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義新 呂 凱 彭 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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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初評結果揭曉,山東青島瑯琊臺遺址入圍終評。圖為山頂建筑基址以及窯址出土的建筑構件。 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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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起,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組成聯合考古隊,對瑯琊臺遺址開展主動性考古發掘。圖為考古隊員在現場開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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瑯琊臺見證了先民對海洋的探索。如今,站在瑯琊臺上,可以眺望龍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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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建筑基址發現的石砌地漏。
日前,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初評結果揭曉,山東青島瑯琊臺遺址入圍終評。此前,該遺址已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25年中國考古新成果”。
從地理位置上看,瑯琊臺遺址位于黃海之濱,三面臨海、一徑連陸,形成“擁山抱海”之勢。《史記?秦始皇本紀》對其有明確記載。該遺址于2013年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9年起,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組成聯合考古隊,對該遺址開展主動性考古發掘,至今已持續6年多。
瑯琊臺遺址及周邊考古發現,實證了文獻中秦始皇東巡和修筑瑯琊臺的記載,串聯起秦始皇東巡海疆、筑臺立石及移民設郡等重要歷史事件,反映了秦漢時期的海疆觀念,既是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見證,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進程的鮮活案例。
考古實證秦始皇筑瑯琊臺的文獻記載
技師張敬偉是瑯琊臺遺址考古隊的隊員之一。2019年考古隊對瑯琊臺臺頂西側發掘時,在探溝里發現一塊較為別致的石塊。工人們覺得就是一塊普通的石頭,準備搬走。張敬偉仔細清理辨認后發現,石塊呈斜三角對接向中心下凹狀,不像隨意扔掉的石塊,倒似人為安裝的一個石組件。他建議,在沒有確認其價值前,不隨意搬動。隨后,考古人員進行了追蹤式擴方發掘。果不其然,這使一處深埋地下的石砌地漏重見天日。與地漏相對應的是排水設施,可喜的是在石砌地漏南北均出土了排水管道,證實了山頂建筑存在完備的排水系統。
2019年以來的考古發掘工作中,張敬偉的感受,考古隊不少成員也有。梳理這幾年的發掘過程,考古隊可謂收獲滿滿。
考古發掘確認了由山頂高臺建筑和山下院落構成的“秦修漢葺”的高等級建筑群。山頂建筑基址平面呈“T”字形,分為多個層級。最上層推測為高臺建筑核心殿堂基址,東、西兩側不同層級臺面上發現房間、廊道、踏步、院落門址、石鋪道路及排水、集蓄水設施等。房間由臺基壁面和夯土墻圍合而成,發現門道、柱礎,室內殘存有壁磚。臺基西南部發現空心磚組成的登臺踏步,多塊磚面飾有龍紋。
說起龍紋踏步磚的發現,張敬偉還記憶猶新——2024年度發掘尾聲,在清理原發現的臺階過程中,突然發現一塊空心踏步磚與其他磚不同,起初以為和之前的素面踏步磚一樣,清理后發現磚的表面出現刻畫的紋飾,經仔細辨認竟是龍紋。
院落則位于山下正南偏東,出土遺物多為建筑構件,也發現較多罐、甕等生活陶器。院落與山頂有道路連通,結合夯土結構及出土遺物形制,推斷與山頂建筑同期營建、使用。
值得關注的是,山上、山下建筑均有維修、改建跡象。出土建筑類遺物可分為兩期:第一期為秦代,以繩紋瓦、云紋瓦當和素面磚為代表;第二期為西漢時期,主要為瓦棱紋瓦、“千秋萬歲”文字瓦當和菱形、三角形紋磚等。秦代遺物中見夔紋大半圓瓦當和龍紋空心磚等高等級建筑構件,可證實文獻中秦始皇二十八年筑“瑯邪臺”的記載。
新發現串聯瑯琊歷史淵源
此次考古的重大突破還包括在山下建筑基址西約350米處發現了時代明確的秦代窯址,這也是首次在山東地區發現時代明確的秦代窯址。發掘區內發現10座半倒焰窯,均由操作間、火膛、窯床、煙道構成,操作間均面向沖溝。沖溝內發現一道東西向條形夯土遺跡,其北側見多層淤土,性質應為服務于窯址生產的蓄水堤壩。
