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百色手斧到瓦氏夫人：左右江流域的千年交融史

左右江地處祖國西南邊陲，北連云貴高原，南接北部灣，西鄰越南，是我西南邊疆的重要水系、中華文明與東南亞文明交流的要道。作為西江上游的兩大支流，左江發(fā)源于中越交界的枯隆山，右江發(fā)源于云南廣南縣九龍山，兩江自西向東蜿蜒流淌，在廣西南寧境內匯合為邕江，最終注入西江。江水沿岸，壯、漢、瑤、苗等各民族交融匯聚、繁衍生息，書寫了攜手守護祖國西南邊疆的壯麗史詩。

從遠古足跡看早期文明的交融脈絡

早在數十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左右江流域就有人類活動的痕跡。1973年，考古學者在右江流域的百色舊石器遺址發(fā)現了手斧、砍砸器、刮削器等數百件石器，經考證，這些石器距今約80萬年。百色舊石器遺址的考古發(fā)現駁斥了“莫氏線”理論，展現了東亞早期直立人高超的石器加工技術。“莫氏線”是美國人類學家莫維士在歐亞大陸的中部劃出的一條界線，他將界線西邊視為先進的“手斧文化圈”，東邊視為落后的“砍砸器文化圈”，認為東亞和東南亞是一個文化上“保守的、滯后的邊緣地區(qū)”。百色地區(qū)手斧等石器的發(fā)現，徹底打破了這一理論。隨著考古工作推進，人類在左右江流域留下的早期歷史足跡逐漸清晰。

根據《史記》等文獻記載，先秦時期左右江流域是駱越人聚居地。考古發(fā)現證實，在這一時期，駱越族群與中原地區(qū)的族群已有文化方面的交流和交融。

▲花山巖畫的局部。　新華社記者　費茂華 攝

花山巖畫分布在廣西崇左市境內的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兩岸200多公里的崖壁上，寧明花山巖畫是典型代表。據統(tǒng)計，花山巖畫總長221米，高近40米，現存各種圖像1950多個，面積達8000多平方米，是世界上單體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處巖畫，其繪畫時間大約在戰(zhàn)國早期至東漢時期，真實記錄了當時駱越人的社會活動場景。

花山巖畫上有人、鳥、獸、蛙、鼓等形象，其中，人物形象皆為蹲式造型，形似青蛙。學者研究認為，這反映了駱越人的蛙圖騰崇拜。廣西民間諺語稱“青蛙叫，大雨到”，認為青蛙能夠預報天氣，幫助指導農事。花山巖畫的圖案表達了駱越人對自然的敬畏之心以及祈求平安豐收的美好愿望。

從國內考古出土的文物看，蛙圖騰崇拜是不少民族的神話主題，在內蒙古、云南、貴州、福建的多處巖畫，也發(fā)現了與花山巖畫相似的蛙形蹲式造型。花山巖畫中還有大量器物圖像，其中以銅鼓圖像居多，這些銅鼓的特征與云南楚雄萬家壩型銅鼓、晉寧石寨山早期銅鼓的特征相仿，反映出該區(qū)域文化特色，以及與周邊地區(qū)的文化交流。此外，以青銅材質為主的環(huán)首刀最早出現在商代，花山巖畫上多處出現環(huán)首刀等圖像，說明當時青銅、鑄鐵冶煉技術已從中原傳播到左江流域。

在右江流域，平果市黎明鄉(xiāng)發(fā)現的戰(zhàn)國時期墓葬出土了石寨山型銅鼓及銅戈、銅矛、銅鉞等一批青銅器。這些青銅器形制與紋飾融合了中原文化、楚文化以及嶺南文化元素，與左江流域的花山巖畫相互印證，勾勒出左右江流域駱越族群與周邊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圖景。

從王朝治理看邊疆社會的融合圖景

《史記》載，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統(tǒng)一嶺南，設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左右江流域分屬象郡與桂林郡管轄。在統(tǒng)一嶺南的過程中，為解決秦軍面臨的五嶺阻隔、糧草轉運艱難等問題，秦始皇命監(jiān)御史史祿主持開鑿靈渠，開通了嶺南與中原的交通要道，中原的農耕技術、制度文化也隨之傳入，開啟了中原與嶺南地區(qū)大規(guī)模人口流動和經濟文化交流的歷程。

