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下的黑暗：9歲女孩遇害，怪胎鄰居被定罪 35年后真相浮出水面

大家好，我是王大力。今天和大家介紹的案子是加拿大最知名的冤案之一。

1984年，9歲的小女孩克莉絲汀在放學后，被人從家附近綁架并遭到殺害。案發半年后，警方逮捕了她的鄰居——小鎮上的“怪人”莫林。

此后10年間，莫林的命運一波三折，直到1995年，DNA技術的進步最終證明了他的清白，并為警方提供了新的破案線索。

莫林是怎么從一個 “怪人” 變成罪犯的？殺死克莉絲汀的真兇又是誰？

（字數：11,002)

一、兩起悲劇的開端

約克（York）緊挨多倫多，是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的一個行政區，皇后村（Queensvile）是約克轄區內一個規模很小的社區。

（約克郡在多倫多北面，紅點處為多倫多）

當地鄰里關系緊密，治安良好，極少有惡性事件發生。許多家長都同意讓孩子單獨在外玩耍，只要他們按時回家吃晚飯就行——直到1984年10月3日， 9歲小女孩克莉絲汀（Christine Jessop）在放學后，從皇后村失蹤了。

（克莉絲汀的照片）

克莉絲汀是一個天真活潑、有責任心的小姑娘，平時喜歡踩單車、打棒球，對小動物也很友好。

案發前不久，克莉絲汀的父親因為詐騙入獄了。10月3日，克莉絲汀的母親和哥哥一起去監獄探望。因為覺得女兒太小，克莉絲汀的媽媽沒有帶上她，而是讓她下午放學后自己回家。從監獄返回后，克莉絲汀的母親還順路帶哥哥去看了牙。

當天下午3點50分，校車把克莉絲汀放在了家附近。4點10分左右，克莉絲汀的媽媽與哥哥到家，但家里只有克莉絲汀的書包。

案發后，克莉絲汀的朋友告訴約克警察，當天她和克莉絲汀本來約好4點在墓園（也是一個公園）碰面，兩人說好先把書包放回家，再拿上各自的娃娃，但她等了很久，克莉絲汀始終沒有出現。

當天晚些時候，克莉絲汀的母親報了警，警方與當地居民展開了持續數日的大規模搜索，卻一無所獲。在之后的3個月內，約克警方的調查也一直在原地打轉。

直到1984年12月31日，克莉絲汀失蹤近3個月后，50公里外桑德蘭（Sunderland）的一位居民外出找狗時，在一條偏僻小徑的拐角處意外發現了她的尸體。

（克莉絲汀尸體被發現的地方）

當時，尸體的上半截已經部分白骨化，看起來像是被動物啃噬過。兇手故意掰彎了小女孩的膝蓋，將她的尸體擺成雙腿敞開的姿勢。在尸體周圍，散落著克莉絲汀的衣服和鞋子。

因為桑德拉在安大略省杜倫轄區（Durham Region）的范圍內，發現克莉絲汀的尸體后，杜倫警方便接手了案件的調查。

（畫圈處為警方發現克莉絲汀尸體的地方）

事后看來，或許這正是另一起悲劇的開端。

二、偵查“夢之隊”

自從12月31日接手案件后，杜倫警方的偵查一度沒有任何進展。

根據法醫S的尸檢報告，克莉絲汀死于刀傷，死亡過程迅速，死亡時間大約在3~4個月前。除此之外，她的頭部還曾被鈍器擊打，不過，法醫認為擊打并不是導致死亡的原因。（這次尸檢報告頗為粗心，下文我們會再回到這個部分）。

雖然警方在尸體附近找到了一個煙蒂，后來法醫又在克莉絲汀的內褲上發現了精斑，并從她戴的項鏈中找到了一根深色毛發，但1984年DNA技術才剛萌芽，這些發現不能幫助杜倫警方破案。

勘查當天，警方在尸體旁找到了一個豎笛，那是克莉絲汀失蹤當日，學校剛發給她的新樂器。豎笛上有一枚指紋，但因為實在太模糊，無法做指紋比對。

（克莉絲汀的照片）

客觀地說，在沒有DNA技術和視頻監控的年代，克莉絲汀案確實非常棘手。不過，就杜倫警察的表現而言，除非兇手在案發現場插上一塊寫著自己名字的木牌，否則他們估計是破不了案的。

