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蘭仲：回憶父親王玉哲

半夜一點，我被電話鈴聲驚醒，是姐姐蘭珍越洋打來的電話：父親于5月6日凌晨去世了。我長跪于地，向家鄉的方向遙拜，為父親送行。當內子宏麗扶我站起時，我已然是滿面淚痕。其實我早已有這個思想準備了。今年二月父親病重，我與宏麗趕回國內，我已經意識到父親即將走向他生命的盡頭。可是當這一天真的來臨時，我卻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他確實去了!

父親是寬容的。對子女，他從不強求我們學哪一行，或是做什么,只要不浪費生命就好，聽其自然；對學生，他從不要求別人遵從他的觀點。他常說，事事追隨先生，不會有什么大的成績的。做學問，一定要發前人所未發，有自己獨到之處。這種無為而治的風格，也許和他早年于北大學習時所受的自由學術風氣之熏陶有些關系吧。聽父親講，早年北大與清華不同。清華進難出也難，而北大是門坎高、墻頭低，進北大很難，但進去后，卻基本上讓學生自由發展。他上大一時，修孟森先生的《明史》,先生每次上課一定點名。一些學生沒來，便由其他學生代報，先生知道，也不以為意。快考試了，一個同學問：“孟先生，下周就要考試了，您出什么題目啊?”先生摘下眼鏡，向下面看了看說：“今天下面都是‘代表’,人太少。我把題目告訴你們，沒來的同學怎么辦呢?”下面學生答：“我們可以轉告他們。”于是先生在黑板上寫了三道題，說：“就考其中的兩道。”父親從劉文典先生修《莊子》。父親講，劉先生上課從來是手(或嘴)不離煙。第一天上課，先生就講：“我可不懂莊子，我可不懂莊子，我只懂得一點。世界上沒有人懂得莊子，懂得一點的人也只有三個，一個是馬敘倫先生，第二個是個日本人，第三個就是我。可是他們倆都不如我懂得多。”先生的話引來哄堂大笑。父親說劉先生很天真，他確實是這么想的，倒不是故作幽默。

父親從錢穆先生修先秦史，先生說別人都是從前往后講，我是從后往前講。錢先生從戰國講起，往上講。先生并不是面面俱到，但往往一個小問題，就講幾周時間。從如何發現問題，分析史家不同觀點，史料中矛盾之處，步步講授。父親講，確實受益匪淺，比簡單學一點知識要強多了。父親說當時很多同學喜歡一下課就圍住錢先生自我介紹，問東問西。但父親從沒有去過，只有當寫出第一篇論文《晉文公重耳考》后，才拿去請錢先生指教。錢先生對之非常欣賞，提出意見，并親自修改。從此父親與錢先生結下了很深的師生友誼，成了“賓駟先生之高足”(湯用彤先生語)。

記得“文革”中，我進了天津第一石油化工廠學徒，當時只有十五歲。父親只是提醒我不要蹉跎歲月就好了，并不強求我一定學什么。他英語不錯，但并沒要求我跟他學英語(宏麗多年后曾當面埋怨他為什么不使用家長的權威強迫我學點英語，也省得日后受那么大的罪);他以治史為業，但并不要求我跟他學歷史，雖然他也有時作過這種暗示。記得一次康殷先生給父親寄來一篇古文字研究的論文向他請教，父親認真閱讀后，復信提出意見并給予鼓勵。康先生當時身在農村(是被遣送回鄉的),只是人民公社社員，他接到父親的回信非常感激，來信講：“先生指出我的錯誤的地方，正是我為之汗顏的，而稱贊的地方，正是我最得意之處。我曾寄稿子給商承祚先生，商先生講下次你把五好社員的獎狀寄來就行了。”當時父親對我說：“這個人很聰明，也很刻苦，如果你能達到他的這個水平，我再給你一些指點，你在甲骨文上就可出些成績了。”可是我當時哪里聽得進去呢，只是一心一意地做著作家夢，一下班就寫小說。其實我根本不是寫小說的材料(不是每個人都能當文學家的),那時一夜一夜地寫倒是寫出不少，但一拿出去都給“槍斃”了。記得當時《天津文藝》詹岱爾老師和譚成健老師因為認識蘭珍，還專門找出一篇我的稿子(我記得標題好像是《朝霞》)好好幫我分析了一通，結果發現邏輯嚴謹，沒有前后不呼應、不合理的情節，但“就是不像小說”。顯然，我這個腦子不是搞形象思維的，大概天生就適合寫計算機程序吧。宏麗講我這個人平時稀里糊涂，但寫起程序來邏輯卻非常清楚，無怪乎今天我能在計算機工程領域小有成就!話說遠了。父親后來與康先生常有通信，“文革”后，當父親創辦南開博物館專業時，又聘請當時,尚無工作的康先生來南開講學。后來康先生成了有名的學者，但對父親仍非常感激與尊敬。父親常常對我說：“要雪中送炭，不要錦上添花。”

