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漂，大廠人的下一站

港鐵東鐵線上，擠滿了越來越多工作在香港，生活在深圳的大廠前員工。

2023年10月，38歲的劉皓正式加入“港漂”。那年，在拿到香港身份后，背著600萬元深圳房貸的劉皓，選擇從騰訊裸辭南下赴港。

劉皓的房子位于深圳蛇口區，是2020年為了孩子能去深圳南山區上學置換購入的。那時互聯網大廠風頭正勁，劉皓對未來充滿信心，在12萬/㎡的最高位接盤。

隨著大廠開始接力裁員，收縮項目，蛇口的房價也一路跌到9萬/㎡。面對每月3萬元的房貸，以及缺乏資源、相互扯皮的大廠項目，開放優才申請的香港，成了劉皓的“救命稻草”。

2023年，劉皓接了40多個通過“優才高才”申請赴港的項目。對于如他一般面臨35+職場危機的大廠人來說，香港成了新的應許之地。

如今，每天早晨，劉皓都會從深圳蛇口步行到口岸，“過關”后再坐高鐵前往香港新界上班，一天僅交通費就要150元，往返要花上近3個小時。

在他動輒3小時的深港通勤背后，則是一本香港賺錢深圳花的精打細算經濟賬。

和劉皓一樣，2024年4月，離開深圳某500強金融大廠的30歲的Hans，選擇回流到大學本科就讀過的香港。在金融業見長的香港，Hans的年薪從20萬元漲至40萬-50萬元，也告別了加班到晚九點做PPT的前司，過上了早九晚六、到點下班的生活。

不愿意花2萬元在香港住“鳥籠”的Hans，決定住在7000元就能擁有套裝兩居室的深圳。為了趕上深港高鐵，Hans每天早上6：45分就起床，這樣才能趕在7：55分到達高鐵站，跨越近50公里，從深圳福田站到達香港中環。為了省錢，早飯和晚飯，Hans都會留在深圳的家里解決。

但即使搭乘高鐵上班，算上每月近3200元的交通費，Hans在深圳的花銷，也遠少于在香港租房2萬元、在中環吃一頓簡餐就要120-150元的生活支出.

圖/清晨已經開始繁忙的入境廳

來源/Hans提供

選擇深港通勤的前大廠人，扎堆在深圳羅湖、福田兩個口岸附近，擠爆了港鐵東鐵線。“好點的一居能租到6000元一月，城中村也有4000多元的月租，”深圳羅湖口岸某房東告訴字母榜（ID：wujicaijing），近半年來，他名下的四套房產先后被南下的前大廠人搶空，而“不差錢、在香港能拿5萬元以上月薪”的前大廠人，成了深圳房東最理想的租客。

離開大廠南下香港，并非一個容易的決定。

“大廠是高薪，但誰知道這份高薪能維持到什么時候呢？”留在大廠，對于劉皓、Lili這樣的基層小leader而言，正在喪失性價比。

2023年10月，38歲的劉皓鼓起勇氣提了離職。在互聯網卷了十多年，享受過紅利，在深圳買車買房的他，卻難以避免內耗，“被比你小10歲的領導每天無腦亂指揮，項目推進緩慢，缺資源、缺人，團隊內還都在相互扯皮”，劉皓這樣形容自己裸辭的原因，“繼續工作大概率會有抑郁傾向。”

和他一樣，97年的Lili，所在的西二旗某大廠，內部晉升的機會，已經從一年兩次減少到一年一次。到了年底，Lili準備許久的內部述職，更是因為“項目組盈利不達預期”的原因，宣告升職告吹。

向上無望的Lili，還要面對持續加碼的盈利KPI，“2月初，工位旁邊的項目組，因為不賺錢，已經搬空了。”

決定從騰訊裸辭之前，人到中年，拖家帶口的劉皓，早早瞄準了擁有港大、港中文、港理工等多所高等學府，教育資源優渥的香港。

在10月拿到香港身份之后，劉皓沒有猶豫便遞交了辭呈：

一方面，光環褪去的大廠令人“致郁”；另一方面，“小鎮做題家”出身的劉皓，幼兒園便將孩子送去了國際學校，妻子更是早早就去了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中年裸辭的劉皓，不希望再每天加班，無意義內卷，他也希望能通過南下，讓孩子不用再像他們一樣，“焦慮、內卷地學習和工作。”

指望通過南下赴港，職場加薪、孩子升學一把抓的大廠人，并不在少數。某獵頭告訴字母榜，對于35+的大廠員工來說，包括不少高管，孩子大都在小學，或者幼升小的階段。相比每年遞增上百萬人的內地高考，他們更愿意赴港為孩子鋪路，以求孩子能參加報考人數少，重本率（211+985錄取）50%左右的華僑生聯考，或者香港高考。

