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中產：一場持續兩百年的“去技能化”戰爭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郭大路的思考筆記，作者：郭大路來了，頭圖來自：AI生成

2023年5月2日凌晨，洛杉磯日落大道。一萬多名好萊塢編劇走出家門，在華納兄弟、迪士尼、派拉蒙的大門前拉起了糾察線。這是美國編劇工會（WGA）十五年來的第一次大罷工。人群里有連夜趕制的紙板，其中一塊被多家媒體拍到，上面只有四個詞："AI is not a writer."

罷工的核心訴求之一，是要求制片方限制AI在劇本創作中的使用。WGA談判委員會成員Adam Conover在接受采訪時說了一句被反復引用的話：“他們不是想用 AI 取代我們。他們想把我們從作者降級成AI 的修訂員，干同樣的活，拿三分之一的錢。”

一百四十天后，編劇工會贏了。新合約第一次在好萊塢歷史上寫入了對 AI 的限制條款——這些編劇大概沒想過，他們不是第一批舉著紙板站在機器面前的人。

把時間往前撥九十年。1936年12月，美國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通用汽車公司的一號工廠，裝配線工人集體停下手里的活，在工廠里靜坐罷工。這場罷工前后持續了44天，最終迫使通用第一次承認了工人的集體談判權，成為美國勞工史的分水嶺。

這場罷工的直接導火索，是當時汽車工業流水線的普及，以及臭名昭著的“加速制度”，讓工人感覺被壓榨到了極致，從而奮起反抗。

假如再把時間往前撥兩百一十年，還會看到更加慘烈的一幕。

1813年1月的一個清晨，英格蘭約克城堡監獄，一個叫喬治·梅勒的年輕剪絨工被押上絞刑架。他22歲，三個月前被捕，罪名是襲擊一名動力織機工廠主以及砸毀機器。在他之前一年，英國議會剛剛通過了《機器破壞法案》——破壞機器是死罪，跟謀殺同一級別。

梅勒和同伴共 17 人，在那個一月被陸續絞死，歷史學家后來把他們稱為“盧德派殉難者”。盧德派是誰？他們手工織布工、剪絨工、襪工，是那個時代的技術精英。他們反抗的，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產物，動力織機，因為機器搶走了他們的工作。

一個剪絨工，一群裝配工，一群編劇。他們前后相隔兩百年，中間隔著蒸汽機、流水線和 ChatGPT 三個時代，但他們發出的聲音驚人地相似。

梅勒不是沒本事的人，他是整個約克郡手藝最精的剪絨工之一。 通用汽車的裝配工不是沒本事的人，他們曾是底特律拿著完整技能的老工人。2023 年的好萊塢編劇更不是沒本事的人，他們中很多人拿過艾美獎。他們都是各自時代的技能精英，手藝也沒有變差——但他們的手藝變得不值錢了。

這是一個兩百年來反復上演的殘酷事實：每一次技術革命，第一批被碾碎的，從來不是“不努力的人”，恰恰是那個時代最努力、最體面、最被社會承認的那群人。如何應對不斷涌來的技術浪潮，是無產階級永恒的難題。

一、“恩格斯停頓”

要理解 1813 年那 17 個被絞死的人，得先理解他們失去了什么。

18世紀末的英國，最賺錢、技術含量最高的行業是棉紡織業，那是那個時代的“半導體產業”。1780年，棉布占英國出口總值的 6%；到1830年，這個數字變成 50%。一整個帝國的外匯收入，都指著這門生意。而支撐這座金山的，是大約25萬名手工織布工。

這群人在今天的語境里不太好翻譯。他們不是打工人，也不是匠人，他們更像是已經消失的某種中產——在自己家里擺一臺木質織機，按訂單織布，工作時間自己定，不用打卡，不用看老板臉色。一個熟練的手工織布工需要七年學徒訓練，周薪20到30先令，是普通工人的三倍。

20先令能買多少東西？大概是40磅牛肉，或者100磅面包，能讓一家人體面地過一周。E.P. 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里給了他們一個沉甸甸的稱號——勞動階層中的貴族。

1820年代的英格蘭，有一個叫威廉·卡內基的年輕人就是這樣的幸運兒。他有自己的織機，有自己的學徒，妻子不用出門干活。他當時大概以為，這種生活會一直持續到他兒子、他孫子那一輩。請先記住這個名字，他的兒子叫安德魯·卡內基，他們的故事還遠沒有講完。