父親人很隨和，很少見他與人激辯從而試圖說服對方同意他的觀點；但同時，他也很固執，你很難讓他改變觀點。記得“文革”批林批孔之時，在天津市委舉辦的一個“評法批儒”的座談會上，父親發言說，其實先秦以后儒法之爭已經不復存在了。當時市領導某人立即批道：“這種錯誤觀點與江青同志‘儒法之爭一直延續了兩千年，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指示是不相符的!”父親當時只是微微一笑，便不再講話了。“文革”后，一位當時參加會議的同志對父親講，如果您當時爭辯一下，現在就成了反“四人幫”的英雄了。父親笑笑說：“我可沒那個膽識，只是不說或少說違心的話就是了。”那時全國都遵從郭沫若先生春秋與戰國之交是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的說法，對此，作為西周封建說的代表人物之一，父親是有保留的。記得我曾問他，如果從此所有的教科書、所有的教師都是這么講，你怎么辦?父親沉默了一會兒，告訴我說：“那我就改行去搞明清史了，我對近三百年學術史也很感興趣。”我震驚了，父親搞了幾十年先秦史，可以說先秦史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可他居然要改行!

其實父親對政治是從來不感興趣的，他時常向我夸耀，稱自己上學時左派的學生、右派的學生都來找過他，但都被他婉轉推辭掉。一次，一位從中學時代就一直是好朋友的伯伯拉他進誠社，說了一晚上，最后父親還是一句話，我只想多念念書，結果不歡而散，雖然他們依然是好朋友。父親解放前多年競沒有參加過一個政治組織。但是“文革”剛開始時；父親卻因為“政治嗅覺極為遲鈍”(母親語),差一點倒了大霉。“文革”是從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 <海瑞罷官> 》開始的，父親對姚文元無限上綱的棍子文風與觀點不以為然，在《光明日報》的鼓動下，寫了一篇“與姚文元同志商榷”的文章，準備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校樣已經寄來了，被母親看到，不禁大吃一驚，說父親：“你怎么這么麻木不仁呢，今天與五七年反右時很像，決不是你說的學術之爭!”在母親的堅持下，父親立即給《光明日報》寫信，謊稱文章尚需潤色，將原稿索回。以后形勢急轉直下，大家都知道后來國家發生了什么事。“文革”后，有一次王連生先生陪同父親去廈門大學學術交流，聽連生先生講，父親告訴老友韓國磐先生此事時說：“我老伴兒救了我一命。”

母親出身不好，出生于一個舊官僚家庭。外祖父張濟元將軍早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他的同學中我聽說的有閻錫山、孫傳芳、楊宇霆等人),曾經出任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參戰軍第四混成旅旅長：大舅解放前是北京(前北平)警界首腦，抗戰勝利后國共和談，三人調處小組到達北京，大舅負責安全保護。當時學生們和平請愿，與警方發生沖突，葉劍英將軍抓住大舅的手腕說：“今天如果死了一個學生，我拿你是問!”大舅向葉將軍保證，不會有流血事件發生。大舅命令所有的軍警下刺刀、退子彈，結果沒有一名學生傷亡，反倒是警員中有不少受傷的。北京和平解放，大舅隨傅作義將軍放下武器，也算起義人員，但很快就按歷史反革命逮捕入獄了。另外母親還有一個弟弟解放前夕去了臺灣，一個妹夫1957年被打成右派，另一個弟弟“文革”中自殺身亡。所以，她總是心有余悸，成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總怕運動來了，又要受到沖擊。在多年壓力下，母親身心受傷，久病在家，父親對母親的照顧無微不至，多年來從無怨言。他們老夫婦的感情，用蘭珍的話說是“平如水，甜如蜜”,雖然從來沒有如火的熱烈，但像醇厚的陳年老酒，很有味道。

