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丘吉爾：看著伊麗莎白成長為王，去世后舉行國葬，百萬人送行

一個V字手勢，全世界都認識。

可做出這個手勢的人，在舉起這兩根手指之前，摔過多少跟頭？

25歲進政壇，40歲被罵成“政治投機者”，50歲被自己的黨派拋棄。他犯過錯，道過歉，喝醉了酒被人從議會抬出去過。

這就是丘吉爾，今天咱們就聊聊這個“不完美的英雄”。

丘吉爾1874年出生在布萊尼姆宮，那可是正經八百的貴族府邸，他爹倫道夫·丘吉爾勛爵是保守黨里響當當的人物，當過財政大臣。按理說，這種家庭出來的孩子，應該是規規矩矩上伊頓、進牛津劍橋，然后順順當當走上人生巔峰。

可丘吉爾偏不。

這話聽著有點愣，但仔細想想，這不就是他一輩子的寫照嗎？他一生都在追逐那個“勇敢的名聲”，不管是在戰場上前線沖鋒，還是在議會里頂著所有人的罵聲反對綏靖政策。他有一種近乎偏執的信念——我就是對的，你們早晚會知道。

他爹對他是真不咋上心。倫道夫勛爵整天忙著政治，根本沒空搭理這個兒子。唯一真正照顧他的，是一個叫伊麗莎白·埃佛勒斯的保姆。后來這個保姆病重去世，少年丘吉爾把自己所有的積蓄都花在她身上。這事兒挺觸動我的——一個出身如此顯赫的貴族子弟，最親近的人居然是家里的保姆。這種早年缺乏父母關愛的經歷，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他后來那種急于證明自己的性格。他需要的不僅僅是成功，他需要全世界的認可。

從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畢業后，丘吉爾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可他這人不安分，當兵也不老實當兵。1895年，他利用假期跑到古巴，名義上是去體驗戰爭，實際上還替英國情報部門收集情報，順便給《每日紀事報》當戰地記者。古巴之行讓他嘗到了寫作的甜頭，也讓他意識到，靠筆桿子也能出名。

后來他被派到印度，那地方當時無聊得要命，別的軍官打馬球消磨時間，他卻悶頭讀了一大堆書——柏拉圖、亞當·斯密、麥考萊的史書，逮著什么讀什么。這可不是裝樣子的附庸風雅，他后來那些傳世的演講和著作，很大程度上就是這時候打下的底子。

189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書《馬拉坎德野戰軍紀實》，接著又寫了小說《薩伏羅拉》。這小說寫得一般般，但里面那個主人公薩伏羅拉——一個出身高貴、野心勃勃、渴望在危難時刻拯救國家的政治強人——怎么看怎么像他自己。

真正讓他一夜成名的，是1899年的南非之行。當時他以《晨郵報》記者的身份去報道布爾戰爭，結果被布爾人俘虜了。按說當俘虜就老老實實待著唄，他不，他一個人愣是從戰俘營里逃了出來，在當地英國僑民的幫助下輾轉逃到葡萄牙人的領地，然后安全脫身。這事兒傳回英國，他一下子就出名了。

1900年，丘吉爾借著這股名氣，成功當選保守黨的下議院議員，正式踏入政壇。當時他才26歲，是議會里最年輕的議員之一。可這年輕人進議會沒多久就開始不安分了——他看不慣保守黨政府的很多政策，公開批評他們在布爾戰爭中的表現，還跟黨內的貿易壁壘政策對著干。保守黨人當然不樂意，1904年把他開除了。他倒好，轉身就加入了自由黨。

這事兒在英國政壇被叫做“跨過議席”，屬于比較出格的行為。可他后來還來了第二次——1924年，他又從自由黨跳回了保守黨。他自己倒是挺坦然，說：

這話聽著像自嘲，其實是在說：你們別拿黨派框我，我站的是我的立場，不是黨的立場。

從1906年開始，自由黨政府給了他一系列官職——殖民地事務部次官、商務大臣、內政大臣。在每個位置上都干得風風火火。當商務大臣的時候，他推動工人失業和傷殘保險，搞起了最低工資標準和國家經營的勞工介紹所，這些在當時都是挺進步的改革。