首先，杜倫警方的工作態度極為敷衍馬虎。12月31日中午，發現尸體后，杜倫警隊以天氣為借口，僅僅花了4個小時勘察現場。

因為警員疏忽，受害人的一部分骨頭被遺落在了案發現場（忘記帶走了）。后來，還是受害者家屬在案發現場發現了這些遺骸。

搜查當天，警探本應負責記錄現場線索、保管證物，但他不僅對勘察過程的記錄十分粗心，甚至還弄丟了在現場發現的煙蒂（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

為掩蓋工作失誤，后來在第一次開庭前，M警探竟然自己偽造了一個煙蒂，還要求另一名警察謊稱煙蒂是他扔在現場的。這位警探還虛構了勘察記錄，根據警方后來的推測，篡改、捏造了一部分內容。

其次，法醫S的工作也不盡人意。第一次尸檢時，他不僅沒有清點并記錄尸體少了哪部分骨頭，后來又再一次弄丟了受害人的一部分遺骨。

1990年，為了判斷受害者家屬在案發現場發現的遺骨是否屬于克莉絲汀，檢方同意了辯方的要求，開棺進行第二次尸檢（參加這次尸檢的不僅有辯方法醫學專家，安大略省的驗尸官還指派了另一名法醫）。

（第二次開棺前，克莉絲汀的家人悲傷地圍在她的棺材周圍）

一開棺，法醫團就注意到，克莉絲汀一部分尸骨上還沾著泥巴，而法醫驗尸時應該做的第一步，就是清理干凈附著在受害人骨頭上的雜物，以便準確檢驗傷情。

除此之外，法醫團還發現，法醫S不僅低估了克莉絲汀頭部傷情的嚴重程度，還漏掉了她身上存在的防御傷和其他好幾處傷痕，以及兇手試圖分尸留下的痕跡。

根據這些新發現，辯方法醫推翻了法醫S之前的結論，認為克莉絲汀生前曾與罪犯搏斗了近30分鐘，而且因為兇手嘗試分尸，命案現場應該有大量血跡。

最后，負責主導此案調查的警探F和警探S，既沒有調查命案的經驗，也不具備推理和偵查能力。

杜倫每年只發生2~3起命案，大部分案情簡單，所以當地警方連專門負責偵察兇殺案的小組都沒有，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人身犯罪小隊”，除了負責強奸案及殺人案，還兼管打架斗毆、性騷擾和家暴。

作為偵探，警探F和警探S缺乏必備的破案能力。兩人不僅忽視證據、主觀臆測案情，還缺乏必要的審訊技能（不會套話）。比如，一旦被審訊者提供的信息不符合兩人的預判，他們就會威脅恐嚇被審訊人，而不是進一步盤問對方。

在調查此案期間，警探F和警探S做出了許多極其荒唐的舉動。

比如，當克莉絲汀的尸體被發現后，據部分居民回憶，10月3日或4日深夜，他們曾聽到有小孩尖叫救命。一戶居民回憶說，她記得尖叫持續了約半小時，當時她以為鄰居家發生了矛盾，所以沒有報警。

后來，杜倫警方在白天做了一次測試，結果證實，如果有人在A點尖叫，這幾戶居民確實能聽到聲音。但之后，杜倫警方卻武斷地認定這個居民說謊，從而忽視了這條線索。

再比如，這兩位警探經常通過測謊儀這種不是100%可靠準確的手段，來排除目標對象的嫌疑。

下文我們會再看到，這兩個警探甚至缺乏最基本的推理能力。或者說，他們并不是通過推理來找到真兇，而是先確定懷疑目標，再圍繞他“倒推”案情。

從勘查現場，到尸檢，再到破案，杜倫警方的表現已經不能用糟糕來形容。如果說每個渴望脫罪的犯罪嫌疑人心中都有一支“夢之隊”，那這支隊伍非杜倫警方莫屬。

最令人難過的是，杜倫警方并不是沒有選擇，只能硬著頭皮接下這起案件。他們本可以向上級尋求幫助，但卻為了面子沒有這樣做。最終，因為杜倫警方的無能與傲慢，本案留下了大量未解之謎。

雖然缺乏辦案能力，警探F和警探S在接手調查近3個月后，倒是鎖定了本案的嫌疑人——“怪胎”莫林（Guy Paul Morin）。

三、“怪胎”莫林

莫林是皇后村居民，他與父母住在克莉絲汀家隔壁。小鎮上很多人都討厭莫林一家，覺得他們全是怪人。

（克莉絲汀生前在皇后村的家）

公平地說，莫林一家確實與小鎮有些格格不入。莫林的父親從小在偏僻的農場長大，搬到皇后村后，依然維持著從前的生活習慣。莫林家的院子里停滿了報廢的車輛，堆滿各種各樣的工具和器械，不停翻修的房子看上去也似乎搖搖欲墜。