然后，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機器來了。動力紡織機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攻陷手工織布工的價格。1795年，熟練織布工周薪30先令；1815年，14先令；1835年，5先令——四十年，跌了82%。

而同期英國的面包價格、租金、燃料，不但沒跌，還在漲。1795年一個織布工的周薪可以買100磅面包，1835 年只能買15磅，按當時的卡路里標準，這甚至不夠一個成年男人一周的口糧。

更殘忍的是另一件事：動力織機不需要力氣，工廠主開始大量雇傭婦女和兒童因為他們的工資只需要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一個做了二十年的手工織布工大師，發現自己不僅被機器替代，還被七歲的小女孩替代。

這種感覺很難用語言形容。它不是“失業”兩個字能概括的。它是一個人一生引以為傲的東西，在他眼前被一步步歸零。

被歸零的人，有的不得不選擇進廠，去新建的蒸汽工廠做“看機器的人”。工資是從前的四分之一，每天工作十四到十六小時，很多四五十歲的老織布工學不會新節奏，被工頭呵斥、開除，最后死在貧民窟里。

還有一部分人選擇離開。1840年代，每年有二十多萬英國人擠上駛往北美的移民船。1848年，英格蘭那個叫威廉·卡內基的織布工，也變賣了織機和家具，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上了開往紐約的船。那一年，他的大兒子安德魯13歲。

威廉·卡內基在新大陸也沒翻身。他找不到織布的活，最后在匹茲堡郊外一家棉紡廠里做計件工，郁郁而死。他死的時候大概也想不到，他那個13歲的兒子，會在半個世紀后成為全美國最有錢的人。

默認接受或者逃離，除了這兩種選擇，還有一群人選擇了激烈對抗，像喬治·梅勒那樣，他們闖進工廠，搗毀機器，砸爛搶走他們生計的蒸汽機。這場運動，被稱為盧德運動。

1811年，盧德運動席卷英格蘭中部。政府調動了1.4萬名軍隊去鎮壓，這個數字，比同期惠靈頓在歐洲大陸對抗拿破侖的兵力還多。議會還通過了《機器破壞法案》，把砸機器定為死罪。

等等，歷史教科書不是說工業革命是生產力大爆發，帶來了生活的普遍改善嗎？

課本說的是沒錯，只是它沒提到全部。比如棉布，確實便宜了，英國棉布價格大幅下降。但問題是，同一時期織布工的工資下降了 82%。棉布便宜一半，但收入砍八成。工人可能確實買得起便宜棉布了，但連買面包的錢都沒了。

如果把1780到1840那60年間，英國GDP的增長曲線和工人實際工資的曲線畫在同一張圖上，發現GDP 陡峭向上翻了一倍多，工資曲線卻幾乎貼著地面紋絲不動。兩條曲線中間那片空白地帶，就是那一代手工織布工的全部命運。

經濟學家給這 60 年的空白起的名字，叫恩格斯停頓。這個名字的來源是一個24歲的德國青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沒錯，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那個、馬克思的好基友恩格斯。 他當時在曼徹斯特的紡織廠里蹲了兩年，訪談了上百個工人，寫下了一本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書，他沒法理解：一個生產力爆炸的國家，它的工人為什么過得像在地獄？

工人階級的困境要知道1850年之后才開始逐漸緩解，工資開始顯著上升，翻了大約一倍。初等教育普及了，工廠法開始限制童工和工時，工會拿到了合法地位。——從喬治·梅勒被絞死到英國工會拿到合法地位，中間隔了 58 年。一個在絞刑架下的人，他的孫子才終于看到一點曙光。

如果你是1790年出生的手工織布工，你的一生就是這58年停頓的前半截。你出生時家里有橡木桌、有學徒；你中年時孩子在工廠里被機器軋斷手指；你老年時在貧民窟里等死。你是把人類推進現代世界的那一代人，但你一生沒看到現代世界的門。

