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老校長蔡元培“晚節不保”？72年后，這些非議才得到澄清

　　對于蔡元培“晚節不保”的議論，最直接的材料，當來自周作人。1933年，他給朋友寫信，“觀蔡公近數年言行，深感所謂晚節之不易保守”，語氣看似平和，內里實是厚重的惋惜與不屑。

　　周二先生與蔡公，淵源很深。他們是紹興同鄉，周作人一個相當于日本雜牌大專肄業的“野路子”，日后能當上北大教授，也是蔡元培大力提攜的結果，兩人交往20年也素無芥蒂，關系非同恒泛。可一日月旦評起來，突然把調子抬到這么高，都成了“晚節不保”了，責備之意是非常重的。

　　實際上，早在此前幾年，魯迅就對蔡元培有過更“不堪”的非議。他們兩位，明明從1911年起，都是同一戰壕的隊友，蔡元培更是挾其地位，對魯迅各種掩護和幫襯，而魯迅背后說什么呢？還是在給一位熟人的書信中，他如此嘲諷道，“我和此公，氣味不投者也”。“此公”就是蔡元培，把所有交情都撇得一干二凈，就差寄上一封絕交書了。

　　周氏兄弟，都是正人君子，從來都不屑于暗箭傷人，何況還是對他們有深恩之人；而蔡元培，更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表率，何以會唇槍舌劍“內訌”起來？這里的關鍵點，就在于1930年前后，素來“名重士林”的蔡元培，有些言行確實有悖他的形象與“人設”，以至于身邊這些知友都無法理解了。

　　關于蔡元培的晚年，其所作所為所言所寫，因為研究者立場的不同，以及現存史料的闕失，到底該如何評判，確實比較模糊。我手頭的《蔡元培年譜》，高平叔編著中華書局印制，是最權威的版本了，可翻1927——1931年間整整4年的記載，只有寥寥7頁，重大問題甚至直接忽略。

　　但不管怎么樣，涉及蔡公“晚年不保”的幾個“罪狀”，其人言嘖嘖嘖，大體就這么幾條：1，1927年，以監委資格帶頭積極參與臭名昭著的“清除運動”，狂熱十分老友陳獨秀的長子陳延年，也在其指令下悲慘地身首異處，得意弟子柳亞子也上了黑名單，所謂“先生一支勾魂筆，勝過十萬毛瑟槍”，可見當日的殘酷與非理性；

　　2，當年他兼任青年部長，本應該給進步青年更多庇護，不料卻主動提議取消年輕人的各種活動，包括學生會組織，此舉頗招物議，報上批為“自毀清譽”；3，他在退出北大校長職務，主持大學院工作期間，聲名狼藉的國民黨“黨化教育”就是由他首開先河的，被外界認為放棄了早年理想；最后一點，就是認為他晚年左右搖擺，被不良分子各種利用，過去引領時代新風潮的一代精神領袖，淪為了權貴們的附庸。

　　這些議論，尤其是他“晚節不保”的諷議，其實從1920年代起，就盛行于人口，可謂由來已久。這些人認為，蔡公的這些言行，相對于新文化運動及五四時期的“開明”、“先鋒”、“保護神”形象，確實反差甚大，可以說走向了他自己的對立面，“反轉”到面目全非，讓人錯愕莫名。

　　盡管，蔡公在政學兩界負重望30多年，絕少有人痛罵他，大家有的只是惋惜與不解。

　　但現在看來，在這些事情上，深度參與的蔡元培，雖然說有個別瑕玷確實無法完全脫離干系，但更主要的是多數非議著實屬于誤判。在“蔡元培晚節不保”這個問題上，“吃瓜群眾”常見的歪曲事實、選擇證據、臆測妄論等毛病，也是應有盡有的。

　　譬如，所謂“清黨問題”，他實際上是“被署名”。這個疑點，早在1930年前后香江《平民日報》連載的《遼海夢回室筆記》中，已經說得很明白，蔡元培自己看后才剪報收藏，并做了批語，對此“代為辯誣”態度是首肯的。更為重要的材料，就來自上述高平叔《蔡元培年譜》所載的一些“秘幸”。尤其是到了1999年3月，海內外學界矚目的，由高平叔潛心數十年增補而成的，四卷合計200萬字《蔡元培年譜長編》出版，太多有關蔡元培生平的疑點得到理清。

　　里面明確說清了原委：蔡之所以署名，是吳稚暉利用的結果，而且蔡公本意，是希望給這些愛國青年“予以緩沖”時機，并一再呼吁“看管”就好，不能讓“有兵權者隨意加以誅戮囚辱也”。其后，當滬上“大殺青年”之際，他“激烈與爭，誠不愧書生本色矣”。諸如種種材料，可以充分證明，1927年這起人所不齒的清算運動，他的態度就是不愿合作的，對進步青年是同情乃至盡力保護的。他的唯一問題，在于毫無實權，抗議也幾乎沒有任何效果。后來，社會上依據“署名”，對他誤解甚深，他也從來不曾為自己辯護一兩聲，只是看到有知內情的文章刊出，默默剪下來保存在日記本中而已。

　　至于說“提出取消青年運動提案”的非議，這里面既有非事實的因素，也有他教育理念不被理解的層面。前者，作為彼時“大學院院長”的他，提出這個議案其實并不完全代表他本人意思，這是一次公務履行而已——可查1928年8月5日《時事新報》上，其助手楊杏佛就已經澄清謠言，明白說“并非蔡先生個人之提議，乃大學委員會及全國教育會議所提未決之案”而已。但這里面是否有蔡本人的意思呢，鄙意也是有的，無須諱言。因為，作為教育界的蔡元培，從來都主張若非關系到國家存亡，學生不能犧牲學業去搞各種活動，即便是出發點是愛國與進步的。

　　最后兩點，其實大體也可與第二項辯護理由等同，即這些聲明雖然出諸其口或有署名為證，但都是“集體行為”，他無非作為“領導”照本宣科而已。作為官員的蔡元培，一些言行，并不能完全與他的真實意見劃等號。這一點，是特別微妙，又極易引發誤解的地方。當日，魯迅、周樹人都對他深致不滿，其實就是沒有很好地理清這個關鍵點。

　　總之，沽名釣譽不是蔡元培，灼灼力辯也不是蔡元培生平行事風格，而“人不知而不慍”的其實才是蔡公本色。現如今很多人對他的攻擊，是過甚其辭的，也是斷然成立的，需要為他說幾句公道話。他或許不是“完人”，但確實頂天立地，不該承受這些莫須有的污水。他一生光明磊落，于國家民族居功至偉，所謂“譽滿天下謗滿天下”都是一種無端羞辱。

　　有人說蔡元培復雜，照我看法，他其實是“被復雜”了。這正是史家所感慨的“知人論世之難”。但我也很樂觀。我想，如果有一天，在網絡的輿論場上，大家都能就事論事了，也許我們就能自然而然地，理解到一個“真實的蔡元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