離開大廠前，Lili曾在國企和香港之間反復衡量。留在大廠，意味著隨時會“拿大禮包走人”，而跳去國企，則要承擔降薪的心理落差。相比之下，平均工資在4萬-5萬港幣間的香港，成了能接得住Lili工資包的福地。

決定“赴港漲薪”、再搏一把的，還有94年的Hans。和Lili一樣，Hans在2024年初，拿到了一份年包在40萬-50萬之間的工作，在保證朝九晚六，到點下班的同時，由于香港扣稅低，稅后薪資相當于翻了一番。對比如今從996卷向007，平薪跳槽即為幸運的內地，大膽辭職的Hans直呼“值了”。

不過，香港居，大不易。

拿到offer后，Lili興沖沖在中介的帶領下看了一圈房子，但隨后便打起了退堂鼓。北漂過的她自詡見過世面，但同樣在北京6000-8000元，配備健身房、小花園的公寓房，在香港，12000港幣，也只能租到30平的小房間。4000-5000港幣的預算，Lili只能在香港租到10平方左右的老破小，房間里容納著一個廁所，一個開放廚房，一張床，走動困難之外，“一整天陽光都照不進來。”

在深圳，花5000-6000元，Lili就能租到有露臺、有飄窗，帶家具電梯，保安系統齊備的大一居。

同時，香港不光房租高得“令人咋舌”，攀升的生活成本，也讓Hans不得不考慮深港通勤。“在深圳25元一份的煲仔飯，在香港賣到75元一份，而在寸土寸金的中環，隨便吃個商務餐的花費，在120-150元之間。”

在深圳工作3年，Hans早已見識過港人周末涌入買菜的盛況。深圳隨手可以點到的鮑師傅、喜茶、霸王茶姬等外賣，在香港，外賣APP上不僅商家少，價格也翻了兩倍。為了實現奶茶和外賣自由，比起2萬元的香港月租，Hans做出了支付每月3000元的高鐵往返費用的選擇，即便這一選擇背后的代價，是Hans、Lili們，需要起得更早一些。

更何況，相比起晚上9點仍要改PPT的內地，在加班文化并不盛行的香港，6點準時下班的Hans，至少能保證8點前返回深圳的家。

對于南下的前大廠人來說，深圳的羅湖口岸或者福田口岸，是他們進港的第一站。

2022年5月，香港東鐵線過海段即開通，此前從深圳羅湖和福田/落馬洲口岸到香港新界，需要先換乘荃灣線過海，再搭港島線，通車后，羅湖口岸可以直達香港灣仔，深港之間的高鐵通勤時間，縮短到了1個小時。

圍繞香港東鐵線的站點口岸，也成了Lili們扎堆居住的地方。以Lili居住的羅湖口岸為例，這里的清晨來得分外早。

在羅湖口岸，聚集著兩城往返的港漂人。Lili活在時刻表里：她要在早上6：40準點起床，半夢半醒之間匆匆刷牙洗漱，只為趕在7：25到達羅湖口岸。

一開始，在大廠養成早十晚七生物鐘的Lili，總會因為擔心睡過頭，凌晨5點在床上驚醒。沒有時間吃早餐，Lili就在高鐵上，下單一杯美式外賣到公司。

為了節省時間，打車上班也成為港漂的備選之一。早Lili一年赴港的前leader，也為了深圳60平的敞亮一居室，選擇了深港通勤。每天上下班，她選擇直接滴滴打車，3分鐘往返福田口岸，一個月光通勤就有3000元開銷。

往返動輒3個小時，為了能夠相對舒服地度過，Lili一般都會等7：40分左右的港鐵。多等幾趟，她就能排在前頭，“有位置坐”，只需要趕在8：50左右到達香港辦公室即可。在@鄭漢斯的小紅書里，Hans分享6點下班后，在香港皇崗，搭乘18：15分的巴士，花費一個多小時慢慢悠悠地晃回深圳，盡管巴士速度比高鐵慢，但“會展的巴士是總站，找個好位置就能一路睡回去。”

通關是另一個大挑戰。清晨的羅湖口岸，還會出現成群跨境上學的學生，為了避開激烈的內地高考，他們被父母早早送去香港讀小學。當看見小孩子印滿迪士尼動畫的書包時，Lili的大腦會瞬間清醒，為了和孩子搶著通關，甚至有時她的身體會不由自主地跑起來。