喬治·梅勒們砸機器，是最激烈的反抗。但更多的人，選擇了另一種形式的失敗——走進機器，成為它的一部分。只是他們沒有想到，接下來，他們還要面對另一頭吞噬一切的巨獸。

二、帶薪的猿猴

1931年9月22日，倫敦東區坎寧鎮一間公寓里，兩個20世紀最著名的人見了一面。一個是戲劇大師卓別林，另一個是來自印度的“圣雄”甘地。

甘地當時62歲，正代表印度國大黨來倫敦參加英印圓桌會議，順便去貧民區看看支持他的英國工人。兩人的會面是卓別林主動求來的，他想聽聽甘地對機器的看法。

卓別林當時對技術持溫和的樂觀態度。他認為機器可以縮短工時、減輕體力勞動，讓工人活得輕松一點。這在當時是一種相當主流的看法，畢竟，電燈取代了蠟燭，汽車取代了馬車，生活確實在變好，不是嗎？

甘地不同意。他的回答被多個版本的傳記和回憶錄記錄了下來，大意是這樣的：“機器的目的應該是幫助人的雙手，而不是取代人的雙手。如果機器把千百萬人變成了多余的廢物，那它就不是進步——它是一種精心包裝過的暴力。”

這番話深深刺中了卓別林，他后來在自傳里承認，這次會面極大地動搖了他對技術進步的樂觀態度。他開始更加關注一個問題：效率的提升，到底是解放了人，還是碾碎了人？

五年后，1936年，卓別林給出了他的答案。那一年，他拍出了電影史上最偉大的作品之一，《摩登時代》。

如果你沒看過《摩登時代》，你大概率也看過其中最經典的那個畫面：卓別林飾演的工人站在一條巨大的傳送帶前，兩只手各拿一把扳手，機械地、瘋狂地擰緊流過面前的每一顆螺絲。傳送帶的速度越來越快，他跟不上了，整個人被卷進了齒輪之間，像一塊抹布一樣，在咬合的齒輪里被翻來滾去。

這個鏡頭看起來是喜劇。但在1936年的美國工人眼里，它是紀錄片。在為電影做宣傳時，卓別林寫了一段話，刊登在當時的報紙上：“人類的尊嚴正在被傳送帶碾碎。我們生活在一個重視機器性能勝過重視人類靈魂的時代。”

《摩登時代》是一部半默片。當時世界已經進入有聲電影時代，但卓別林卻偏偏選擇讓他的主角，那個流水線上的小工人，幾乎一句臺詞都沒有。整部電影里，能發出“聲音”的只有機器——轟鳴的齒輪、刺耳的汽笛、廣播里老板冷冰冰的命令。而人是沉默的。卓別林的意思再清楚不過：在這個時代，機器有了聲音，人卻失去了語言。

《摩登時代》影射的那個世界，是真實存在的。創造那個世界的，是一個叫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管理顧問”。泰勒不是工程師，不是發明家，但他對20世紀普通人工作方式的改變，可能比愛迪生和福特加起來還要大，他提出了所謂科學管理。

泰勒是怎么做的呢？核心思想只有一句話：用科學的方法，把工人的每一個動作分解、測量、標準化，然后找到“最優方案”，強制所有人執行。

他最著名的實驗發生在 Bethlehem鋼鐵廠。有一個搬生鐵的工人，每天能搬12.5噸。泰勒把他的動作拆了一遍，重新編排休息節奏，然后告訴他：按我說的做，你每天能搬47噸，工資從1美元15美分漲到1美元85美分。工人照做了，產量翻了3.8倍，工資漲了60%。

泰勒把這套方法寫成一本書，1911年出版，叫《科學管理原理》。這本書后來成了 20 世紀影響最深遠的管理學著作。列寧讀過，斯大林讀過，日本的豐田讀過，中國80年代的國企改革也讀過。

把泰勒的理論推到極致的，不是泰勒本人，而是亨利·福特。1913年，福特在底特律的工廠引入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條流水裝配線。將汽車底盤組裝時間從12小時28分鐘驟降到1小時33分鐘。效率提升了將近八倍。T型車的售價從850美元一路降到260美元。汽車從富人的玩具變成了普通家庭的日用品。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

但這個成就的代價是什么？

代價是，一個曾經能從頭到尾造出一輛汽車的技術匠人，現在變成了一個只會擰3號螺絲的“功能單元”。福特工廠的一位工人接受采訪時說過一句話：“福特工廠的工作不需要你的腦子，甚至不需要你的技能。它需要的只是你的兩只手和你的服從。來這里上班的第一天，領班跟我說：‘把你的腦袋放在儲物柜里，帶上你的手就行了。’”

