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蒙培元先生 | 郭齊勇

今晨（7月13日）驚悉蒙培元先生于12日晚九點去世，甚為痛惜。回憶交往經歷，十分懷念。

蒙培元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哲學家和中國哲學史家，是我很敬重的前輩學者。他的高徒黃玉順教授及其領導的團隊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那就是編輯出版了蒙先生的全集，又召開會議，編輯會議論文集。

說到蒙先生，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2005年5月24日至6月25日，我以敝校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與哲學學院的名義，邀請蒙先生來珞珈山講學。事先我們商量了并在敝校公布了講學的安排。按計劃，蒙先生為敝校教師與博碩士研究生講十場，每場兩個小時或兩個半小時（含討論）。

我在電腦舊文檔中找到當年的安排，見下：

本科生們知道了，紛紛要求聽蒙先生的演講，我不得不請蒙先生在計劃外增加一場專門對本科生的演講。安排得如此飽滿，蒙先生很辛苦，我很不安，他卻非常高興。蒙先生此次來武大講學的主題有三大類：孔子的仁學；中國哲學的生態觀；心性論與心靈哲學。我們請蒙先生的夫人郭老師一同來漢，她是心理學家，恰好我們哲學院有心理學系，因此也請郭老師作了一場演講。郭老師講得很生動。

蒙先生長期在社科院搞科研，很少講課，要論演講技巧，真沒有多少。蒙先生講課重在內容，這些內容是他自己的科研成果，是確有所見、實有所得的新思卓見。

2005年以后，我利用赴北京出差、開會、編教材等機緣，抽暇到蒙先生家看望、拜訪過他，向他請益、求教。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宿舍的先后兩處住所及晚年在回龍觀的住所，我都去過。他們家原住的宿舍非常狹小，后來慢慢改善了。丁為祥教授到蒙先生家去得勤一些。

蒙先生的著作現已被譯成多種文字，在國際學術界很有影響。我曾拜讀過他的著作《理學的演變》（1984），《理學范疇系統》（1989），《中國心性論》（1990），《中國哲學主體思維》（1993），《心靈境界與超越》（1998），《情感與理性》（2002）、《人與自然—中國哲學生態觀》（2004）等，深受教益，啟我良多。蒙先生著作等身，我所讀過的他的大著不算多，但應是基本的和有代表性的。在中國哲學史學界，蒙先生是較早研究中國哲學的生態哲學與心性哲學的專家之一，在這些領域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在生態哲學方面，蒙先生從儒家、道家、玄學、理學中吸收營養，重新詮釋“天人合一”、“生”、“仁”學，闡釋“仁”的差異性與普遍性、生態哲學中的宗教問題、科學理性與情感理性的問題、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的問題、克服工業文化與前工業文化的二元對立等。他區分了儒學“以人為中心”與“人類中心主義”、“為天地立心”與“為自然立法”的區別。

蒙先生指出，中國哲學關于天人關系的討論，“究天人之際”，根本上涉及的是深度的生態哲學，要解決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蒙先生的貢獻在于：第一、肯定“天”是自然界之總稱，同時又具有超越的含義，超越層面的天道、天德與自然之天，“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不是分割的兩個世界，而是一個世界。第二、就人天關系而言，人不是凌駕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但人有文化，人是主體，不僅是知性主體，而且是德性主體。知性主體展示的是人對自然的征服與控御，逐漸發展出以“人”為中心的思路。然而人有內在的德性與神圣性，德性主體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為目的，肯定人與天地合其德，人與自然界的關系是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是價值的而不是認知的，是一元的而不是二元的。他特別指出深層生態哲學中的宗教觀，指出天的超越面，人對自然的敬畏與感恩。第三、蒙先生特別提出“生生不已”的“生”的哲學，指出“生”是中國哲學的核心與精神，在一定意義上中國哲學就是“生”的哲學。他強調：中國哲學講的是“生成論”而不是西方哲學的“本體論”；是生命論而不是機械論；是生態哲學，在生命的意義上講人與自然統一的哲學。他肯定生命與生命創造的涵義，但指出人不是自然界的“立法者”，而是自然界內在價值的實現者與執行者。蒙先生提示我們，我們講生態哲學，不僅是保持和改善生態環境的問題，而且是人類生存方式的問題和生命價值的問題。人類對自然界的倫理義務與責任，是出于人的內在的情感需要，成為人生的根本目的。

蒙先生對生態哲學的思考，全面而深刻，對于解決今天的生態問題，促進中國與世界的可持續發展，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又具有理論性與前瞻性。

在心性哲學方面，蒙先生的貢獻在于“情感哲學”及其學派的建樹。蒙先生認為，中國哲學、尤其儒家哲學乃是“情感哲學”；認為“情感……是儒學理論的出發點”、“儒家始終從情感出發思考人生問題，‘存在’問題，并由此建立人的意義世界和價值世界”。據此，蒙先生提出了“人是情感的存在”的重要命題。因此，學界有人稱蒙先生的思想學術為“情感儒學”。

蒙先生認為，不承認道德情感既能上通理性（理義、性理），又能下通經驗、實然，將道德情感（“私欲之情”則是另一個問題）要么限制在經驗、實然的層面，要么變成超越的本情，這本身就沒有突破康德哲學的界限（即現象與本體、經驗與超越的二元對立）。只有承認道德情感既是個人的，又有共同性、共通性，既是特殊的，又有普遍性，既是經驗的，又有超越性，才能走出康德哲學的限制，回到“具體理性”的思路上，使道德問題得到解決。他認為，“情感理性”是一種價值理性，因為價值正是由情感需要決定的。

蒙先生指出：儒家哲學的特點，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說，理與情，即道德理性與道德情感（不是“私欲之情”）是“渾融”在一起的，因而是“活”的。它沒有形而上的純粹性，卻有生命創造的豐富性。我們固然可以“消化”康德，對儒家哲學進行“分析”，從康德哲學中吸取智慧，但是“分析”之后，仍要回到儒家哲學的精神中來，從心理基礎出發解決道德實踐問題。儒家是主張提升情感的，但提升本身就是實踐的，其目的是實現一種道德境界，提高人的情操，而不是建立一套“超越的形上學”或道德實體論。在這個問題上，儒家關于道德情感的學說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

蒙先生十分深刻地回答了現實提出的道德失序與生態危機的問題，提出了如何調動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學資源的創造性轉化的思路。

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論方面，蒙先生的貢獻在于：深耕經典，著力把中國文化與哲學中有生命力、至今仍有意義或能轉化的價值理念提示出來，轉化出來，并創立了新的系統。如前所述，蒙先生的“情感哲學”是極有創造性的哲學系統。

蒙先生創立的學派，經過黃玉順教授的理論再創造，已有一定的規模，這是令人十分高興的事。在現時代，源自中國文化內部，又能與當代世界的哲學界對話的學術流派還不多，我們樂見“情感哲學”的學派更加發展壯大！但黃玉順教授之后的承前啟后人物，我孤陋寡聞，尚不知曉。

形成一個學派，一要有理論建樹，二要有領袖人物，三要有傳承團隊。形成一個傳統，至少要有三代。

重振中國哲學，希望寄托在新生代身上。中國現代哲學界還不夠活躍，遠沒有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氛圍與氣象。根本上，我們還是要鼓勵哲學家們立說、創派，鼓勵青年學者端正心態，厚積薄發，勇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辨，成一家之言”。蒙培元先生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我們從蒙先生的學術思想中，學到了很多東西。

郭齊勇，武漢大學哲學學院、 國學院，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