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影像關注的，就是這個人間”——關于《最后的江湖戲班》《拍攝人間》

2026年4月19日晚，在五道口PAGEONE書店，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講席教授岳永逸、北京電影學院影像傳媒學院教授朱炯、播客“文化有限”主播張超，圍繞獨立攝影師馬宏杰歷時八年追蹤武漢民間楚劇團的新作《最后的江湖戲班》，以及其20多年的工作手記《拍攝人間》展開了一場關于紀實攝影、民間文化消逝與記錄意義的深度對話。

“我的提問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

《最后的江湖戲班》記錄了武漢最后一個民間楚劇團——吳正彬劇團的完整興衰歷程。馬宏杰自2018年起跟拍該戲班，歷時八年，不僅記錄了戲班的演出與排練，也深度參與了老藝人們的日常生活。

《最后的江湖戲班》，馬宏杰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該戲班平均年齡65歲，藏身于老漢口一條即將拆遷的巷弄，在百余平方米的倉庫中搭起僅六平方米的舞臺，每周演出一場楚戲。在城市化、疫情沖擊與觀眾老齡化的多重擠壓下，臺下觀眾從數(shù)百人縮減至十余人。隨著團長與主要演員相繼離世，戲班最終難逃解散的命運。

談及創(chuàng)作背景時，馬宏杰回憶，起初戲班的人并不接納他——他的一些提問觸及了他們的隱私。但隨著關系逐漸深入，老藝人們慢慢敞開心扉，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馬宏杰形容道：“我的提問就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劃開了他們的皮膚，讓內心隱藏的善惡、美丑都暴露出來。”

馬宏杰

同期出版的《拍攝人間》則匯集了他在《中國國家地理》任職20多年間的圖片編輯手記與創(chuàng)作思考，系統(tǒng)梳理了他的紀實攝影理念與工作方法。

再小的人物都有乾坤

無論是《最后的江湖戲班》中對武漢楚劇老藝人八年的生死跟拍，還是《拍攝人間》里對20多年職業(yè)生涯中無數(shù)底層面孔的忠實記錄，馬宏杰的鏡頭始終對準同一個方向：為那些被時代浪潮沖刷、即將無聲消逝的小人物留存一份生存樣本。他不拍英雄，不追逐流量，只關注那些不起眼的、正在老去的、正在被遺忘的人。馬宏杰希望探究他們的內心，去尋找一個答案。這兩本書共同構成了他“為小人物立傳”的創(chuàng)作圖譜——一個人可以微小，但不應該被徹底忘記。

《拍攝人間》，馬宏杰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岳永逸教授自1999年起便開始研究江湖藝人，同樣十分關注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他認為書中有些人物雖然生活在臟亂差的環(huán)境中，但依然保有一顆真誠的心。岳永逸教授認為，平凡的人背后往往藏著波瀾壯闊的故事。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我們的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江湖，我們每個人都構成這江湖的一部分。

八年，只為留下消亡的樣本

朱炯教授從攝影專業(yè)角度分析了馬宏杰工作方法的特殊性。她指出，在短視頻主導的影像環(huán)境下，人人似乎都成了“攝影師”，但當下的重點已從“拍好照片”轉向“如何傳播才能讓更多人看到”。在這樣的潮流中，馬宏杰以八年為周期的長期跟拍項目顯得尤為稀缺。他的影像語言既能反映那個時代的美，也反映了拍攝者的訴求。

朱炯

馬宏杰則回顧了自己從2002年跟拍河南耍猴人，到此次跟拍楚劇團的持續(xù)動因。他表示，自己對“邊緣民間藝人”的拍攝興趣并非出于懷舊或獵奇，而是相信這些人群的生存狀態(tài)是中國社會變遷中最真實的切片。即便明知戲班終將消失，他仍然選擇用八年時間完成記錄，目的正是“為后人留下一個完整的消亡樣本”。

圖片與文字的張力：共情與真情的重量

《最后的江湖戲班》與《拍攝人間》都是文字與影像并行的紀實作品，前者以八年田野照片配以翔實文字，還原戲班消亡的完整過程；后者以工作筆記與精選圖片，梳理對20年攝影生涯的思考。在討論兩種記錄方式的互補時，朱炯指出：影像擅長捕捉瞬間的視覺沖擊，文字負責交代時間脈絡與內心獨白。兩者結合，才能讓一個消失的江湖被后人真正理解。這種圖像與文字之間形成的獨特張力，帶來了截然不同的閱讀體驗。

岳永逸最后評價了《最后的江湖戲班》對民俗學研究的價值。他認為，如何與被采訪者形成共情是一大難題。馬宏杰與戲班的人一起“感受”死亡，悲情貫穿全書始終。他的紀實作品提供了一種“共情的觀看方式” ，讓研究者能夠重新感受到那些數(shù)據(jù)背后活生生的人。學術分析與紀實作品互為補充，才能真正呈現(xiàn)一種文化是如何活過、又是如何死去的。岳永逸感慨，充滿真情的寫作十分難得，這本書寫出了小人物的偉大?！案型硎堋闭f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

岳永逸

正如馬宏杰在《拍攝人間》中對自己工作方法的總結：認真開始，認真結束——長期項目前期需要大量時間建立信任，拍攝過程中保持克制的在場感。他相信，只有真誠地對待采訪對象，才能打動對方。因此他建議年輕紀實攝影師避免急功近利，用時間換取真實。

《最后的江湖戲班》是向一個消失的戲班致敬，而《拍攝人間》是向一段20年的紀實生涯回望。它們共同指向一個樸素而珍貴的信念：那些被時代甩在身后的人、那些不起眼卻認真活過的生命，同樣值得被看見、被記錄、被記住。當短視頻的喧囂淹沒折子戲的幽咽，當城市更新的推土機碾過最后一塊“雜吧地”，馬宏杰用鏡頭和文字做的，不過是為沉默者留下回聲，為消逝者刻下印記。這兩本書也許無法改變什么，但它們?yōu)樽x者打開了一扇窗——透過它會知道，這個時代曾有這樣一群人，在六平米的舞臺上，唱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