在流水線出現之前，一個熟練技工的價值在于他“什么都會”。他能診斷問題、靈活應對、做出判斷。這種“完整的技能”賦予了他談判的籌碼：你要是敢給我降薪，我就去別的廠，反正我這一身手藝到哪都有人要。但流水線把他的工作拆成了84個標準動作之后，他就只會其中一個了。而這一個動作，任何一個從鄉下來的農民，培訓三天就能學會。

你還怎么跟老板談判？勞動經濟學家有一個專門的術語來描述這個過程，叫去技能化。去技能化的可怕之處不在于它讓你失業——它甚至可能不讓你失業，它的可怕在于，它把你從一個“不可替代的人”變成了一個“隨時可替代的零件”。

你還在工作，還在拿工資，但你的議價權被徹底剝奪了。你不再是一個匠人，你是一只帶薪的猿猴。

《摩登時代》里有一個反復出現的道具：傳送帶邊上的那個“拉桿”。老板坐在監控室里，覺得工人干得太慢了，就吩咐手下拉一下桿子，傳送帶就加速，工人擰螺絲的速度必須跟著加快，否則就會堆積、出錯。這不是卓別林的藝術夸張，這是當時美國工廠里真實存在的一套制度，叫加速制度(Speed-up)。

1930年代初，這種做法在美國汽車工業中已經泛濫成災。當時的工人發明了一個詞來形容這種感受，叫“being stretched”（被拉扯）——你的身體和精神像一根橡皮筋一樣被越拉越長，你知道它總有一天會斷，但你不知道是哪一天。

通用汽車弗林特工廠的一位工人在1936年的一封信中寫道：“每天早上走進工廠大門的那一刻，我就不再是一個人了。我是一個速度。如果今天傳送帶的速度是每分鐘14個零件，那我就是'每分鐘14個零件'。不是約翰，不是父親，不是任何人。只是一個速度。”

讀到這里，你可能會想到另一群人。

2020年，一篇名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的文章在中國互聯網上刷屏。文章揭示了一件事：美團和餓了么的算法在不斷壓縮騎手的送餐時間。2016年，平臺給騎手的平均送餐時限是38分鐘。到2020年，這個數字被壓縮到了28分鐘。

壓縮的方式跟一百年前的工廠主如出一轍。每次可能只縮短一兩分鐘，幅度小到“合理”的范圍內。但累積下來，騎手被迫闖紅燈、逆行、在暴雨中狂奔。每年有大量騎手在送餐途中發生交通事故。

1930年代的傳送帶拉桿，變成了2020年代的算法參數。操控的邏輯沒有變，只是操控的工具更精密了。一百年前，工廠主需要安排一個監工站在傳送帶旁邊盯著你。一百年后，一個APP就夠了。

《摩登時代》里還有一個情節：卓別林飾演的工人在流水線上精神崩潰，被送進了精神病院。這個橋段在當時的觀眾看來是“喜劇效果”。但對于了解那段歷史的人來說，它更像是一份臨床報告。后來的學者稱之為“群體性精神危機”。不是個別人扛不住，而是一整代藍領工人集體陷入了焦慮、抑郁和崩潰。

第二次工業革命（電力、內燃機、鋼鐵、化學工業），并沒有帶來長期的大規模失業。與蒸汽革命相比，電氣革命更像是"擴張"，工業的總規模以幾何級數膨脹。福特的流水線確實消滅了全能型技工這個工種，但它同時創造了數量驚人的流水線工位，只是——改變了工作的本質，在更深的層面上重塑了人與工作的關系。

1870年到1900年，這段時期在美國歷史上有一個充滿反諷意味的名字——鍍金時代（Gilded Age）。這個詞是馬克·吐溫發明的，"鍍金"的意思是：表面看起來金光燦燦，但剝開薄薄的金箔，里面是廉價的合金。

鍍金時代的美國是什么樣的？一方面，它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跡。電燈取代了蠟燭和煤氣燈，城市排水系統和自來水管道的鋪設，讓霍亂和傷寒這些瘟疫幾乎絕跡。罐頭食品和冷藏技術讓普通家庭在冬天也能吃上肉了，一個福特工人攢幾個月的薪水就能買一輛。大眾消費時代，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的。