更令人頭疼的是，莫林一家經常在深夜干活（忙到凌晨3、4點），還會自己種菜、養蜂。因為噪音問題，以及害怕被蜜蜂蜇傷，幾位鄰居與他們發生過沖突。

除此之外，莫林一家不是小鎮上常見的那種熱情外向、對誰都敞開大門的家庭，雖然友善健談，但他們喜歡與他人保持一定距離，非常注重保護隱私。比如，莫林愿意接受約克警方的問詢，但拒絕留下家里的電話號碼。此外，莫林一家的脾氣也頗為耿直，不會為了合群而迎合他人，有時過于我行我素。

皇后村是一個很小的社區，和其他許多小州一樣，在這里“合群”被視為一項重要“美德”。雖然只有周圍幾位鄰居與莫林一家發生過直接沖突，但小鎮上很多人都不喜歡這戶人家。

1985年，莫林25歲。拋開皇后村其他人的濾鏡，他是一個溫和、快活、不設防的人。好幾位接觸過莫林的人都稱，他身上有一種天真的孩子氣。

（莫林的照片）

他思維活躍，富有幽默感，但因為表達能力不是特別強，再加上思考方式有時過于跳躍，所以莫林偶爾會解釋不清自己的意思，或者詞不達意。

莫林喜歡鉆研機械，會修很多東西。案發前，他在一間家具廠負責打磨家具，后來為幫家里翻新房子而辭職。閑暇時，他喜歡吹薩克斯風和單簧管，是附近三個樂隊的成員，還喜歡照顧蜜蜂。

（莫林的照片）

因為莫林很少與小鎮上其他青年來往（他的朋友大多不在皇后村），也沒有像其他青少年一樣，成年后就從家中搬走，在皇后村很多人眼中，莫林是個喜歡鉆研機械的“孤僻大齡宅男”，比他父母更怪。

四、“可疑”發言

案發當天，莫林在家具廠上早班，下午3:32打卡下班后，他先去買了一張彩票，接著從三個超市采購了食物（買每日特惠），還給車加了油。當他到家時，已經是下午5:30~6點了。

當天，莫林的妹妹和妹夫正好在他們家做客，莫林回家時遇到了正要離開的他們（他們的兒子住院了，兩人要去醫院看看他）。晚飯后，莫林與父親開始翻新房子，加固地基。

大約8點左右，有警車開到了克莉絲汀家門口。因為前幾天剛看完一部關于兒童失蹤案的紀錄片，莫林隨口對父親說道：“我賭一定是小克莉絲汀失蹤了。”（事后莫林還補充說，他總能猜中一些奇怪的事情。）

克莉絲汀失蹤當晚，有很多人參與搜尋，莫林和父親留在家里干活。第二天早上，他的父親陪克莉絲汀的祖父，一起出發搜尋了克莉絲汀。因為莫林白天都要上班，他沒有參加過搜索。莫林后來也沒有參加克莉絲汀的葬禮（他以為只有收到邀請的人才能去）。

（鄰居參與搜找克莉絲汀）

1985年，警探F和警探S在皇后村調查此案時，好幾個居民向他們表達了對莫林的懷疑。2月14日，這兩位警探再次向克莉絲汀的媽媽打探是否有任何懷疑對象，她也提到了莫林，并用“怪人”形容他。

