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社科基金 | 漢語音義學研究的當代價值

清代學者謝啟昆《小學考》把傳統小學文獻劃分為文字、音韻、訓詁和音義四種類型，漢語音義學由此取得了獨立的學科地位。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漢語音義學學科建設是一個繞不開的學術環節，漢語音義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積極的時代意義。

理論建設：

構建特色鮮明的中國語言哲學體系

溯源漢語音義思想，彰顯中華語言哲學的獨特智慧。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當時的思想家就已開始對語音與語義間的關系展開了極具東方智慧的思辨。“《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這句話體現的不僅是對社會標準語的推崇，更彰顯著對當時語言音義匹配關系穩定性與規范性的社會治理自覺。孔子客觀地看待語音語義之間關系的可論證性特征，并且利用這種特征表達類似“政者，正也”（《論語·顏淵》）的治國理念。孔子敏銳地察覺到，音變構詞產生的多音多義現象，能夠被用于修飾辭藻，增強表達效果，有助于禮治的施行。“貉之為言惡也”（《說文解字》“貉”字條引孔子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孟子·滕文公上》）之類的表述就是這種思考的體現。這種把音義關系內化于社會治理實踐的創見，為漢語音義學的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哲學根基。

引入音義匹配邏輯視角，推動傳統小學的現代轉型。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通常被稱為“小學”研究的三大支柱。而在實際運作中，由于缺乏一個強有力的邏輯支點，三者通常自處一隅，彼此無法關聯成一個完整的認知系統。漢語音義學的興起，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統攝全局的觀察視角：它不只滿足于對孤立字詞的注音、釋義，而是將語音、語義的匹配關系視為一個有機關聯、動態調控的系統。它既關注異讀別義、義同換讀等深層次問題，更致力于揭示語音語義匹配的內在機制。漢語音義學研究不僅顯示了民族特征鮮明的小學研究格局，而且標志著中國傳統語言學從經驗總結向學科理論建構的轉型。這種創新性發展，正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在人文科學領域最具活力的科學實踐。

構建音義學話語體系，提升中國傳統學術的國際對話能力。探討自然語言中的音義關系，語言學界一般以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語言符號理論為邏輯前提。索緒爾的目標是構建普適性語言理論，主要語料來源卻是印歐語系語言（尤其是古希臘語、拉丁語、梵語、日耳曼語族語言等），缺乏對漢語（特別是古代漢語）音義關系特點的精深分析。漢語擁有類型眾多且被活態傳承的方言語料，積累有從商周綿延至今的海量文獻，更不乏《方言》《經典釋文》《切韻》等蘊含歷代漢語豐富音義信息的經典著作。基于巨量歷史語料的漢語音義學研究，無疑為科學地完善和豐富既有音義關系理論提供了可能，從而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學術的國際話語權。

方法創新：

推動多學科交叉的范式變革

音義學研究推動學科融合，打造新文科建設示范領域。作為由文字、音韻、訓詁、語法及文獻學等多門學科知識體系融合而成的交叉學科，漢語音義學堪稱“新文科”建設的典范。結合字形特征、歷史音變和字（詞）義訓詁，綜合運用語言學與文獻學相結合的方法還原文本細節，借助語法學手段剖析音變與詞類轉換的關系或機制，漢語音義學研究強調在語境中審視音義匹配信息。這種跨學科的深度協同，打破了傳統學科之間的壁壘，為新文科背景下的學術探索提供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成功案例。

技術賦能推動音義學研究，開創數字人文研究新路徑。利用XML技術擴展標記語言，對所涉文獻之字形、音注、釋義等百余個屬性字段進行系統性的深度標注，新時代的漢語音義學研究積極融入前沿科技，實現了專業知識向可計算結構化數據的有機轉化。目前，“中日韓漢語音義文獻數據平臺”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該平臺收錄了總字數達1.6億的語言材料，成功實現了“一形一音一義”的規整化處理，并支持大規模音義文獻的自動標注與匹配。借助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驅動的研究范式，原本碎片化的音義材料得以在結構化、系統化的框架中被重新激活：在數千年語言演進歷史中，漢語音義關系蘊含著連續性與統一性有機結合的內在邏輯。

音義學研究推動范式革新，建立歷時音義關系表達體系。通過構建涵蓋異體、俗寫、通假等關系的“變異漢字數據庫”，結合“音韻地位自動標注系統”，漢語音義學實現了不同時空維度的全域覆蓋。研究者不僅可以深入探究漢語歷史音義關系，還能夠利用系統提供的形音義綜合信息開展“方言考本字”的工作，從而實現現代方言活態語料與傳世文獻的有機對接，深刻揭示閩、粵、吳等十大方言區數百種方言的歷史淵源。這種古今貫通、表里互證的研究范式，既彰顯了中華語言文化“多元一體”的演化特征，又為文化傳承與歷史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科學依據。

實踐深化：

服務國家戰略的文化工程

音義學研究有助于激活古籍的當代價值。古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浩如煙海的古籍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語音的變遷與詞義的分化卻成為阻礙大眾正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鴻溝。漢語音義學具有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解碼器”的作用。通過引入“青典古籍數字化系統”和針對音義文獻的標記集與Schema框架，漢語音義學研究能夠有效破解“讀不準、看不懂”的難題，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真正從書齋走向大眾，轉化為全民向上向善的精神動能，從而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音義學研究有助于語言文字規范化工程建設。語言文字不僅是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軟實力的核心載體。基于“十五五”規劃關于提升國家語言文字規范化水平的要求，漢語音義學研究直接服務于教材編寫、辭書編纂及語言標準制定等基礎工程。通過深度整理古代音義文獻，以及對具有復雜音義匹配關系的字（詞）進行個案研究，我們既可以理順漢語言文字的歷史發展脈絡，還能有效糾正長期存在的音義錯配現象，從而為現代漢語的精準表達與標準化傳播以及國際中文教育的健康發展提供堅實的學術支撐。在這個意義上，漢語音義學無疑是構建國家語言文字高質量服務體系的重要基石。

音義學研究有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易·乾》）從歷史發展的長河來看，中國歷代學者對“雅言”和“通語”的追求，究其實質，是對國家統一與民族融合的文化自覺。通過梳理語音語義匹配關系在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的發展軌跡，漢語音義學研究可以清晰地呈現中華文化“同源共流、多元一體”的宏大格局。研究證明，盡管古今語異、方言參差，漢語核心音義系統的連續性卻始終維系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這既從學理上論證了中華民族語言文化的內在統一性，更在情感上喚起了海內外中華兒女對母語文化的高度認同。在國際形勢風云變幻的今天，這種文化的向心力，對于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團結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劉勰《文心雕龍·時序》）通過聚焦漢字（詞）錯綜的“形—音—義”關系，漢語音義學為揭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統一性和創新性提供了多維的觀察視角，成為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無可替代的重要基石。真正的文化自信，根植于對本民族語言邏輯的科學理解和深度把握。漢語音義學研究的當代價值，不僅在于對典籍文獻的深耕易耨，更在于通過對語言“底層邏輯”的重構，為中國式現代化培根鑄魂。站在“十五五”規劃開局的歷史新起點，我們更加深刻地體認到：語言文字的邏輯深處，蘊含著民族精神的思想內核。在闡發中華文明精髓的過程中，通過漢語音義學研究的當代重塑，我們必將建立起既具有中國氣派又能回應世界關切的語言文化高地，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磅礴的學術力量。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日、韓漢語音義文獻集成與漢語音義學研究”首席專家、華中科技大學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郭飛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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