和這些孩子們搶著通關的時候，Lili總會夢回自己在北京，和買菜的大爺大媽們搶公交座位的時候。

當Lili每晚穿過擠滿了人的站臺，在沙丁魚罐頭般的車廂內，將自己絲滑地擠入人群后，有時縫隙狹窄到連背包里的耳機，都擠到“拿不出”。東鐵線里永遠籠罩著濕熱的水汽，當Lili回到深圳時，3個小時的通勤往返，已經讓她累得“說不出話來”。

但每次想到如今深圳同款的房子，在香港如今已經漲到20000元起租，Lili便感覺“還可以再堅持一下”。

超10000元的房租差額之下，“葛優躺”在深圳6000元60多平的一居室大床上，隨機決定“寵幸”哪家外賣APP時，Lili的幸福感總會壓過港漂一天的疲憊。

意外之喜的是，畢業3年，在大廠KPI壓力和焦慮之下，胖了15斤的Lili，深港通勤2個月，竟然瘦了6斤。這也讓Lili的港漂生涯有了更多堅持下去的動力。

圖/每天150元的深港通勤費用（左）

香港中環120元+的簡餐（右）

來源/劉皓提供

為了節省開銷，除了摳房租之外，Hans還會選擇在家解決早餐跟晚餐：早餐他選擇山姆會員店速凍的主食、蝦，早上蒸好后，切個水果、煮個雞蛋，裝在飯盒里拿到公司吃完；午餐在附近的茶餐廳“對付一頓”，晚餐回家做。

為了省時，劉皓的早餐也往往用一杯咖啡替代，午餐偶爾自己帶飯，晚餐也更多選擇叉燒飯、面條、米線這類簡餐，有時沒搶到座位，站著來回3個小時，也難免腰痛、腿酸。但對比住在香港人均500元吃不好，點個外賣都要120元起送的日子，150元吃到撐的深圳，對他而言，則更有生活的實感。

住在深圳，去香港工作，對于南下的前大廠人來說，通勤往返3個小時帶來的不便，換來的則是一種在存款增長和居住舒適度之間，達成的微妙平衡新生活。

但赴港并非坦途。

對和劉皓一樣通過優才赴港的大廠人而言，“賣保險”，正在成為他們的最佳選擇之一。

香港某優才中介告訴字母榜，近3個月內，不少通過高才項目赴港的前大廠高管，都選擇了兼職賣保險。“一年花幾十萬給自己買個保險，不僅可以自己拿自己的傭金，而且收入也符合香港入境處對高才續簽的要求。”不管是對在金融業為主的香港做保險報以信心，還是看中了保險業務員的時間自由，可以兼顧家庭，保險都成了劉皓們初入香港的過渡之選。

而且，在香港賣保險也有著更高的回報。從大廠程序員過渡到香港保險業務，劉皓在自己@小皓同學在香港的小紅書賬號上，記錄赴港日常，分享優才申請經驗。2023年，光保險業務，劉皓就做了200萬港幣的業績。

在金融業發達的香港，單次保單40%-50%的業務提成，讓38歲就面臨職業生涯盡頭的劉皓，看到了新的出路。

香港創業實驗室的創始人Clara Cheng則告訴字母榜，更多意圖南下的大廠人，往往容易卡在“拿到offer”的第一步。在以金融業為主要支撐的香港，互聯網和科技企業稀少，除了近年香港對創業產業如web3、AI等的支持之外，就業崗位較為缺乏。

不同于通過優才項目拿到香港身份的Lili、劉皓，此前在港讀過書的Hans，申請到的IANG簽證，雖然可以申請非應屆生回港就業，但就業簽證仍需要有公司聘請。而相比“HR首先會問有無香港身份”的外資企業，中資企業更愿意配合簽證。

同時，隨著大廠人的持續涌入，優才、高才的申請難度亦有提升。上述中介表示，只有在名企，包括上市企業、世界500強、財富500、福布斯2000等公司工作累計3年，才有額外加分，而擔任管理崗的綜合評分則會更高。

圖/深港通勤

來源/劉皓提供

但不管是為了“南下漲薪”，還是為了給孩子鋪路，往返于深圳和香港的生活，劉皓們還在堅持。

“朝九晚六，早上起床之后抓緊洗漱、趕高鐵，我必須坐7:40那趟，不能再晚了。到公司之后也在趕，挨個回復郵箱，寫to do list，下班晚4分鐘，高鐵車廂就滿得擠不進去。我要趕著回家吃晚飯，趕著睡覺，第二天6：40就要起來。”

遠離了大廠，Lili們的日子過得仍然很趕。他們還要在香港這個新城市，尋找屬于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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