我在美國與宏麗一起努力，經過艱難的數年奮斗，于1994年終于取得了計算機專業的碩士學位，1995年又加入了著名的惠普公司(HP)。記得1996年我去日本出差，回家看望父母時，父親說我給你講個歷史故事。東漢開國皇帝劉秀之姐看上大臣嚴子陵，劉秀于是想讓子陵休掉妻子與其姐成婚。嚴子陵堅拒道：“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劉秀不禁失聲對屏風后的姐姐說：“阿姐，媒不成也!”我當然知道父親是希望我不要忘記與我多年來患難與共的妻子，就回答說：“爸爸放心，我不是陳世美。”父親講：“我也知道你不是，但有些人往往可以共患難，卻不能同富貴。我閱人廣矣，這類事歷史上、現實中見得太多了，我只是給你提個醒罷了。”

我這個人脾氣暴躁，毛頭火性，受不得委屈。記得在工廠學徒時，有人常借開玩笑占我便宜。一次，一個人打我頭一下就笑著跑開了，大家也都笑，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我拾起一塊方磚砍過去，砸在他拿的扁擔上了，從此沒有人再欺負我了。父親對我這種處世方式卻不以為然，他認為沒涵養不是英雄行為，反倒有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甚至危險。他告訴我1966年附中紅衛兵來抄家，當時父母都受到她們的侮辱，他們最擔心的卻是怕我回家來，與她們撞上，受不了她們的侮辱和她們拼命，那樣后果會不堪設想。父親常給我講一個故事，“文革”中南開師生到“七零四七”地鐵工程去勞動，中文系朱維之先生當時已經六十五歲了，身體虛弱，也不太會干活。用鐵鍬挖河是很艱苦的工作，年輕人也會吃為的，更何況六十五歲的人呢?當時一位工宣隊的師傅大罵朱先生笨蛋，掙這么高的工資，這點活都干不好。父親說朱先生并沒有惱怒，也不與之爭辯，只是一笑置之。父親講這就是涵養，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這么做的。反之，父親講他的好友、老同學北大教授汪籛先生，人很正直，疾惡如仇，學問很好，也很聰明，但就是毛頭火性，這在老同學中是有名的。“文革”中他因為受不了紅衛兵的侮辱，自殺身亡了。我對父親說汪伯伯有知識分子的骨氣，可謂士可殺不可辱!汪伯伯被迫害身亡，這不是他錯。父親說，我同意，但你有沒有想過，有時活著比一死更難些，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毅力。韓信當年如果不能甘受胯下之辱，也不會有后來的成功。說到汪先生的脾氣，父親曾給我講過一段鮮為人知的趣事。當年在寶臺山讀研究生時，父親與周法高、殷煥先、汪籛諸同學同住研究所的圖書室。汪先生很刻苦，一夜夜地念書，寫卡片寫了一抽屜，全是用毛筆寫的繩頭小楷，但玩起來也是“奮不顧身”,一進城打橋牌有時數夜不歸。回來一看，老鼠已經在他的卡片中下了一窩小耗子，卡片自然全部咬碎了。他只好又重新開始，一張張地寫起。汪先生比較邋遢，湯用彤先生嫌他不整潔，要他搬到其他房間去住。父親告訴汪籛：“湯老頭兒(同學們尊稱湯先生老頭兒)嫌你太邋遢，要你搬出去呢。”汪籛一聽就火了，說：“不行，憑什么讓我搬走?我找他去。”父親說：“你不要去。”他說：“我就是要去。”破門而出。一會兒汪籛紅著臉，不好意思地笑著回來了。父親問：“你真去了?”他講，我去了一腳就把門給踢開了，把老頭兒嚇了一跳。汪籛說：“湯先生，我不搬走，我開始要潛心工作了，這里看書方便，也可與他們互相討論，我不搬!”湯先生說：“不搬就不搬吧，這是怎么了?”汪先生頓覺語塞，無話可說，灰溜溜地跑回來了。父親只有嘆氣：“你這個脾氣什么時候才能改一改啊。”