當內政大臣的時候，他在監獄改革方面確實做了些實事，但真正讓他出名的卻是處理罷工時的強硬手段。最典型的是1911年的“錫得尼街之圍”——一伙東歐無政府主義者搶劫了一家珠寶店，丘吉爾親自跑到現場指揮圍捕，甚至不準消防隊救火，逼得匪徒要么投降要么被燒死。保守黨領袖貝爾福諷刺他說：

1911年，他轉任海軍大臣。這個位置才真正讓他開始接觸軍事戰略。他上任后大搞海軍擴張，跟德國玩軍備競賽，還建立了海軍作戰參謀部。但真正讓他栽跟頭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達達尼爾海峽戰役。

1915年，為了打破西線戰場的僵局，丘吉爾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計劃——派海軍強行攻占達達尼爾海峽，然后拿下君士坦丁堡，把土耳其踢出戰爭。聽起來挺美的，問題是執行起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英法聯合艦隊在加里波利半島撞上了土耳其人的頑強抵抗，海軍硬攻不下，陸軍登陸也失敗。前后折騰了九個月，傷亡25萬人，最后灰溜溜撤了。

這場慘敗讓丘吉爾在政治上幾乎被毀了。他被免去海軍大臣的職務，發配去當什么不管部大臣。保守黨人揪著他不放，自由黨內部也有人跟他劃清界限。丘吉爾倒是有股子倔勁兒——你們不讓我干，我走還不行嗎？他干脆辭了職，跑到法國前線去當營長，親自上戰場。1916年他回到議會，但政治上的傷疤還在，沒人愿意搭理他。

直到1917年，達達尼爾海峽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出來，把主要責任推給了前首相阿斯奎斯和陸軍大臣，丘吉爾的罪名才算洗清了大半。后來勞合·喬治把他拉回內閣當軍需大臣。丘吉爾在這個位置上干得挺出色——他大力推動坦克和飛機的生產，這些后來都成了戰爭勝利的關鍵因素。

但有些事兒，過去了就永遠在那。加里波利這塊傷疤，跟著他一輩子。后來二戰的時候有人拿這個說事兒，說他打仗不靠譜。可他后來在二戰中的表現，倒是多少洗刷了這個污名。

1918年一戰結束后，丘吉爾在政府里又干過陸軍大臣、空軍大臣、殖民地大臣。1924年回到保守黨后，被任命為財政大臣——這是他曾經過世的父親倫道夫勛爵也干過的位置。可他這人真不擅長財政，搞了個金本位政策，被經濟學家凱恩斯罵得狗血淋頭，給英國經濟帶來不小的麻煩。他自己后來也承認，這是他一輩子犯的最大錯誤之一。

1929年工黨上臺后，丘吉爾就開始了他所謂的“困惑歲月”。這十幾年，他基本被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在議會里就是個邊緣人物，說話沒人聽，提出的建議沒人理。可就在這段時間里，他看到了一樣別人沒看到的東西——納粹德國的威脅。

1933年希特勒上臺，丘吉爾就開始到處喊“德國人又要來了”。他說德國在戰后負擔的沉重賠款會讓仇恨滋長，希特勒這家伙不是個省油的燈，歐洲必須重新武裝。可當時的英國，從上到下都彌漫著和平主義的氣氛。大家剛從一戰的血海里爬出來，誰都不想再來一次。首相張伯倫搞的是綏靖政策，一門心思跟希特勒談判，覺得只要喂飽了這個瘋子，就能換來和平。

1938年慕尼黑協定簽訂，張伯倫從德國回來，揮舞著希特勒簽字的紙片，高喊“光榮的和平”。丘吉爾在議會里冷冷地說：“我們已經遭到一次完全、徹底的失敗。”這話在當時根本沒多少人聽，反而招來一片噓聲。他自己的選區甚至差點把他彈劾掉，最后3比2的投票勉強保住席位。

可歷史偏偏證明，丘吉爾是對的。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二戰全面爆發。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徹底破產。

1940年5月，挪威戰役失敗后，張伯倫被迫辭職。國王喬治六世召見丘吉爾，請他組建聯合政府。

那天晚上，丘吉爾在日記里寫：

丘吉爾上任的時候，英國面臨的局面有多糟？法國馬上就要投降了，英國遠征軍被困在敦刻爾克，生死未卜。德國人就在海峽對岸，隨時可能打過來。整個歐洲大陸幾乎都落入了希特勒之手，英國是唯一還在抵抗的西方國家。