但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工人階層，并沒有什么幸福感可言。

1886年5月1日，全美各地約35萬工人同時罷工，他們喊的口號很簡單：“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留給我們自己。”5月4日，為了抗議前一天的暴力鎮壓，工人們在芝加哥干草市場廣場舉行集會。最終引來鎮壓，四名工運領袖被絞死。

聰明的資本家已經意識到其中深藏的隱患。1914年1月5日，亨利·福特做了一件讓全美國工商界目瞪口呆的事情：他宣布將福特汽車公司工人的日薪從2.34美元直接提高到5美元，翻了一倍還多。同時，他把每天的工作時長從9小時縮減到8小時。

福特的邏輯冰冷而精確：“我不是在做慈善，我是在創造消費者。如果我的工人窮得買不起我生產的汽車，那我的流水線開得再快又有什么意義？”

政府也開始有意介入，緩和勞資矛盾。他們意識到了一件事：如果不主動讓步，就會被動讓步——以暴力革命的方式。

第一個想通這件事的人，是德國首相俾斯麥。1889年，德國政府連續推出了三項劃時代的立法：疾病保險法，工傷保險法，養老金法，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套現代社會保障體系。美國大蕭條期間，羅斯福推出“新政”，建立了全國性的養老金和失業保險制度，正式賦予工人組建工會和集體談判的合法權利。

從干草市場到八小時工作制的最終普及，中間又隔了將近半個世紀。在這半個世紀里，勞工階層的抗爭、資本家的適度讓利、再加上政府層面的介入——三股力量融合，才讓勞工階層獲得了一定的議價權。

三、普通人的盛世

1978年5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團出訪西歐。這是改革開放前夕，中央高層第一次大規模赴西方考察。代表團先后訪問了法國、西德、瑞士、丹麥、比利時五個國家，行程25天。

在歐洲，他們被國外的發達程度震驚的無以復加。西德一個露天煤礦，只有2000名職工，年產煤5000萬噸，而國內同樣規模的煤礦要16萬名工人，效率相差80倍。法國一個鋼鐵廠年產鋼350萬噸，職工7000人，而國內武漢鋼鐵公司有6.7萬工人，產量還不如人家。

不過，最讓他們震驚的，是歐洲普通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

在西德，他們參觀了一家普通的汽車配件工廠，看到工廠的停車場里停滿了工人自己的私家車。一個藍領工人，開著自己的汽車來上班。在丹麥，他們走進一個農民的家里。房子寬敞明亮，有冰箱、洗衣機、彩色電視，花園修剪得整整齊齊——這個丹麥農民的生活水平，比當時中國絕大多數干部都要好。

王震副總理后來訪英，聽說英國大部分工人、職員、知識分子，約占全國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擁有私人住宅和小轎車，每年可以出國旅游，感到非常驚訝感慨。

不過，當時被中外發展差距所震驚的國人可能也沒想過，這種差距背后，除了中國自身耽誤的時間，當時的西方也恰好處于繁榮時代的頂點——他們恰好撞上了人類經濟史上一段極其罕見的“黃金時代”的尾聲。

經濟史學家把1945年到1975年這段時期，稱為黃金三十年。這是人類文明幾千年來，普通人日子過得最好的一段時光。

好到什么程度？一個底特律的汽車裝配工，沒上過大學，僅憑一人工資就能買下一棟帶草坪的獨棟房子、一輛雪佛蘭、供三個孩子上學，妻子不用出去工作。一個德國大眾汽車廠的工人，每年享有六周帶薪假期，他可以帶著全家去意大利的海邊曬太陽，回來繼續擰螺絲，工資一分不少。

這些場景放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簡直像科幻小說。在此之前的幾千年里，“普通人”這三個字基本等于“窮人”。無論是羅馬帝國的奴隸、中世紀的農奴、還是工業革命初期的紡織工，金字塔底層的人，從來都是在溫飽線上掙扎的。

