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導彈炸毀美軍基地！特朗普連夜想撤，盟友卻全都不干了

憑借極端的言辭和如同“瘋王”般的威脅，唐納德·特朗普讓每一次危機都仿佛成了帝國末日，成為了美國世界霸權的臨界點。

伊朗戰爭便是最新的一例。在這場由他本人的軍事賭博所引發的危機中，他正手忙腳亂地試圖破局，而帝國覆滅的陰影卻始終籠罩其上。

外界認為，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或許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的英國，正在發覺自身的無能為力，并意識到帝國的夕陽已經西下。

又或者，特朗普本人就像呂底亞國王克羅伊斯，在神諭的慫恿下入侵波斯，卻為時已晚地發現，預言中將因這場入侵而毀滅的帝國，竟是他自己的國家。

但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戰爭或許并非最終的決裂。它更像是一種回歸，以一種混亂的“特朗普式”風格，重新回到了美國外交政策的熟悉模式之中。

畢竟，美國試圖將自身意志強加于中東或更廣泛的伊斯蘭世界卻最終失敗，這難道真的是什么新鮮事嗎？美國尋求某種“大交易”的努力，最終讓位于遜尼派與什葉派、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沖突，這難道令人意外嗎？即使戰略前景日益黯淡，美軍在戰術上依然取得成功，這種局面難道前所未見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是21世紀為人熟知的劇本，是一部漫長的美國失敗史，其開端可以追溯到2000年埃胡德·巴拉克與亞西爾·阿拉法特之間戴維營談判的破裂。

這一連串的失敗包括：多位美國總統試圖重啟巴以和平進程的注定徒勞之舉；喬治·沃克·布什入侵伊拉克所引發的災難以及“伊斯蘭國”的崛起；巴拉克·奧巴馬在“阿拉伯之春”期間推翻利比亞的輕率決定；以及美國對伊政策的持續受挫——無論是鷹派的強硬還是鴿派的妥協，都未能馴服或推翻德黑蘭的神職政權。

如果將視野擴大到中亞地區，這份失敗清單還應加上美國在阿富汗長達20年的戰爭。

在這片廢墟之中，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顯得頗為特別。在這一時期，相對克制的野心反而取得了一些成效：擊敗了“伊斯蘭國”，對伊朗實施了嚴厲打擊卻未讓局勢升級為戰爭，以及促成了目標不高但基礎扎實的《亞伯拉罕協議》。

然而，他此次在伊朗的冒險，卻是向其前任總統們宏大野心的一種回歸。過去，這些野心未能重塑該地區，但特朗普似乎寄希望于這次會有所不同。

外界認為，他或許覺得前任們缺乏必要的冷酷手段，而美國與以色列軍事力量的結合，能夠自上而下地實現迅速轉型。

遺憾的是，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一次看起來并沒有任何不同。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次的失敗是否真的會比以往的挫折更具破壞性？它是否會比美國在伊拉克、利比亞或阿富汗的軍事干預更糟，甚至嚴重到足以讓人談論“蘇伊士運河時刻”或帝國崩潰？

做出上述悲觀判斷并非毫無根據。分析人士指出，伊拉克戰爭的災難之所以能夠挽回，是因為當時的美國并未面臨嚴重的大國挑戰；而如今一旦徹底潰敗，可能會將未來拱手讓給俄羅斯。

也有觀點認為，特朗普的“狂人”做派正在摧毀美國的信譽，其破壞力遠遠超過了布什單邊主義或喬·拜登老態龍鐘式隨波逐流所付出的代價。

此外，這場危機尚未結束，而特朗普那種特有的“帝國頹廢”做派，還有數年時間讓局勢進一步惡化。

與此同時，也有必要加入一些重要的限定條件。在這場戰爭中，美軍已經成功摧毀了伊朗的大部分軍事力量，這顯然不同于法國在奠邊府的潰敗，也絕非拿破侖從莫斯科撤退那樣的災難。

這也并非真正的“蘇伊士運河危機”重演。在那次危機中，作為新興超級大國的美國動用了霸權，暴露了英國的無能。而如今，并沒有任何繼任的超級大國在阻止特朗普升級局勢。

相反，制約美國發動戰爭的最大因素僅僅是其國內的公眾輿論。可以理解的是，民眾不愿為了可疑的回報去承受人員傷亡或油價飆升的代價。

另一方面，歐洲和阿拉伯的各個盟友或許會進一步脫離美國的影響，但他們不太可能轉而依附一個軍隊剛剛遭到重創的伊朗，也不太可能倒向深陷烏克蘭無盡泥潭的俄羅斯。

此外，盡管伊朗對全球市場構成了潛在威脅，但與十年前相比，更不用說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如今的美國經濟在抵御能源中斷方面擁有了更強的緩沖能力。

顯然，外界認為一場不成功的戰爭契機，給伊朗留下經濟武器和核武化的途徑，并分散美國領導人的精力，使其無暇顧及人工智能領域的巨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