8天后，警方盤問了莫林。兩名警探把車停在莫林家外面，莫林在車后座接受了調查。后來在法庭上，兩名警察聲稱，正是莫林接受盤問時的一些發言，激起了他們對他的懷疑，

據兩名警察說，莫林當時告訴他們，“女孩們小時候都很無辜可愛，但有一些長大后就墮落了” 。這讓他們懷疑，莫林仇視女性，他為了“防止”克莉絲汀“墮落”而殺害了她。

實際上，這只是警方的斷章取義。莫林的措辭雖然有問題，但當時他只是試圖回答兩名警察的詢問。

此前兩名警探問他，克莉絲汀是否可能卷入了某些麻煩？莫林的意思是，克莉絲汀還太小，女孩子小的時候都很天真可愛，長大后才有可能卷入各種問題。

（克莉絲汀的照片）

除了這句話，兩個警探還挑出了另外幾句話，以證明莫林的嫌疑。比如他在看到警車開到克莉絲汀家后，曾與父親打賭是克莉絲汀失蹤了。

有意思的是，莫林與警方的對話其實有一半是錄了音的，但他所有激起警方懷疑的發言，全都集中在沒被錄音的后半段。

除此之外，警方后來還編輯了這次盤問莫林的錄音。在盤問一開始，警探S本來還問過莫林，他是否吸煙（考慮到當時的語境，也可以理解為警探S在問莫林，要不要來一根煙），莫林則回答他說，自己不抽煙。后來，在與辯方交換證據的階段，警方刪掉了這句話。

五、 “證詞”

盤問過莫林后，雖然警方懷疑他就是兇手，但莫林卻有不在場證明。

前面我們提到，克莉絲汀的媽媽與哥哥是在當天下午4:10到家的，他們到家時克莉絲汀已經失蹤了，也就是說，她離開家要早于4：10。

（克莉絲汀的母親與她生前的照片）

案發當天，莫林下午3:32打卡從公司離開，然后開車到皇后村至少要42分鐘，因此，理論上莫林最早4:14才可能到家。除此之外，他的家人們也能證明他實際到家的時間。

顯然，不在場證明足以排除莫林的嫌疑。不過，兩名警探去牙醫診所走訪后， “發現”了上述推理中的漏洞。

據牙科診所的醫生和護士回憶，案發當天，克莉絲汀的媽媽與哥哥大約是在下午4:10~4:20之間離開診所的。

克莉絲汀家距離牙醫診所約15分鐘車程，如果牙科診所工作人員的回憶準確，那么克莉絲汀媽媽與哥哥實際到家的時間應該是4:35，甚至更晚。

（需要說明的是，此時距離案發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月，而這是杜倫警方第一次走訪牙科診所的醫生護士，后來等開庭時，因為已經記不清時間，他們都拒絕出庭。

而另一邊，失蹤案一發生，約克警方就在一周內連續詢問了克莉絲汀的母親與哥哥4次，后者每次的回答都是下午4:10。）

如果克莉絲汀的母親真是在下午4:20從牙科診所離開的，她為什么要在此前接受約克警方調查時“說謊”呢？

對此，杜倫警探的推測是，克莉絲汀的母親出于負罪感，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美化。至于哥哥之前的證詞——他進門時特意看了一眼手表——則被這兩名警探徹底無視了。

在之后的一個月內，杜倫警方又找了克莉絲汀的媽媽和哥哥好幾次，反復質疑他們記錯了時間。后來，警探甚至暗示克莉絲汀母親，可能是她們家的掛鐘走慢了（克莉絲汀的母親進門后看了一眼這個鐘）。

最后，克莉絲汀的媽媽和哥哥讓步了，兩人不再堅持他們是在4：10到家，承認他們的回憶可能有誤，兩人有可能是在4：35，甚至更晚到家的。

除了克莉絲汀家人到家的具體時間外，警方還“發現”了莫林家人證詞的漏洞。

之前，莫林的妹妹告訴警察，她是在兒子住院當天去父母家做客的，但醫院記錄顯示，她的兒子是在10月4日入院。

從這一點出發，警方斷定，莫林的家人或許是把10月3日與10月4日記混了，因此10月3日當天，莫林其實沒有不在場證明。

在遭到莫林家人反駁后（莫林的母親10月3日在附近一所大學教書，所以她不可能記錯日期），警方干脆更改了自己的說辭，他們判斷莫林的父母為了幫他脫罪，說了謊。

（莫林）

在警探F和警探S看來，這下，莫林一定是兇手無疑了。

根據這兩名警探的推測，案發當天，莫林在下班回家后，從家門口拐走了克莉絲汀，然后帶著她直接去了桑德蘭，并在那里性侵、殺害了她，然后馬不停蹄地趕回了皇后村。至于莫林具體是幾點到家的，一審時，檢方給出的時間是下午5:30。

仔細想想，這個推測根本站不住腳。皇后村距離拋尸地點的來回車程有1小時零4分。假設莫林是在下午4:14拐走了克莉絲汀，如果想在5:30到家，那他只有12分鐘來完成性侵、謀殺、清理現場，這顯然不現實。

