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不住蘇軾都得完，小角色策劃烏臺詩案，朝中大臣聯手撈人善后

公元1079年，北宋新黨、舊黨之間的斗爭已趨于白熱化。王安石罷相在家，新法仍在推行。

蘇軾毫無疑問是反對變法的，不過地方任職的他遠離朝堂，似乎不會被卷入漩渦中心。

可就在這年烏臺詩案突然爆發(fā)！牽扯眾多大人物不說蘇軾自己也差點丟了性命。

更詭異的是無論變法或守舊，平日里積怨甚深的大臣們居然默契配合，聯手救人。

一、烏臺詩案

宋朝文化氛圍素來以寬松聞名，因文獲罪不能說沒有，但基本都是偶發(fā)個例。

蘇軾所處年代之前宋朝僅有一次文字獄記錄，而且還是很難喊冤的那種。

簡單來說就是宋仁宗年間有個叫王益柔的官員，飯局上喝醉后作《傲歌》曰：

“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圣驅為奴。”

輕慢皇帝還侮辱圣人，古代抄家滅族都是有可能的，但王益柔最后只是貶謫了事甚至沒被罷官。

如此自由的氣氛下文人墨客對朝政發(fā)牢騷實屬正常，1079年3月蘇軾調任湖州。

按慣例他作《湖州謝上表》上疏皇帝，其實也就是例行公事，寫上幾句皇恩浩蕩誠惶誠恐之類的話。

出問題的是文章的最后幾句：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

在當時大環(huán)境下，“生事”“新進”兩個詞是具有特殊含義的。

王安石主持變法時曾和司馬光進行激烈辯論，司馬光攻擊新法都是瞎折騰，即所謂的“生事”。

宰相發(fā)話了，舊黨上下紛紛引用。很長時間內“生事”專門代指亂政害民。

相比之下“新進”這個詞還是蘇軾發(fā)明的，他在上疏中提到王安石提拔了很多品德敗壞卻支持變法的新進官員。

蘇軾雖沒有位極人臣但架不住名聲大，明星效應下“新進”很快變成了攻擊他人道德的專用詞匯。

根據《烏臺詩案實錄》記載，這份上表送到御史臺后很快被人小題大做。

具體操作的是幾個后世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監(jiān)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率先發(fā)難，據此上奏皇帝。

當然僅僅憑著幾句話給大臣定罪在宋朝是不可能的。

于是監(jiān)察御史里行舒亶又找了當時公開刊印的《元豐續(xù)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接下來幾乎一抓一個準。

蘇軾反對變法的態(tài)度是公開的，詩詞歌賦中多有作品表達此類意向。

關鍵此時王安石已經在舊黨的壓力下罷官還鄉(xiāng)，宋神宗正在親自推動變法。

這個時間節(jié)點上你反對變法就是反對皇帝，反對皇帝也就算了你還作詞賦詩嬉笑怒罵，簡直大逆不道！

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正是抓住此要害在宋神宗面前給蘇軾定性為：

“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jié)。”