但在這三十年里，發達國家突然冒出了一個龐大的、前所未有的社會階層——中產階級。他們不富，但體面。他們有房子、有車、有醫療保險、有退休金。他們的孩子能上大學，他們的父母能安享晚年。他們站在社會的中間位置，構成了一個穩定的“橄欖型”結構。這是人類第一次證明，普通人也能過上好日子。

問題是，這種奇跡是怎么發生的？

黃金三十年期間的技術進步，自動化車床、數控機器、早期計算機，還處于“輔助”階段。換句話說，這是一個“人機共存”的甜蜜期，機器還沒聰明到能取代你，但已經足夠強到能讓你的產出翻倍。你操作機器，機器放大你的價值。你們是合作關系，不是競爭關系。

政策層面，凱恩斯主義成為各國的經濟政策指南針。美國有“大社會”計劃（Great Society），歐洲紛紛建立福利國家制度。工會的力量達到了歷史頂峰。

技術的溫和進步，資本的適度讓利，凱恩斯主義的盛行——三個偶然因素碰巧疊加在一起，創造了人類歷史上這段罕見的“甜位點”。

劉慈欣在《三體》第一部里寫過一段話。常偉思將軍對汪淼說：“整個人類文明的存在，都是宇宙中一個偶然。現在，偶然結束了。”

縱覽整個人類經濟史，黃金三十年也是偶然，既然是偶然，就總會有結束的一天。

四、脆弱的中間層

1945 年，俄亥俄州南部的一個小城鎮，米德爾敦。

一個叫邦妮·萬斯的13歲女孩和她的丈夫，從肯塔基州東部的山區搬了過來。他們是那個年代數百萬“阿巴拉契亞遷徙者”中的兩個，成群結隊地順著 23 號公路往北走，涌進俄亥俄、印第安納、密歇根的工業城市。

他們去那里找什么？找一個叫Armco的鋼鐵廠。Armco當時是美國中西部最大的鋼鐵公司之一，它專門開車去偏遠的山區小鎮上掛招工告示——“男人包食宿包培訓，只要你愿意來。”對一個13歲就嫁人、夫家沒有一畝地的山區女孩來說，這是一張改變命運的船票。

邦妮和她的丈夫在米德爾敦扎下了根。他們買了一棟小房子，生了幾個孩子，把其中一個女兒嫁給了另一個鋼鐵工人的兒子，那個女兒生了一個外孫，取名 J.D.——這個人就是J.D. 萬斯，現在的美國副總統。

在黃金三十年中，米德爾敦是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小城，鋼鐵工人薪水優厚，街道整潔，教堂林立，人人都認識鄰居。萬斯的外祖父憑一份鋼鐵廠的工作，買了房子，養了三個孩子，過上了他的父輩做夢都不敢想的日子。

然后，從70年代后期開始，好日子結束了——美國制造業開始大量裁員。工廠關了，就業沒了，稅基塌了，學校爛了，年輕人跑了。

萬斯后來參了軍，上了俄亥俄州立大學，又考進了耶魯法學院，最終躋身美國精英階層。2016年，他把自己的成長經歷寫成了一本書，《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這本書在2016年橫掃美國，登上各大暢銷書榜單。無數評論家說，如果你想理解特朗普為什么能贏得大選，就去讀這本書。因為它精準地畫出了一幅美國鐵銹帶白人藍領的群像——他們曾經擁有一切，然后失去了一切，然后把憤怒投給了那個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人。

一個鐵銹帶家庭的三代沉浮，濃縮了過去半個世紀美國中產階級坍塌的全過程。

而這場坍塌的學名，叫大脫鉤。

1948年到1973年（黃金時代）：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了96.7%，與此同時，普通工人的實際時薪增長了91.3%，幾乎同步。蛋糕做大了一倍，你分到的那塊也大了一倍。這是黃金三十年的核心密碼。

1973年到2014年（脫鉤時代）：勞動生產率繼續增長了72.2%。但普通工人的實際時薪呢？只增長了9.2%。你沒看錯。四十年，9.2%。平均每年不到0.25%。扣除通脹之后，幾乎等于沒漲。

大脫鉤時代勞動生產率與工資增長率

一提起美國鐵銹帶的衰落，很多人都歸咎于全球化——工廠搬到了中國、搬到了墨西哥。這當然是原因之一，但很多人忽略了一個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因素：自動化悄無聲息地消滅了大量崗位，只是沒人給它拍紀錄片。