更令人費解的是，警方明明已經質疑莫林家人說了謊，一審時，檢方卻依然假設他是在下午5:30到家的。

如果檢方的結論有任何意義，在我看來，這只能證明一點：從警方到檢方，沒有人真的在乎真相，沒人真的想弄清，克莉絲汀在被綁架后到底遭遇了什么。

此后，檢方與警方耗費了上千萬加元，試圖把謀殺罪扣到一個無辜者的頭上，但就整個案發經過，他們從來沒有給出一個像樣的結論。

六、 “物證”

4月22日晚上，距離第一次盤問莫林兩個月后，警探F和警探S逮捕了他。

（莫林被捕）

警方扣押了他的車，連夜搜查了他家，并連續審問了他6個小時。在這6個多小時中，莫林反復告訴兩名警探，自己是清白的，從來沒有碰過克莉絲汀，但沒人相信他。審訊結束后，莫林就被關進了看守所。

逮捕和搜查都需要證據，當時杜倫警方手里掌握了什么線索呢？答案是：一根頭發。

逮捕莫林前，一個臥底警察拿到了他的頭發。警探F和警探S之后把頭發送到法醫科學中心的毛發與纖維科，讓研究員N對比了這批頭發，與法醫之前在克莉絲汀項鏈中發現的那根頭發，結果讓他們喜出望外。

在DNA鑒定尚未被廣泛應用的年代，毛發研究是頗為流行的法醫學技術。這項研究主要對比毛發在顯微鏡下的不同特征，比如肉眼看上去相似的兩根頭發，如果一根在顯微鏡下呈現出淡黃色光暈、另一根呈現出紅棕色光暈，就說明兩根毛發事實上不是一個顏色。

毛發研究對破案的實際貢獻非常有限。由于缺乏指向性，這項技術只能幫助警方排除某個犯罪嫌疑人，不能確定犯罪嫌疑人。

什么叫“指向性”？讓我們用血型做類比，假設某個案發現場測出了B型血，而警察懷疑的目標是A型血，那么基本可以排除他的嫌疑。但我們不能說，因為這個犯罪嫌疑人是B型血，現場測出的血型也是B型血，所以現場的血跡就一定是他留下的。

頭發明明沒有“指向性”，但研究員N卻告訴警方，莫林的頭發與死者項鏈里的頭發屬于同一個人。后來，她又告訴警方，莫林車里搜出來的幾根頭發，可能屬于克莉絲汀。

（有關此案的物證照片）

在莫林被逮捕后，除了負責分析頭發，研究員N還負責比對案發現場在死者身上發現的纖維（fiber）與莫林家里、車里的纖維。與頭發分析相比，這更是一項沒有任何法醫學價值的研究。

這項研究僅僅能辨認，克莉絲汀身上與莫林家里、車上是否存在相似的纖維，但無法判斷纖維的來源（比如兩家可能用一品牌的地毯）。

退一步說，因為莫林家與克莉絲汀家住隔壁（纖維可隨風傳播），而且兩家人是同一個洗衣房的常客（通過洗衣機和烘干機傳播），即使兩家人身上發現同一源頭的纖維，這也無法說明任何問題。

最重要的是，在勘察現場時，因為杜倫警隊沒有一個人穿防護服，且在做纖維比對的過程中，研究員N也忘記穿防護服了，本案中的纖維樣本實際上已經被污染了。

盡管研究員N的上司E對污染一事知情（毛發與纖維科只有他們兩人），但他對此什么也沒有說，還在重審時出庭作證。后來，有人寫匿名信向獨立調查組舉報，曝光了此事。

（莫林最終被證明無辜后，加拿大司法系統委托一名法官對涉及本案的警方與檢方進行了調查。）

更可笑的是，在莫林車里與家里搜出的成百上千根纖維中，研究員N只發現了5根相似的紅色纖維，而她自己在檢驗時穿的是紅毛衣。但后來在法庭上，她信誓旦旦地告訴辯方律師：“相似纖維的數量，讓我確信受害人與嫌疑人之間發生過直接接觸。”

為什么研究員N要這么做？最后，獨立調查報告給出的結論是，為了爭取存在感。克莉絲汀遇害后，這起案子的熱度在當地一直居高不下，而頭發與纖維可以說是警方在此案中僅有的“物證”，因此，研究員的發現就變得重要起來。

據警探F和警探S事后回憶，研究員N的發現讓他們徹底相信，莫林就是殺害克莉絲汀的兇手。

七、 “認罪”