1940年5月13日，丘吉爾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下議院發表演說。他說了那句著名的話：“我所奉獻的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然后他說，政策是什么？是打到底。目標是什么？是勝利。不管付出什么代價，不管道路多么漫長艱險，就是要贏。因為不贏就得死。

這話聽著像喊口號，可在當時那個環境下，它起到的作用遠不止是口號。英國人需要知道，有人還在堅持，有人還沒放棄。丘吉爾的演講本事，這個時候發揮到了極致。他那沙啞的聲音、遲緩的語速、帶著點口吃的腔調，反而讓人覺得真實、可信。他不是那種油嘴滑舌的政客，而是一個倔強的老頭在跟你說真話。

敦刻爾克大撤退是另一個關鍵時刻。33萬多人從海灘上撤回來，但丘吉爾警告大家，光靠撤退贏不了戰爭。他在6月4日的下院演說里說了一段話，后來成了英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演講之一：

這段話說出來的時候，英國正處在最黑暗的時刻。可奇怪的是，正是這種硬碰硬的態度，反而讓大家心里踏實了。知道底線在哪，知道不會投降，剩下的就是咬牙扛著。

丘吉爾在二戰中干的另一件大事，是把美國拉進來。他一直堅信，英國單打獨斗贏不了，必須要有美國這個“民主國家的兵工廠”撐腰。他跟羅斯福總統從1939年就開始通信，簽“海軍人員”的名字。1941年8月，兩人在紐芬蘭會面，發表了《大西洋憲章》，為戰后的世界畫了個藍圖。

跟蘇聯打交道，對丘吉爾來說更麻煩。他可是出了名的反共分子，從1918年就喊著要把布爾什維克主義“胎死腹中”，管共產黨叫“殘暴的大猩猩”。可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后，丘吉爾立馬變了臉，在廣播里說：

這話說得很明白——我不喜歡你，但咱倆現在有共同的敵人，那就先聯手把希特勒干掉再說。這種務實的態度，恰恰是政治家的本色。意識形態放一邊，活下來最要緊。

1942年8月，丘吉爾親自飛到莫斯科去見斯大林。當時英美遲遲沒有開辟第二戰場，斯大林很不高興。丘吉爾當面告訴他，今年開不了第二戰場，斯大林的臉一下子就拉下來了。丘吉爾后來回憶，兩人拍著桌子吵了半天，最后他拿出一張地圖，給斯大林解釋盟軍的戰略，斯大林雖然不滿，但也沒辦法，只能接受。

這之后，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三個人的關系，構成了整個二戰后期國際政治的主線。他們在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一次次會面，一邊打仗一邊瓜分戰后世界。

丘吉爾夾在羅斯福和斯大林之間，一方面要維護英美特殊關系，一方面又要防止蘇聯過分擴張。他是個現實主義者，知道戰爭結束后，英國已經不是那個能跟美蘇平起平坐的帝國了，但他還是拼了命地想保住英國的影響力。

1944年6月6日，諾曼底登陸終于實施。丘吉爾等了四年，終于等到了這一天。他在議會里聽到消息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復雜得很——有欣慰，有疲憊，也有一絲說不出來的感慨。

1945年5月7日，德國投降。第二天丘吉爾對全國廣播，宣告戰爭勝利。八年了，從1939年9月算起，英國人打了將近六年仗。倫敦被炸得面目全非，幾十萬人傷亡，國家幾乎破產。但他們贏了。

可勝利的喜悅還沒來得及消化，丘吉爾就遭遇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意外——1945年7月的大選，保守黨慘敗，工黨以壓倒性優勢獲勝。丘吉爾自己雖然保住了議席，但首相的位置沒了，被工黨的艾德禮取代。

為什么？其實不難理解。英國人民感激丘吉爾帶領他們打贏了戰爭，但戰爭結束了，大家想要的是不一樣的東西。工黨承諾的是福利國家、全民醫保、住房建設，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民生改善。而保守黨呢，還沉浸在戰爭的榮耀里，拿不出什么像樣的戰后計劃。人民的選擇，很現實。

丘吉爾倒也沒太沮喪。他在1946年跑到美國，在密蘇里州富爾頓的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他說：