黃金三十年的技術處于“人機互補”的溫和期，機器讓人變強，但離不開人。1980年代之后，這種關系開始悄悄逆轉。機器不再只是放大人的能力，它開始替代人的功能。

這里有一個反直覺的發現，殺傷力最大的，往往不是那些劃時代的“黑科技”。MIT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發明了一個精準的概念：平庸自動化（So-so Automation）。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并沒有帶來顛覆性效率提升、只是“剛剛好夠取代人工”的半吊子技術。

1990年到2007年間，美國每引入一臺工業機器人，平均導致減少3到6個工作崗位。曾經時薪30美元的熟練焊工和裝配工，在失業后大多流入了零售業、物流倉儲或零工經濟，在沃爾瑪當理貨員，在亞馬遜倉庫做分揀工，或者開Uber。時薪降到了15美元甚至更低。

大脫鉤時代機器對人的替代是緩慢的，前后持續了三十多年，但今天的AI可能要快得多。過去兩百年的技術革命，主要替代的是“手”；AI第一次大規模替代“腦”。

法律行業，摩根大通開發的AI系統，能在幾秒鐘內完成商業貸款合同審核工作，這原本需要律師和貸款專員花36萬小時才能做完。從2023年開始，多家國際律所開始大幅削減初級律師的招聘名額。

設計行業，Midjourney生成一張概念圖需要30秒，一個資深原畫師畫同樣的東西需要3到5天。游戲公司開始將原畫團隊從十幾人縮減到兩三人，剩下的人負責給AI出的圖做精修。

翻譯行業，更不用說了，在DeepL和GPT出現之后，大量初中級翻譯的市場價格在三年內縮水了一半以上。

注意，這些被沖擊的崗位有一個共同特征：它們全都是白領，全都是腦力勞動——而且全都是中間層。

一個保潔員月薪3000塊，你要開發一個能掃地、擦桌子的通用型機器人，成本可能幾十萬，劃不來。但替代中層的收益巨大。一個初級數據分析師年薪30萬，一個AI工具的年訂閱費3000塊——效率還是人的十倍。資本家會猶豫嗎？一秒都不會。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大衛·奧托爾把這個現象叫做職業極化。他的研究發現，技術進步正在同時做兩件事：讓頂層變得更強——CEO有了AI助手，決策效率翻倍；讓底層得以保留——保潔員、水電工，這些工作環境太復雜、太非標準化，機器人暫時干不了。

唯獨中間層，那些坐在辦公室里處理標準化信息的初級會計、初級律師、初級分析師、行政專員，被精準地切掉了。那些坐在格子間里、有工牌、有五險一金、以為知識改變命運的人，在技術浪潮面前往往是最脆弱、最容易被時代拋棄的一群。

因為他們的工作恰好滿足AI替代的完美條件：邏輯性強、流程標準化、可以被公式化描述。他們以為自己在做腦力勞動，但實際上他們做的是"有規律的腦力勞動"——而有規律這三個字，正是AI最擅長的事情。

五、通往新世界的門票

還記得英國那個被蒸汽機碾碎的織布工家庭嗎？1848年，手工織布工威廉·卡內基傾家蕩產，借了一筆船票錢，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擠進了一艘移民船的底艙，駛向美國。

到了匹茲堡之后，全家擠在兩間陰暗的地下室里。威廉去了一家棉紡廠做工，但收入微薄，精神也被摧垮了。他曾經是一個獨立的手藝人，現在只是一臺機器的附屬品。

他的大兒子安德魯·卡內基，13歲，也進了棉紡廠。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落紗工，負責把紡紗機上紡好的紗線取下來，換上空線軸，一周工資1.2美元。如果故事到這里就結束了，那它跟千千萬萬被工業革命碾碎的家庭沒有任何區別。

但卡內基做了一件事。他利用一切業余時間自學了一項當時的前沿技術——莫爾斯電碼。電報在1840年代剛剛商用，是那個時代的互聯網。卡內基后來練成了一項絕活：不需要紙帶機打印，僅憑耳朵聽電碼的聲音就能實時翻譯信息。整個匹茲堡能做到這一點的人，不超過三個。