從出土遺物看,窯址出土大量建筑構件,包括板瓦、筒瓦、瓦當、磚及管道等,形制與山頂建筑第一期遺物一致,可確定這批陶窯是秦代磚瓦窯。所出夔紋大半圓瓦當當面圖案與陜西秦始皇陵、櫟陽城等遺址出土同類器一致,是秦代最高等級建筑的標準器,其中最大一件復原直徑約80厘米。窯址區的發現不僅為遺址斷代和分期提供了準確依據,還充分展現了中央集權下資源調配方式與標準化生產制度。
除秦漢時期的核心遺存外,考古隊員還在瑯琊臺遺址發現了多處早期遺存,為探索其歷史內涵及景觀變遷提供了重要線索。
在山頂建筑正東約1200米的海邊,考古隊員發現一處依山體夯筑的大型橢圓形臺基。該臺基的夯土結構與山頂、山下的建筑差異顯著,呈現出較早的時代特征,經考證為官方營造、規劃嚴密的大型工程,推測其功能與禮制活動有關。而且,在遺址東南部的瀕海臺地上,發現一處由長廊和院落構成的建筑群。長廊基址為東西向,復原為兩面坡瓦頂,其東端發現長方形院落墻基。建筑群出土遺物年代為戰國時期,具有齊文化特征,應當與田齊經略瑯琊有關,這一發現為理解秦代在此大規模營建的歷史基礎提供了重要線索。
擴及瑯琊臺遺址周邊,2025年春,為配合工程建設,考古隊對瑯琊鎮營前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在1號井的發掘過程中,發現一件泥質灰陶罐。考古隊員發現,該陶罐外壁近底處印有“瑯縣”銘文。隨后,考古隊員在2號井底又發現一件“瑯縣”銘泥質灰陶片。經比對,其銘文位置、字形與1號井出土陶罐的銘文基本一致。“瑯縣”銘文陶罐的出土,結合調查中發現的線索,考古隊員推斷今天的瑯琊鎮是秦“瑯邪郡”郡治所在地。
折射出秦漢時期走向海洋的積極探索
秦漢時期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初步發展時期。今山東地區是秦漢皇帝東巡的重要區域,周代齊國境內有八神主祭祀,文獻記載秦始皇、漢武帝等曾出巡八主祠所在的芝罘、成山、瑯琊等地,祭祀神祇并大興營建。
秦統一六國后,秦始皇曾先后三次東巡至瑯琊,并在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南登瑯琊,流連忘返,逗留了三個月之久,還遷徙大量人口建造瑯琊臺。《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南登瑯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瑯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瑯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在所有東巡的駐蹕地中,瑯琊無疑是秦始皇停留時間最長、營建規模最大的一處。
自古以來,瑯琊臺就體現出鮮明的海洋特征。考古發掘成果顯示,瑯琊臺遺址內的重要建筑均以海洋為主要朝向。
考古隊員發現,山頂高臺建筑的東側相較于其他三面面積更大、層級更多,還在建筑東部發現了一條長約15米、寬約2米的石鋪路面,推測其為面朝東方的殿堂建筑前的場地,是觀海遠望的絕佳地點。山南院落則選址于背山面海的高亢階地上,主要建筑面朝南方,可盡覽南方海域。瑯琊臺建筑群作為國家工程,正是秦漢時期向海開放、積極進取的時代特征的生動體現。
秦始皇以修瑯琊臺為名,“徙黔首三萬戶瑯邪臺下”,推測移民人數不少。從建筑基址的巨大體量以及專業化的磚瓦窯址來看,其對勞動力的數量和技術水平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勢必需要大量外來人口的支撐。有組織的移民不僅為大型工程提供了必要條件,也為沿海地區開發以及向海洋進發提供了人力基礎,反映了秦朝海疆治理的系統性。
瑯琊是重要港口,常被作為入海航行的出發點。秦始皇曾在此派遣齊人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遙遠的故事雖籠罩神秘色彩,其深處卻躍動著先民走向海洋的積極探索。
回望歷史,無論是燕齊方士對海中神仙世界的描繪,還是秦皇漢武入海求仙的舉動,抑或民間自發的出海航行,都折射出這一時期積極深入海洋探索的文化心理。
在民間信仰中,瑯琊臺還是祈福避災的地方,至今仍流傳著一些相關的民間習俗。如今,當地也會在臺前海邊舉行大型祭海活動。
瑯琊臺野外考古工作已經階段性收尾,其考古發現不僅串聯起重要歷史事件,還反映了秦漢時期的海疆觀念和治理策略。
今天,站在瑯琊臺山頂俯瞰,臺下的瑯琊港一片忙碌。繼古承今,瑯琊港已是當地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每到漁獲季節,碼頭上熙熙攘攘,一派繁忙景象,正是中華文明延綿不斷的生動寫照。
(作者單位為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
(本文配圖除署名外均由瑯琊臺遺址考古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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