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案丨朱令舅舅與部分同學及孫維家屬的接觸

來源丨《朱令的四十五年》

作者丨李佳佳

一九九七年四月三日，看到外甥女悲慘的狀況、姐姐一家的痛苦，朱三三決定親身到清華找物化二班的同學面對面談一談，要求他們提供線索，幫助朱令。

在動身前，朱令家嘗試知會方面和清華化學系。

因為聯系不上負責偵破的李樹森，他們便打電話給清華派出所的李軍，對方表示理解，但擔心，“同學情況了解不多，針對性不強，可能造成負面效果。”根據朱明新記錄，李軍感嘆，“我只是權力太小了！”而化學系薛芳渝則明確表示，不贊成朱令家屬去和同學接觸。

見面還是成行了。朱令當時的男朋友黃開勝帶著朱三三前往，原本希望多見一些同學。但據朱明新記載，團支書薛剛攔住了，說“你和同學接觸不合適”。

最終出席的只有五位，分別是班干部薛剛、潘峰(王琪后來的丈夫)、張利以及王琪和金亞，其他大部分物化二班的同學并不知情。

十多年之后去看望朱令時，張利和潘峰告訴朱明新，他們是到這次見面才知道朱令的遭遇竟然是一起刑事案件，而其余大部分同學更是始終被蒙在鼓里。

網友評：很多資料里顯示潘峰多次探視朱令的，我想他可以代表王琪本人。至于王琪本人為何不來只是讓她丈夫探視，就很玩味了。

至于薛剛、薛芳渝一流，典型的官僚作風。薛芳渝年高也就罷了，薛剛這么年輕就這么油……我只能說幸虧他“潤”到美國了，不然就是一粒“老鼠S”。

朱明光記得自己的弟弟當時的想法：

外甥女被害，她的同學卻表現得相當冷漠，“就火了，想去發動他們一下，想去跟他們說，你看令令都這樣了，你們怎么一點同情心都沒有，甚至把令令特慘的那些都說了。”

結果卻是事與愿違。朱家大事紀記載，“朱三三請這五人吃午飯，過程中，王琪、金亞不說話。”朱明新后來回憶：“我們的想象就是說，大家應該是義憤填膺的，非常積極地提供一些線索。

實際狀況特別冷若冰霜，來的人也不多，就冷冰冰不說話，請吃飯他們也不怎么愿意吃，就一個抵制的情況，跟一般的想象極不一樣。”

而根據二零零五年孫維在天涯的聲明，描述“朱令的一位舅舅來到學校，召集了很多同學，說‘朱令的案子拖了這么久，到現在也沒有人承擔責任，朱令家里很窘迫，現在目標已經很集中了’。

并說，‘公安機關辦案需要很多手續，有些公安機關不宜出面做的事，我們決定自己出面，采取一些非常規的行動。’”

孫維說，參加這次會面的同學很快就告知了她，她的家人于是立即向派出所、化學系和學校保衛處匯報，家人擔心她的安全，不讓她上學了。

出乎朱令家意料的是，這次談話非但沒有起到效果，反而適得其反。朱明光記得，化學系副主任薛芳渝“特別不滿意，從那以后就態度變化了”。

到了四月中旬，朱三三決定直接致電孫維家，和孫維的父親孫大武談一談。

朱令家的紀錄是，孫大武接了電話，態度不友善地說：“你是誰？我不認識你。我們是被懷疑對象。”過程之中，對方拒絕談，反復表示不愿接觸，并且套問“你們知道什么”。

注：孫維聲明中說她很想與朱令家屬溝通（GA在場的前提下），可是顯然朱令家屬這邊的訊息截然相反。

網友評：搞不懂朱令家屬想見見朱令的同學，希望他們提供線索的做法有什么不可以呢？發生這么嚴重的事件，人家難道不可以采取措施自救么？某些清華的教師怎么這么不通人情、這么僵化呢？

而孫維的說法是，朱三三聲稱“我手里有不利于你女兒的證據”，孫大武說“有證據應該立即交給GA”，“我絕不是怕與你談，但一定要有GA人員在場作證才行。”隨即朱三三改口，“不能算證據，只能叫線索。”孫大武回答，“線索也應該交公安人員，”還表達了，“我們兩家有兩點是完全相同的，第一都是受害者，第二都希望早日破案。”

聽到孫大武愿意談、但需要GA在場的表態，已經孤注一擲愿意做任何努力的朱家便信以為真，聯絡要求GA出場陪伴。但可想而知，GA的回答是：“我們只管破案，溝通是你們自己的事兒，和我們沒關系。”

就這樣，兩次努力都付諸東流。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朱三三抑制不住憤怒，給物化二班同學和孫維分別寫了一封信，也就是后來孫維在聲明中描述為“恐嚇信”的信件。

這封信的開頭是一張朱令躺在病床上、由于痛苦睜圓雙眼的照片，文字則是毫不掩飾的憤怒。

（ 圖源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