▲廣西南寧市江南區(qū)江西鎮(zhèn)三江口水域，左江與右江水在交匯處清濁交融。　新華社記者　周華攝

西漢元鼎六年（前111年），漢武帝在嶺南地區(qū)分置南海、蒼梧、郁林、合浦等九郡，左右江流域大部納入郁林郡管轄。漢朝推行移民實邊政策，大量中原官吏、士卒、民眾南遷戍守與墾殖，將鐵制農具、牛耕技術等先進生產方式傳入嶺南，推動了中原與嶺南地區(qū)的往來交融。

東漢建武十八年（42年），伏波將軍馬援奉命南征交趾，率軍經過左右江流域時，沿途修建城郭、興建水利，改善了當地農業(yè)生產條件，促進了區(qū)域經濟發(fā)展。馬援不僅把中原文化傳入嶺南地區(qū)，也把嶺南文化帶回了中原。據《后漢書》記載：“援好騎，善別名馬，于交阯得駱越銅鼓。”這是中國古代正史中較早出現的有關銅鼓的一處記載。馬援南征后，當地各族群眾為紀念他修建了伏波廟。如今，廣西仍存有數十座伏波廟，位于南寧市的橫州伏波廟是我國現存最古老、規(guī)模最大、保持最完好的伏波廟。每年農歷四月十四，橫州伏波廟都會舉辦盛大的廟會紀念馬援。

唐朝十分重視對西南地區(qū)的治理。據《新唐書》記載，左右江流域的左州、思誠州等，都由邕州都督府統(tǒng)轄，當地少數民族首領可世襲管理其轄區(qū)。為了更好地處理少數民族事務，唐朝于開元年間在嶺南地區(qū)設置了經略使，左右江流域隸屬邕管經略使的管轄范疇。這一措施進一步加強了中央王朝對西南邊疆地區(qū)的治理力度。在這一時期，中原地區(qū)的鹽、鐵、布帛等物資運往西南邊疆，西南邊疆的藥材、香料等土特產品遠銷中原，大大推動了經濟互通。與此同時，中原儒學、佛教文化廣泛傳入左右江流域，與當地原始宗教、民間信仰相互交融，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風貌。

宋朝任命左右江流域的少數民族首領為土官，管轄地方政務。除本地少數民族首領外，北宋時期，名將狄青南征之后，為鞏固邊疆，朝廷下令留兵駐守，留戍官兵籍貫集中在中原和北方地區(qū)。這些留戍廣西的官兵與當地各民族雜居相處，不斷融合。文化方面，隨著紡織業(yè)興盛，壯族先民融會貫通，創(chuàng)制出色彩絢麗、紋樣生動的壯錦技藝，編織出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錦繡畫卷。教育方面，宋朝在廣西興辦官學，推動儒學與科舉向邊疆地區(qū)延伸，進一步帶動了儒學傳播與文化交融，使左右江流域更深層次地融入國家治理與中華文明體系。

元朝建立后，于元貞元年（1295年）設立廣西兩江道宣慰司，統(tǒng)轄左右江流域的思明路、太平路、鎮(zhèn)安路及來安路軍民總管府等。為適應邊疆民族地區(qū)的治理需求，元朝在此推行土司制度，任命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為土官進行治理。

明朝在土司制度基礎上，推行“流官輔佐”制度，形成“土流并設”的共治格局。流官帶來中原地區(qū)治理理念和經驗，與土官的傳統(tǒng)治理智慧互動交融，在維護邊疆穩(wěn)定、促進民族團結等方面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百色粵東會館。海寧 攝