上文中我們提到，莫林是個很有韌性的人。從由被捕引發的驚慌與憤怒中冷靜下來后，莫林逐漸適應了看守所內的生活。他很快調整好心態，表現得輕松自在，并決定將這次經歷當作對自己品格的錘煉。

（莫林離開監獄前拍攝的照片）

除此之外，莫林當時還樂觀地相信，因為他是無辜的，總有一天警察會發現他們抓錯人了，然后他就會被放走。

另一邊，申請批捕時，警探曾在報告中寫道，警方相信會在莫林家中或車里發現帶血的衣物和兇器。4月22日，搜查完莫林的車和家，卻什么都沒有發現后，想必他們傻眼了。

在這次搜查中，警方甚至采樣了莫林家后院的泥土，想看看與尸體周圍的泥土是否有相似成分，結果同樣是沒有。

為了給莫林定罪，警方急需莫林自己主動“認罪”，承認“犯罪事實”，于是，在莫林被捕不久后，警方往他的囚室內安插了一名臥底警察，還給他配了錄音設備。

因為被捕后莫林一直被單獨關在一間囚室里，當這位“獄友”搬進來后，孤單的莫林很快和他交了朋友。

有天晚上，當“獄友”說睡不著后，莫林還堅持要給他讀書，并從上鋪探出頭，念了一個非常無聊的故事（最搞笑的是，念完后，莫林還要向他提問）。莫林還曾好心的向“獄友”表示，如果他壓力太大，自己可以陪他去看精神科醫生。

可不到一年后，這位“獄友”就在法庭上公然作偽證，誣陷稱，莫林曾向他認罪，說自己通過謀殺來釋放壓力。

看到這里，大家可能會想，這個臥底警察不是帶了錄音設備嗎？原來，因為錄音設備不夠靈敏，在這個臥底警察錄下的錄音中，經常聽不清莫林到底說了什么。

因為這一點，除了誣陷莫林外，這個警察還通過歪曲兩人的聊天內容和主題，暗示莫林犯罪。

比如在一段對話中，莫林明明是在向他抱怨，杜倫警方沒有掌握任何證據（就逮捕了他），但臥底警察卻把莫林的扭曲為，警察沒有掌握任何證據（無法給他定罪）。

除了臥底警察，誣陷莫林的還有另外兩名獄友：后來與莫林住在同一個囚室的M，以及住在隔壁囚室的X。

這兩人中，22歲的獄友M是經常出入監獄的慣騙。從18歲起，累計犯下11起罪行，包括偷東西、偽造文件、使用假支票。

1985年，他曾被診斷為“病態撒謊者”，有反社會傾向及自戀傾向。住進精神病院11天后，他就逃跑了。被關進看守所后，在試圖越獄時，他還襲擊并嚴重打傷了一位獄警。

獄友X是一個性犯罪慣犯，從15歲就性侵兒童，“揭發”莫林前累計犯下9起罪行。一位醫生曾診斷他有反社會人格障礙（更準確地說，醫生診斷他是sociopath，這是后來反社會人格障礙概念的前身）。

1985年6月底，獄友M和X告訴警方，他們聽到莫林承認殺人，但除非檢方承諾與他們做交易（把他們從看守所轉到中途之家），不然他們不會指控莫林。

或許是因為此前臥底警察沒能清晰“錄到”莫林認罪，在獄友M和X通過測謊測試后，檢方同意了他們的建議，并給M配了錄音設備，要求之后莫林再認罪時，他把莫林的話錄下來。

和此前的臥底警察一樣，獄友M同樣沒有 “錄到” 莫林認罪，但M告訴警察，莫林哭著向他感嘆，自己不應該殺死克莉絲汀。X也稱自己聽到莫林說這句話。

除此之外，M與X并沒有交代更多細節，更別說只有兇手才知道的細節。盡管如此，檢方依然同意與M與X做交易。

八、第一次庭審

1986年1月7日，在看守所生活了9個月后，莫林終于等來了開庭。

在辯方律師的質疑下，研究員N很快不得不承認，頭發與纖維不具有指向性，所謂的“證物”可能來自莫林，也可能來自其他人。而當兩位獄友的犯罪史被揭露后，他們證詞的可信度自然也隨之降低了。