憑這項技能，他在15歲時獲得了一個改變命運的職位，賓州鐵路公司匹茲堡分部主管的私人電報員。這個位置的工資不算高，但它給了卡內基一樣無價的東西：信息。作為鐵路主管的電報員，他能看到所有的商業通訊，哪條鐵路在擴建，哪家鋼鐵廠拿了訂單，哪個地區的地價在漲。

他站在了那個時代的信息中樞上。他用這些信息做了第一筆投資，買了一家快遞公司的10股股票。后來的故事你大概知道了，他從電報跳到鐵路，從鐵路跳到煉鋼，最終建立了全美最大的鋼鐵帝國。

卡內基穿越風暴的路徑，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他沒有在舊世界里“更加努力”，而是用最小的成本切換到了新世界的跑道上。他父親的手藝是織布，織布在蒸汽機面前毫無未來。但卡內基沒有試圖成為一個更好的織布工，而是跳進了一個全新的領域，用新領域的稀缺技能獲取了一個信息高地的位置，然后再縱身一躍。

卡內基的故事當然是個極端案例，不是每個人都有他那種判斷力和運氣。但如果你把視角從個人傳奇拉回到結構性分析，會發現一個有用的框架。

麻省理工教授大衛·奧托爾提出過一個被廣泛引用的觀點：技術消滅的不是“職業”，而是“任務”。

什么意思？假設你是一個律師。你的工作由十個“任務”組成，其中，查閱判例、起草合同、審核條款這類任務是常規性的，有固定模式。AI已經能做，而且做得比你快幾百倍。但“根據法官的微表情調整策略”、“在客戶崩潰大哭時拍著她的肩膀安慰”——這類任務是非常規性的，AI還做不了。

所以奧托爾的建議是：審視你工作中的每一個任務，分辨哪些是“常規”的，哪些是“非常規”的。然后，把你的時間、精力和學習資源，從前者轉移到后者。不是轉行，而是在你現有的職業里，向AI夠不到的方向遷移。

必須說一句不好聽的話：在歷史上的每一次技術變革中，成功轉型的人都是少數。

卡內基從織布工的兒子變成了鋼鐵大王，但跟他同一條船上的幾百個人呢？沒人知道他們的名字。互聯網革命淘汰了一批傳統媒體人，有些人成功轉型為自媒體大V，但更多的人，那些曾經在報社里寫了二十年稿子的資深記者，默然消失在人海。成功轉型的故事之所以被反復講述，恰恰是因為它們稀有。

尾聲

回顧人類文明史上的幾次技術浪潮，每次都是相似的劇本：先是技術狂飆，然后普通人被碾壓，然后憤怒積累到爆發，然后博弈、流血、妥協，最后制度慢慢跟上來，紅利才開始向下滴落。

今天，AI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演這個劇本，不同的是，留給我們適應的時間急劇縮短。工業革命給了人類50年，電氣化給了30年，互聯網給了15年，而AI可能只給5年。

試圖用肉身對抗機器的人，都成了歷史的塵埃；順著機器的紋理重新尋找生態位的人，才拿到了新時代的船票——但要解決結構性的乘船問題，而不是少數人僥幸上岸，需要多方力量的博弈與智慧。

1845年，24歲的恩格斯站在曼徹斯特的紡織工廠里，第一次看清了蒸汽機齒輪下那些模糊的人影。他寫下的每一個字都在追問同一個問題——技術的紅利，到底需要多久，才能抵達普通人？作為無產階級，如何才能穿越永不停止的技術浪潮？

參考文獻

[1] 羅伯特·艾倫：《恩格斯停頓：英國工業革命中的技術變革、資本積累與不平等》，2009年。

[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人民出版社。

[3] 達龍·阿西莫格魯、帕斯夸爾·雷斯特雷波：《機器人與就業：來自美國勞動力市場的證據》，2020年。

[4] 大衛·奧托爾等：《美國勞動力市場的職業極化》，漢密爾頓項目報告，布魯金斯學會，2010年。

[5] 喬希·比文斯、勞倫斯·米歇爾：《理解生產率與典型工人薪酬之間的歷史性背離》，2015年。

[6] 克勞迪婭·戈爾丁、勞倫斯·卡茨：《教育與技術的競賽》，哈佛大學出版社，2008年。

[7] 孫萍：《我在北京送外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郭大路的思考筆記，作者：郭大路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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