談到寶臺山上聯大圖書室，使我想起父親講過的另一段趣事，因為涉及數位當時學界的名人，不得不實錄于此。西南聯大是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建校的。當時南開自認不如其他二校，凡事退讓一步，與兩校關系都還不錯。但北大、清華卻是互不服氣，常常有些小的摩擦。當時北大羅常培先生是聯大中文系系主任，清華馮友蘭先生則是聯大文學院院長。一天，清華聞一多先生來圖書室看書，找到兩本書，向圖書室管理員、父親的師弟王達津先生登記要借走。達津先生說，羅先生有規定，所有圖書借出，一定要經過他的簽字才行。聞先生很意外，回答說：“我不知道，我原以為那只是為學生做的規定，教授們則不必呢。”當時氣氛有些尷尬，父親講在旁邊看著聞先生的臉逐漸變紅，突然聞先生暴發了：“羅先生混蛋!學生借書需要他簽字，怎么教授借書也得他簽字?況且這些書都是清華的圖書(北大圖書大多淪陷在北平了)!”當時在場的另一位清華的教授(可惜我沒有記住那位先生的姓名)趕緊過來把兩本書接過來說：“聞先生，你先回去。我去找羅先生簽字，一會兒就給你送過去。”他把聞先生勸走后，感覺情況嚴重，馬上到隔壁馮友蘭先生家告知剛才發生的事情。不一會兒馮先生就趕來了，他對達津先生講：“達津兄，聞先生不應該這么講話，我們就這么點書，沒有統一管理怎么行呢?羅先生是對的。但是，現在兩校間已經有些矛盾了，這件事咱們下邊的人(其實馮先生根本就不是“下邊的人”)給遮掩一下，就不要告訴羅先生了。”北大教授吳曉玲先生當時是中文系的助教，說：“聞先生罵我們老師，就是罵我們，咱們找他去!”羅先生說：“不用了，他們知道怕我就成!”

聞先生是著名的楚辭專家，他為人正直，提攜后學，當年對父親十分欣賞。上次回國，在父親的一篇未刊稿上，我還看到聞先生寫的眉批。聽父親回憶，在一次長談之后他曾問父親：“Mr.Wang,我最后再問你一句，英語你還學不學?”父親答還在學。聞先生很高興，鼓勵道：“好了，Mr.Wang,你走的路完全對了。”抗戰期間物價飛漲，教授們生活很困難。聞先生學問很好，但不太會過日子，每月到后半月常常捉襟見肘。陳夢家先生的夫人趙犖蕊先生對父親講：“我們和聞先生聞太太不同，每月初，我先把糧食買齊，以后量入為出嘛。”其實無額外收入的教授當時生活是很清貧的，父親講馮友蘭先生曾開玩笑說：“哪一天我也搞一個副業，出去擺個卦攤，給人算卦。”(舊社會算卦的，往往在卦攤前面掛一招牌上寫：“大哲學家某某，為君指點迷津”,而馮先生卻是真正的大哲學家!)

羅常培先生學問很好，但有些跋扈。父親當年與前輩學者顧頡剛先生關系很好，兩人經常相互通信探討學術問題。一次顧先生把他們通信中的學術討論在一家刊物上發表，剛巧被羅先生看到，他很生氣。好像是父親好友，老同學任繼愈先生(也許是另一位老同學李埏先生)來給父親報信說：“你和顧先生通信，羅先生知道了大發脾氣。你趕快到羅先生那里去一趟吧。”父親趕緊到羅先生家。羅先生對父親講：“你怎么能和他來往?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北大的叛徒!你如果和他往來，就不要在我們這里念了。”父親只有唯唯。父親立即給顧先生寫信，請顧先生今后不要再把他們的通信在外邊發表，因為這會引起有的先生不高興。父親并沒有告知是誰。后來顧先生給父親回了一封很長的信，說：“你不說，我也知道是誰。”顧先生非常感慨，說：“人出名太早不是好事，我一生與人為善，從未與任何人作過對，但還是招來不少嫉恨。”父親當然繼續與顧先生通信，直到解放后我在家時還讀過兩封顧先生寫給父親的信，是談父親推薦他的研究生李民先生去給顧先生當助手的事。顧先生、馮先生、羅先生、聞先生都是一代學術巨擘，但從父親的講述中，感覺他們也都是活生生的、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