清朝中后期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大量流官進入左右江流域，進一步推動了文化、技術等各方面的交流融合。這一時期，左右江的水運交通在促進各民族交往、區(qū)域經濟發(fā)展和對外交流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右江水量大，四季可通航，大型貨船可直通廣州、香港。左江可通今越南高平，是歷史上中越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當地的糧食、壯錦、鐵器等經左江運至越南，越南的沉香、珍珠、象牙等則先運至左江再進入中原地區(qū)。伴隨頻繁的經貿活動，商業(yè)會館迎來了發(fā)展的鼎盛期，廣西各地建立會館200余座，其中粵東會館數量最多。始建于清康熙年間的百色粵東會館，一直是廣東商人往來百色經商歇腳住宿、匯聚議事的重要場所，久負盛名。會館的興起，深刻重塑了廣西的經濟格局，促進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鑒，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記。

從烽火歲月看守望相助的團結偉力

左右江流域不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臺，也鐫刻著中華民族共御外侮的歷史印記。明嘉靖年間，東南沿海倭寇肆虐，田州土司岑猛之妻瓦氏夫人毅然請命，率田州、歸順、南丹、東蘭等地俍兵6800余人，跋涉數千里奔赴江浙前線。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在王江涇之戰(zhàn)中，瓦氏夫人協同明軍殲滅來犯倭寇，取得明朝抗倭以來最大勝利，沿海民眾傳頌“花瓦氏，能殺倭”，稱她為“寶髻將軍”。瓦氏夫人治軍嚴明、秋毫無犯，俍兵驍勇善戰(zhàn)，令倭寇膽寒。這支以壯族將士為主的軍隊，與浙江、江蘇、湖廣等地各族將士并肩作戰(zhàn)，生死與共。瓦氏夫人抗倭事跡，生動展現了中華民族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的團結精神。

▲瓦氏夫人雕塑。 資料圖片

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廣西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先后舉行了數十次武裝起義，沉重打擊了國民黨桂系軍閥的反動統(tǒng)治，特別是鄧小平、韋拔群等老一輩革命家領導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創(chuàng)建紅七軍、紅八軍，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推動廣西革命斗爭走向高潮，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覆蓋5萬多平方公里土地。根據地在建設中始終堅守民族平等原則，認真執(zhí)行黨的民族政策，各族戰(zhàn)士同吃一鍋飯、同舉一面旗，共同抗擊國民黨反動派圍剿。1930年至1931年，為與中央紅軍會合，紅七軍將士歷時9個月、跨越5省、轉戰(zhàn)數千公里，與敵戰(zhàn)斗100余次。抵達中央蘇區(qū)時，7000多人的部隊只剩下2000人左右。“男兒立志出鄉(xiāng)關，報答國家那肯還。埋骨豈須桑梓地，人生到處有青山。”這是和韋拔群一起領導農運的紅七軍二十師副師長黃治峰改寫的一首詩。這首詩在當時在革命者中流傳頗廣，是部隊官兵英勇戰(zhàn)斗、艱苦遠征的精神寫照。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右江河畔的各族群眾合力修建抗戰(zhàn)物資運輸通道，為受災同胞提供食宿與醫(yī)療幫助，以各種方式支援抗戰(zhàn)，為前線提供了重要支持。左江流域的龍州是抗戰(zhàn)時期中越邊境的重要物資中轉站，為控制這條交通線，日軍曾三次侵占龍州。龍州各族人民組成的抗日游擊隊、鋤奸隊、學生軍以及由中國和越南軍民組成的中越邊境抗日自衛(wèi)大隊等抗日組織，展開了英勇無畏的抗擊。解放戰(zhàn)爭時期，面對國民黨在邊疆地區(qū)推行的“三征”政策，左右江流域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轟轟烈烈的反“三征”斗爭。1947年秋，在中共右江地委和中共左江工委領導下，各族群眾高舉義旗，參加萬岡、果德、平孟等起義，沉重打擊了反動勢力，有力配合和支援了人民軍隊在全國的解放戰(zhàn)爭，為廣西解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后，左右江流域各族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將紅色精神轉化為建設家園的動力，開啟了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fā)展的新篇章。

左右江奔流不息，記錄了各民族的千年交融，激蕩著守望相助的回響。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各民族正用團結奮斗的筆觸續(xù)寫這部厚重的交融史，共同繪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美畫卷。

（作者單位：百色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監(jiān)制 | 肖靜芳

統(tǒng)籌 | 安寧寧

編輯 | 牛銳　海寧

制作 | 石建杭

來源 |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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