這次庭審維持了一個月。之后陪審團僅僅思考了13個小時，就裁定了莫林無罪。

（克莉絲汀的父母與她的照片）

如果說，在本次庭審中，莫林與他的辯護團隊做錯了什么，那恐怕就是，他們不應該請精神病專家出庭作證稱，莫林有精神分裂癥。

看到這里，大家可能會以為，莫林是以精神問題為由，作了無罪辯護，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開庭時，莫林的律師曾請求陪審團，先獨立判斷莫林是否真的有罪，只有在確定他有罪后，再把“精神問題”納入考量，而最后陪審團也是裁定莫林無罪，而不是精神失常所以無罪（Not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

開庭前，莫林本來極其抗拒這個辯護策略，但因為害怕蹲一輩子監獄，最后他還是同意了律師的提議。后來，雖然陪審團裁定莫林無罪，但因為他提交過這份證據，很多人因此相信莫林其實是有罪的，只是僥幸逃脫了審判。

另一邊，對于受害者家屬來說，這個結果無疑是毀滅性的。

（二審結束后，克莉絲汀的哥哥接受采訪）

開庭前，在警探F和警探S的影響下，克莉絲汀的家人堅信莫林就是兇手。據《謀殺無辜》一書，警探F和警探S甚至告訴過他們，警方認為莫林是個兒童連環殺手，克莉絲汀并不是唯一的受害人。

看著莫林被當庭釋放，對于克莉絲汀的家人來說，無異于看著兇手逃脫懲罰，更令他們難以接受的是，這個兇手就住在自己家隔壁。

一審判決結果下來不到一個月，檢方就向安大略省法院提出上訴，要求重審此案（retrail），理由是一審法官在向陪審團致辭時，錯誤地解釋了“合理懷疑（reasonable doubt）”的含義。

（根據加拿大司法系統當時的規定，在檢方和辯方做完最后陳述后，法官可以向陪審團致辭，致辭中法官不能就案件發表自己的結論，但可以回顧案情，或向陪審團解釋一些概念。）

在檢方上訴成功后，莫林就檢方的上訴結果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訴，1988年5月28日，高院駁回了莫林的上訴請求，此案正式進入重審階段。

九、第二次庭審

為了給莫林定罪，第二次庭審時，除了呈現一審中已經出現過的證據，檢方還提供了很多新的證人“證詞”，比如：

• 據皇后村的一位居民說，在克莉絲汀失蹤后的第二天清晨，自己曾看到莫林及其父親、妹夫坐在一輛卡車里，莫林直勾勾地盯著前方。

• 約克警方的一位警探說，克莉絲汀失蹤當天，他曾帶著“警犬”（實際上只是他自己訓練的家犬）搜尋過克莉絲汀，“警犬”停在莫林的車旁，并將爪子搭在副駕駛車門上，示意莫林的車里有克莉絲汀的氣味。后來莫林家的狗叫了起來，把他和“警犬”嚇跑了。

• 皇后村的三名居民作證說，她們為克莉絲汀守夜時，聽到有男人在附近痛苦地大喊，求上帝幫助他（暗示這是兇手良心受折磨的表現）。克莉絲汀的母親還作證稱，她清楚地看到那是莫林。

• 除此之外，克莉絲汀的母親和哥哥在第二次庭審時，也更改了證詞，稱兩人是在當天下午4:35或更晚才到家的。

•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次，為了讓莫林前獄友M和X的證詞看起來更可信，檢方還特意讓這兩個人聲明，檢方給過他們不出庭的機會，告訴過他們，如果不愿作證可以拒絕出庭。除此之外，因為這兩個前獄友在1986年后沒有再犯事，兩人的可信度也比第一次庭審時高了許多。

上述例子只是二審時檢方所呈現的一部分證人證詞（資料沒有說明，補充證據的責任在檢方還是警方）。在剛開始看本案材料時，我一度以為，正是因為這些新“證據”，莫林才在二審被定罪。但事實遠比這更加復雜，也更離譜。

二審時，莫林的新辯護律師P及其團隊詳細、嚴密地反駁了上述每一項新“證詞”。

除此之外，律師P還向陪審團，揭露了杜倫警察和法醫在辦案過程中的潦草與粗心，以及研究員N及其上司E的“科學”結論的不靠譜。

比如，辯方毛發分析專家證實，克莉絲汀兩位同班同學的頭發，也與在項鏈中發現的頭發存在相似特征。

在二次庭審前，輿論普遍認為莫林就是兇手，就連媒體報道此案時偶爾也會出現不當措辭（暗示他有罪），但因為新辯護律師P的出色表現，隨著二次庭審的進行，越來越多人開始相信莫林是無辜的。

