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來說，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和平年代應該是從1972年開始的

我們建國后的三十年是和平年代嗎？在大多數人的思維意識里應該是的。所以很多人在探討那個時代的時候基本都是以和平年代為坐標為標準來探討所有問題的。這就走入了一個誤區。坐標錯了，標準錯了，結論也就不同。

新中國的建立，并不代表百事無憂的和平時代的來臨，而是真正地拉開了共產黨執政的艱難歲月，一切的困難與坎坷，才剛剛開始。

建政立國，就要面對一切的未知。首先第一條就是選擇陣營選擇你要走的道路。有人說，如果當時選擇美方陣營可能會更好，會嗎？意識形態的對立就是最大的障礙，美西方怎么會相信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政黨？一個是水一個是火，絕不相容。有人說，可以誰也不得罪，左右逢源。怎么可能？你是把美國和蘇聯當傻子嗎？哪有這么容易的好事？這樣做的結果恐怕就是里外不討好兩邊都得罪，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耍小聰明那就是找死，這叫玩火——我們最終選擇了蘇聯陣營，其結果就是面臨美西方的封鎖和制裁，這個時候，我們就已經得罪了半個世界，不過還好，我們還有另一半世界，這就是蘇聯陣營的社會主義國家。

進入五十年代，我們面臨的是什么？首先是國內沒有結束的國內戰爭及西南剿匪、收復西藏。其次是抗美援朝，打了兩年七個月的仗。還有潛伏下來的數十萬的反動勢力及特務，臺灣孤島上還有國民黨的殘余勢力。與此同時，還要進行土改和打擊商業投機分子對市場的破壞與威脅。

有人說，五十年代百姓的生活還是可以的，確切的說是農村還是可以的。一是因為農民可以把余糧選擇高價隨意出售。城鎮則不行，因為有投機商作祟，災荒年囤積居奇抬高物價，53年實行統購統銷及發行票證后才穩定下來。二是當時有外援，有半個世界的投資和幫手，日子當然就會過得舒心一點，寬裕一點。

五十年代中后期，因為有了蘇共二十大上的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我們開始和蘇聯有了分歧。當時的蘇聯是一副老子黨的做派，盛氣凌人，利用各種借口來控制中國的政治及軍事主權。比如長波電臺，比如聯合艦隊。更可怕的是，當時的中國是全面蘇化，蘇聯的影響力全面開花根深蒂固，各個方面都遍布著蘇聯的影子。無論是各級部門各個系統甚至軍隊，都開始在走向另外一個方向，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黨將不黨。我黨賴以起家和取得勝利的優良傳統都將不復存在。所以，才有了去蘇化和與蘇聯的決裂，才有了一系列的事件的發生。

當時，相當一部分事件是與去蘇化相關聯的，包括58年的反教條主義、59年的廬山會議后半截的突變及后來的軍銜改制、將軍下連當兵，還包括一些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歷史總是莫測高深而又環環相扣，比我們想象中的要復雜的多的多。這么說吧，蘇聯在中國當時的軍政階層及知識分子階層的影響就如同美西方在國民黨及民主黨派中的影響，這個時候就必須要統一思想，清除不和諧的聲音。

與蘇聯決裂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雪上加霜。為什么會有大躍進？不是一時的腦袋發熱，不是無緣無故的失去理智，那是在回應和抵抗蘇聯的嘲諷與國內對去蘇化的質疑。那是在與蘇聯決裂的前夜，想在暴風雨來臨前找出一條屬于自己的發展模式和方向，是擺脫對蘇聯援助依賴的一種探索，心急如焚啊同志們，老人家當時的焦慮和壓力誰能體會？

記住這個日子:1960年7月16日，蘇聯正式決定撤回在華的所有專家。

與蘇聯決裂了，象征著什么？象征著我們從此成了被世界兩大政治、軍事集團拋棄的孤兒，幾乎全世界都成了我們的敵人，我們無路可走，前后夾擊、烏云蓋頂、內憂外患，路在何方？

不少人在詬病當時的對外援助和農產品的出口，我們那個時候除了出口農產品就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出口的，出口是為了換取國家建設必須的物資及外匯，關鍵時候還可以以糧食換糧食。比如，一噸食油可以換回四噸的鋼材，一噸大米可以換回1.7噸的小麥或者2噸玉米；對外援助是加強友誼以破堅冰——人是需要朋友的，一個國家也是，在鐵桶般的包圍中需要打開一個突破口。如果沒有這些對外援助，恐怕中國就真的成了世界的棄兒——不要抱怨有些國家所謂的忘恩負義，那個時候能敢和中國站在一起就是對我們莫大的支持，得到支持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友誼也需要施肥灌溉。

而且，我可以負責任的說，在60年那個時候，老人家并不知道有的地方已經開始發生嚴重的餓死人情況。當地各級干部隱瞞不報，老人家幾次追問都沒有如實匯報，直到信陽事件的曝光才得知事情的嚴重性，所以才有了老人家“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總之，把問題查清楚了，有多少，講多少”、“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是我們自己造成的”的論斷，所以才有了61年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那個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就是響應調查研究的成果——不是有人在詬病為何一直在搞運動嗎？這樣的草菅人命這樣的冷血作為不追究行嗎？以后的一系列運動就是這么來的。

和蘇聯決裂了，很多援建項目停工了停擺了，機器不動了，工程爛尾了，怎么辦？要不要繼續下去？可沒錢，還要還債，可不就得自力更生嗎？可不就得從全國人民的嘴里摳嗎？可不就得苦嗎？可不就得用人拼嗎？沒有就業，可不就得下鄉嗎？日子能好過？

這個時候，不是吃的好不好苦不苦的問題，是整個國家在四面的包圍與封鎖中能不能存活下來的問題，是能不能實現獨立自主維護國家主權的問題，是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問題——如果我們失敗了，后果不可想象。

62年我們打了一仗，69年又打了一仗，中間還夾雜著一個規模不大的抗美援老（老撾）。我們的頭頂時刻懸著戰爭的烏云和核威脅，這樣的時代怎么也不能說是和平的年代吧？準確的說應該是準戰爭年代或者說是反圍剿、反封鎖、突出重圍的年代。

那是一曲悲壯的戰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英雄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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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六十年代，我們面臨的是經濟困難、國際環境惡化、戰爭及核打擊的威脅、國內思想分歧、人民內部矛盾等問題，我們所做的是要統一思想、調整經濟、外交出擊、回擊邊境沖突及臺海問題，面臨絕境而從容不迫，陷入重圍而果斷出擊，從而艱難的堅強的度過了新中國建國以來最危險的時期。

許多人在評價六十年代的時候，都是把自己的生活和遭遇放在真空里去思考，而沒有聯系當時的國內形勢及國際形勢，這種思維是偏頗的，也不可能得到一個客觀真實的結論。

進入七十年代，特別是恢復聯合國席位、尼克松訪華及三個世界理論的推出，正式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局勢，與美蘇兩大國的關系趨于緩和，中國的國際聲望日益提高，我們才開始真正的進入了和平建設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