這話后來被認為是冷戰開始的標志。

丘吉爾一輩子反共，到這時候算是把這話挑明了。他的算盤很明白——既然美蘇要對抗，英國就應該站在美國一邊，用英語世界的聯合來對抗蘇聯的擴張。

1951年，77歲的丘吉爾再次當上首相。這次任期從1951年到1955年，跟戰時那屆比，光芒暗淡了不少。他的身體已經不行了，經常生病，有時候公務都是在病床上處理的。有人評論說，他這時候已經“榮耀地不適合任職”了。

這四年里，他干得最多的是外交。他試圖在美蘇之間搞緩和，搞個人外交，跑到百慕大去跟艾森豪威爾談，想著能當個東西方之間的調解人。可惜沒搞成，冷戰該冷還是冷。國內事務上，他基本上延續了工黨留下的福利國家框架，沒搞什么大動作。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在他的任內搞出了原子彈，成了世界上第三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

1955年，丘吉爾終于因為健康原因辭了職。他走出唐寧街10號的時候，嘴里叼著雪茄，手指比著V字，坐上車在人群的歡呼聲中離去。這時候他80歲，已經是個老老頭了，可那個招牌動作還是那么利索。

丘吉爾退休后又活了十年。這十年里他主要干一件事——寫書。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六卷本，既是歷史著作，也是他對自己政治生涯的辯護。

1965年1月24日，丘吉爾去世，離他父親去世的日子正好七十年。英國為他舉行了國葬，規模大到至今也沒有第二個非王室成員享受過。靈柩從威斯敏斯特大廳移到圣保羅大教堂，然后運到泰晤士河上，再坐火車送到他的出生地牛津郡，葬在布拉頓圣馬丁教堂的家族墓地里。32萬人來送行，100多個國家的政要出席。

2002年，BBC搞了個“最偉大的100名英國人”調查，丘吉爾排第一。這個結果在很多人看來理所應當，可爭議也一直沒斷過。

丘吉爾這個人，正面和反面都太鮮明了。

正面看，他是個偉大的戰時領袖，是個在至暗時刻能夠扛住壓力、鼓舞人心的人。他的演講、他的決斷力、他在1940年那個夏天表現出的鋼鐵意志，救了這個國家。如果沒有他，英國會不會在1940年跟希特勒和談？這事兒誰也說不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讓英國人相信，他們能扛過去。

反面看，他的毛病一大堆。他是帝國主義者，一輩子都在維護那個已經走向衰亡的大英帝國。1952年肯尼亞爆發茅茅起義，他下令派兵鎮壓，手段相當狠辣。他搞過種族主義言論，說過很多在今天看來完全無法接受的話。他對印度的態度一直很硬，堅決反對印度獨立。這些事兒，讓他在第三世界國家和很多左翼知識分子那里的名聲一直不太好。

他還犯過很多錯。達達尼爾海峽的慘敗、金本位政策的失誤、對工會的強硬鎮壓，樁樁件件都記在賬上。有人說他是賭徒性格，冒險家氣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可話說回來，政治家這行當，本來就不需要圣人。需要的是什么？是在關鍵時刻做對的事。丘吉爾這一輩子，最大的功勞就是他在1940年做出的那個決定——不投降，打到底。就這么一個決定，改變的不只是英國的命運，是整個二戰乃至戰后世界的走向。

我有時候想，歷史評價這種東西，其實挺有意思的。有人看丘吉爾，看到的是那個叼著雪茄、比著V字手勢、在廢墟里對著鏡頭笑的英國老頭，覺得他是英雄。有人看他，看到的是一手拿著雪茄、一手按著殖民地人民的腦袋、嘴里喊著“大英帝國不能倒”的老牌帝國主義者，覺得他是惡棍。其實這兩個形象，都是他。人是復雜的，歷史人物更是如此。

丘吉爾自己大概不會在乎后人怎么看他。他在《薩伏羅拉》里借主人公之口說過一句話：

如果他知道后人還在爭論他到底算是犯罪還是英雄，估計也只會吐個煙圈，笑笑不說話。

他留給這個世界的，說到底就是一個信念——在至暗時刻，不能放棄。

這個信念，可能比他所有具體的政策和功過得失都重要。

因為歷史會變，評價會變，但一個人在最黑暗的時刻所表現出的勇氣和堅守，永遠不會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