換言之，我們不是因為你提反對意見才針對你，你的問題是欺君！

宋神宗深感問題嚴重，馬上下旨召蘇軾進京說明情況。

任何事和皇帝沾上邊都會很麻煩，這也是后來營救蘇軾如此艱難的重要原因。

罪名就這么羅織出來了，但明眼人都知道這是新黨對舊黨發(fā)起的反擊。

這里還有個問題，蘇軾名氣不小官位卻不算太高，拿他開刀這步棋影響惡劣好像又沒什么大用。

為什么這么做？要想理解其中的邏輯，我們必須先對神宗年間新、舊黨爭的態(tài)勢進行簡單回顧。

首先，宋神宗是始終堅定支持變法的。

這種支持是擺在明面上的，朝堂上的爭論拉偏架不說，還頂著巨大壓力先后罷退司馬光、呂公著等重量級官員。

其次，守舊派的勢力遠遠超過變法派。

即便有著皇帝的支持，新黨仍然不能完全掌控朝局，王安石先后兩次罷相就是最好的例證。

所以朝堂上的格局可以簡單理解為宋神宗聯合新黨對抗舊黨，雙方勢均力敵。

二、共識

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這對新黨來說無疑是沉重打擊。

舊黨也沒取得勝利，皇帝親自上陣主持變法，暫時維系了朝堂原有的格局。

激烈黨爭下新黨無時無刻都在尋找機會發(fā)起反擊。

蘇軾官雖不大卻以文采和諸多舊黨大臣交往甚密，這是個很好的突破點。

從烏臺詩案后來的發(fā)展你很容易發(fā)現端倪。

蘇軾進了大牢后馬上就全招了，因為很多詞句確實沒法抵賴，然后案件自然而然就牽扯到了很多人。

到了當年9月，與蘇軾牽扯不清的大臣名單已經到了39人。

比較有名的例如司馬光、蘇轍、曾鞏、黃庭堅、王詵等等，如果全部處理甚至可能動搖宋朝的統治基礎。

問題的關鍵在于策劃烏臺詩案的到底是何正臣、舒亶等幾個小人物，還是他們背后的皇帝？

從現存史料推測，宋神宗初期應該是不知情的，而且他也沒理由砸自己的天下。

據《烏臺詩案實錄》記載，蘇軾招供后神宗甚至懷疑御史臺是否屈打成招。

御史臺顯然想故意激怒皇帝，回答道：

“蘇軾名高當時，不敢用刑。”

欺君這么嚴重的罪名不用刑你就招了，是不是背后還有隱情想避重就輕？

宋神宗勃然大怒要求嚴查，但之后又沒有直接過問導致短時間內牽扯進大批重臣。

從案件的演變來看如果真是皇帝主謀，很容易就能將打擊人選控制在合理范圍。

因此我認為不管從哪個角度，烏臺詩案都可以定義為由御史臺幾個小人物策劃，試圖利用神宗對舊黨進行的大清算。

如果守舊派領袖人物全被干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人人自危下營救蘇軾是不惜代價的！

先不說各地官員聯名上書，甚至連早已退休的前朝大臣，如范鎮(zhèn)、張方平等都紛紛出動。

到了10月，蘇軾任職過的杭州、密州、徐州民眾也被發(fā)動起來為其焚香祈福。

舊黨的激烈反應并不奇怪，詭異的是新黨諸多大人物也開始為他四處活動。

這也是我判斷宋神宗并非案件主謀的重要原因，御史臺想清算舊黨，卻打破了朝堂中不可言喻的共識！

歷朝歷代都有黨爭，不管是唐朝還是明朝可謂你死我活，與之相比宋朝真稱得上君子之爭了。

雙方不管意見分歧多大，失敗方的下場無非貶謫，罷官都已經算很嚴重了。

難道說宋朝的讀書人就特別高尚嗎？顯然不是。《宋論》曾提到趙匡胤祖訓：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這套規(guī)則最重要的作用是托底，避免零和博弈。也就是說不管朝堂斗爭多激烈你也無法置人于死地。

既然不能斬草除根，那下起手來當然要再三考慮，你怎么保證對方不會東山再起？

做事留一線，以后好相見。《龍川別志》中提到過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宋仁宗時期有個叫晁仲約的地方官為了不讓盜賊入境，居然拿酒菜去犒勞他們。

事情傳到朝廷大臣富弼堅決主張將其處死，范仲淹急了，勸道：

“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

道理是相同的，舊黨遍布天下你今天大開殺戒，以后他們得勢怎么辦？

御史臺幾個小人物想在朝堂上掀桌子，新黨第一個不同意。

這不是把大家往死路上推嗎？保不住蘇軾眾怒之下誰能獨善其身？早晚都要完。

《烏臺詩案實錄》記載王安石的兒女親家宰相吳充首先出面勸諫：

“陛下以堯舜為法，不能容納一蘇軾何也？”

臥病在床的太皇太后曹氏也站了出來道：

“昔仁宗策賢歸，喜甚，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

甚至連賦閑在家的王安石也親自下場為蘇軾奔走，上疏曰：

“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

看出其中的深意了嗎？沒有人和皇帝糾結蘇軾到底有沒有欺君，他們都只強調一件事，本朝不殺士大夫。

當時為蘇軾奔走的還有后來的新黨鐵血宰相章惇，他也因此受益，多年后卷入皇位爭奪失敗也不過罷官了事。

三、詩家之幸

天下群情洶洶，御史臺還不放棄。《石林詩話》記載他們摘抄詩句：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

并據此向皇帝報告說蘇軾想謀反，理由是文章中提到了蟄龍，顯然有不臣之心。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宋神宗已經徹底反應了過來，他冷冷道：

“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這是烏臺詩案的轉折點，很快蘇軾被放了出來，貶官至黃州結案。

宋朝黨爭，貶官是可以接受的，事情鬧得這么嚴重大臣當然也要給皇帝臺階下。

于是蘇軾去了黃州當官，這是他個人的不幸，卻是詩家的大幸。

黃州條件粗陋，逆境中他寄意于佛道，更多的開始接觸民間百態(tài)，青山秀水。

東坡居士由此而始，《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也因此誕生。

或者蘇軾本來就不屬于官場，黃州詞《定風波》也許更能表達這種態(tài)度。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