身邊人，用自己的精神去感知時代的風云，從而為我們精心構筑了一個漫長的性格各異的人物畫廊。

李頎的這些人物詩，既不同于涂脂抹粉的傳統人物紀念詩，也迥異于專寫離愁別緒的酬贈詩，而是以人物形貌、經歷、精神境界為主，于寫實中韜養神氣，于素描中點畫神韻，著墨不多卻又神完氣足。

他善于把幾個精彩片段連綴起來刻畫人物，或者切割一個橫斷面，作大特寫的刻畫。如筆墨淋漓的大寫意，縱筆揮灑間，神采飛揚有生韻；又似恣意狂放的行草，行云流水間張弛有度，一顰一笑，盡顯人物本色。

忽然遣躍紫騮馬，還是昂藏一丈夫。——《別梁鍠》

劍閣望梁州，是君斷腸處。——《臨別送張諲入蜀》

行人懷寸祿，小吏獻新圖。——《送盧少府赴延陵》

知君練思本清新，季子如今得為鄰。

——《送山陰姚丞攜妓之任兼寄蘇少府》

陳侯立身何坦蕩，虬須虎眉仍大顙。——《送陳章甫》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贈張旭》

他詩中的那些主角們，多為懷才抱器而屈居下僚、遺珠草澤之輩。但無論命運如何不公，他們依然曠達如張旭，“微祿心不屑”而“皓首窮草隸”；坦蕩如陳章甫，能夠“心輕萬事皆鴻毛”；豁達如梁鍠，“擊劍拂衣從此棄”；無一不是將生活的磨難當作命運的勛章，不卑不亢而又樂觀自信。

他的人物詩，既是歷史的碎片，亦是時代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