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第二次庭審時莫林依然會被陪審團定罪呢？在我看來，這與二審法官的偏心脫不了干系。

（第二次開庭期間的法庭插畫）

在加拿大司法系統中，被告是否有罪是由陪審團判定的。而法官則負責決定，在控辯雙方爭論的過程中，哪些信息可以作為證據，被呈獻給陪審團。

在第二次庭審中，許多對辯方至關重要的信息，全都因這位法官的決定，而得不到呈堂的機會。

比如，他不允許辯方提到，警方調查此案時還發現哪些人有嫌疑（其中包括一個有猥褻兒童前科的人，和一個慣犯），哪些線索指向除莫林之外的其他人。

但他倒是同意了檢方的請求，允許他們在完全脫離語境下的情況下，提到莫林在一審時曾提交證據，證明自己精神失常。而此前，檢方剛問過莫林的前獄友M，是不是與莫林討論過以精神失常作為脫罪的方法。這對陪審團如何看待莫林不言而喻。

（莫林）

除此之外，辯方請警探M（就是此前弄丟了案發現場的重要物證煙頭，又篡改記錄的警察）出庭接受交叉質詢時，因為這位警探當時身體狀況不佳，法官居然從座位上走下來與他握手表示熱情歡迎，還說“很高興能見到他”，完全無視此舉可能對陪審團造成的影響。

從1986年4月警方逮捕莫林后，6年多的時間過去了。在這期間，莫林的父母為證明兒子的清白，取消了退休金儲蓄計劃，又先后兩次將房子抵押貸款，欠下近50萬加幣的債務。然而在經歷了10個月漫長的庭審后，1992年7月30日，陪審團最終裁定莫林有罪，他隨后被判處終身監禁。

莫林被判刑后，加拿大曾拍過一部紀錄片，片中采訪了二審陪審團的一位成員，問她是基于什么樣的考慮決定判莫林有罪的。這位陪審團成員回答說：“因為他出庭時，從來沒往陪審員的方向看過一眼。”

十、真兇

莫林服刑18個月后，他的上訴請求（要求重審此案）被加拿大最高法院通過，并獲得了保釋。如果不是因為一項新證據的出現，沒人知道莫林還要被迫與司法系統抗爭多久。

（莫林被釋放后，激動地與母親擁抱）

1995年，因為DNA技術的進步，法醫成功從克莉絲汀內褲上留下的精斑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DNA信息，這項新出現的證據徹底證明了莫林的清白。后來，加拿大司法系統賠償了莫林120萬加幣。

莫林的嫌疑被洗清后，案件的調查也被移交給了多倫多警方。之后，他們連續檢測了300多人的DNA，始終沒有找到真兇。直到案發36年后，真兇終于出現了。

2020年，在基因族譜的幫助下，多倫多警方成功鎖定了殺害克莉絲汀的罪犯——胡夫（Calvin Hoover）。

（胡夫的照片）

案發時，胡夫已經結婚，是四個男孩的父親（其中兩個是繼子），除了喜歡喝酒、賭博外，并沒有其他犯罪記錄。

他與當時的妻子在一家電信公司工作，克莉絲汀的父親是他們的同事，兩個男人都是安裝工，工作時間自由，經常需要開車外出。

當H認識了克莉絲汀的母親后，兩家太太很快成了好朋友，幾乎每周都會見面，兩家人的孩子也經常一起玩。

1984年，克莉絲汀的母親去監獄探視前，曾告訴過周圍的一些親戚朋友，她不會帶上克莉絲汀一起，其中就包括胡夫的前妻。胡夫或許就是因此得知，案發當天克莉絲汀可能會一個人在家。

據胡夫前妻回憶，克莉絲汀失蹤后，約克警方曾盤問過她與胡夫10月3日的行蹤，當時她以為胡夫和她一樣在上班，所以告訴警方兩人在工作，而那之后，約克警方也沒有深究這件事了。后來，胡夫還參加過克莉絲汀的葬禮。

因為胡夫在2015年就已自殺身亡，他沒有為自己的罪行付出過一天的代價，也沒人知道克莉絲汀被綁架后到底遭遇了什么。

莫林冤案十分復雜，在今天的文章里，我只是概括性的為大家呈現了，我認為的關于本案最重要的信息。

雖然這起案件發生在加拿大，但我想有一點是各國司法系統所共通的：當勝利與定罪超越真相，成為警方與檢方的目標時，這可能意味著另一場悲劇的開始，而不是一場悲劇的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