“文革”中我十五歲進工廠，工作了八年，也算是個過得去的電焊工吧。“文革”以后恢復高考，1978年我考入南開歷史系，進入史學領域。父母親都很高興，母親講：“你爸爸這么多書，你和你姐要是沒有一個搞歷史的，將來這些書留給誰呀?”1981年我又考上了研究生，從澤華師研究階級關系史，以后又留校執教。治史八年，我寫出六篇論文和一本書(《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與劉澤華先生、汪茂和先生合著)。唯一遺憾的是，八年間，竟沒有和父親合作寫過一篇論文、研究過一個課題。我那時很虛榮，總怕人講我搞歷史是沾老父親的光。認為“藉父之名，非英雄也”。其實，現在想想實在是太不能脫俗了。就算我是“藉父之名”,so what?!而我最后還是當了史學戰線的“逃兵”,1987年秋我即追隨內子遠赴美國，以后又徹底改了行，學了計算機工程。我改行主要是因為宏麗所在的學校(后來也是我在美國的母校)新墨西哥理工學院沒有文科。沒想到我一學計算機，居然有了興趣，就再也不能回頭了。但從研究中國古代史改行搞計算機談何容易?尤其是我沒上過高中，所以數學不行；上大學時外語又是日語，所以英語也不行。用宏麗的話講是：“先天不足，后天又營養不良。”宏麗把家里所有的東西，從冰箱到桌椅板凳、門窗，全部寫上英文標簽，美國朋友來我們家，看到這些都覺得非常好笑。在數學上，宏麗幫我補習，從線性代數到微積分，最后連偏微分方程都學了。那時日子是艱苦的，冬天家里舍不得開暖氣，一說話全都是哈氣，就這樣在臺燈下一直念書念到深夜。為了掙學費，我在學校的食堂里洗過碗，在紐約的“人間地獄”(中餐館)里跑過堂，在拉斯維加斯一間工廠里燒過電焊，還在一家修車行里修過汽車。記得出國之前，父親與我促膝長談，指出我常常愛低估未來的困難，告訴我：“你們是選擇了一條十分艱苦的道路。別的不用說，三十歲才開始學說話，本身就是一道很難逾越的障礙。”十余年來，父親雖然遠在天邊，愛莫能助，但每次來信，總是給我們以鼓勵，并為我們取得的每一點小成績而由衷地高興。辛勤的勞動最終結出了果實，我們全部順利地拿到學位，并在美站穩了腳跟。今天，宏麗已成為美國一所國家實驗室的科學家，而我也成了著名的英特爾公司的資深工程師。十年間，我已在計算機工程領域有了九項發明(其中五項專利已被美國專利局批準，另外四項尚處于審批過程中)。記得一次回國，父親拿出一疊紙給我看。我一看，居然是他多年來為我們作的一個年表。到底是搞歷史的!上面我哪年哪月去美國，哪年哪月去紐約打工，什么時候考過TOEFL、GRE,何時正式上的研究生，宏麗何時拿到博士學位，我何時拿到碩士學位，全都記得清清楚楚。在1990年3月上父親畫了一道紅線。父親說你于此時從拉斯維加斯的工廠回到新墨西哥理工學院開始學計算機，這是你在美的轉折點。從此以后，你們雖然困難還很多，但畢竟知道要走什么路，想做什么了，也就是說進入了“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了。我對沒能繼承父親的事業、堅守史學領域總是有些內疚，當我對父親言及此話題時，父親倒覺得沒有什么,說：“你就在計算機領域好好干吧，行行出狀元嘛。”

去年夏天，我接到一個重大項目，設計一個CAD軟件對溫度在CPU中對電子遷徙(Electromigration)的影響進行分析。它的分析結果會給CPU設計工程帶來很大幫助，我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無火”。所以起這個名字有兩層意義：

第一，由于它的分析，CPU中很多部分會被發現并沒有假設的那么熱，所以不會成為問題：“CPU雖然很熱，但還沒到著火、燒毀CPU的程度。”第二，經過它的分析，大量原先被認為有問題的電阻會被證明不是問題，CPU設計工程師們也就不需要重新設計這些電路，從而使不能按期完成的工程提前完成。“無火”是告訴他們：“別驚慌，沒著火呢!有我來幫助你們。”同事George建議說：“如果令尊能夠為我們的項目寫個標題，那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去信詢問，父親欣然應允，以年逾九秩之高齡為我們的項目寫了標題(見附件),而這兩個字、也成了父親最后的墨跡!

父親去世時，我們的項目正處于最后調試階段，我每天工作到深夜，周末也去加班。我的老板及我的老板的老板來到我的辦公室慰問，在感謝之余，他們勸我一定要注意身體。我說：“我一定要把這個項目做出來，這上邊有我父親的墨跡，這是我對父親最好的紀念!”我們的項目提前完成了，并被使用在當前世界先進的“安騰系列”(IPF)中最新一代微處理器的Reliability Verification（RV）過程里。看著父親寫的字，我好像看到他在對我微笑。

父親去了。他安靜地走了，沒有遺憾地走了。他累了，他為我們操心了一輩子，現在要去休息了。此時此刻，我翹首長天，不勝唏噓。爸爸，你走好……

2005年7月30日凌晨于美國科羅拉多州云杉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