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末代皇妃收到溥儀的一封來信：我馬上要結婚了，她該如何回復

1962年10月的一個清晨，長春市圖書館的門口還落著薄霜，一封從北京寄來的平信卻被悄悄遞到館員李玉琴手里。信封上的字跡娟秀而熟悉，那是她再清楚不過的“愛新覺羅·溥儀”四個端正小字。拆信之后，她看到開頭一句——“我即將與李淑賢完婚”——眼神里先是一閃而過的恍惚，隨即恢復了淡然。十六歲的初見，十九歲的別離，到如今三十四歲的重讀，時間在她心里留下了清晰而又遙遠的刻痕。

那張遙遠的照片是所有故事的源頭。1943年春，她還是南嶺女子優級學校的學生，十四歲，被老師拉去照相館拍攝“優秀學生留影”。誰也沒想到，沖洗出來的那張笑得有些怯生生的黑白相片，一路輾轉到新京的偽皇宮，被軟禁中的溥儀選中。日本關東軍想給傀儡皇帝安一個“安全的耳朵”，溥儀卻堅持要找中國姑娘，于是他挑了這個看上去“年歲幼小、容易管束”的女孩。

幾個月后，李玉琴被吉岡安直帶進了宮內府。她被草草剪了頭發，換上繡著五爪龍的小襖，封號“福貴人”。規矩很快壓下來：不得給娘家捎口信，不得私存錢物，不得說“不”。一套儀軌幾十個動作，跪拜的角度都要練到滴水不漏。所謂夫妻生活，其實隔著長廊和守衛，一月見三兩面，更多時候，是一份帶著淡淡書卷氣的“陛下口諭”——送來幾本書、一袋糖果，或一句囑咐：“把字練好，別鬧。”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溥儀倉皇逃往沈陽，被蘇軍拘押；李玉琴和宮眷被遺在大栗子溝煤礦。短暫的迷茫里，她被八路軍接到通化。那半年，她第一次排隊打飯、聽戰士唱《保衛黃河》，一次次被問起“貴人，你怕冷不？”這支軍隊沒有鞭笞，沒有朝靴，有的只是粗瓷碗里的玉米面粥。李玉琴終于發現，尊號遠不如自由的空氣來得珍貴。

抗戰結束后，她回到長春，靠學習裁縫手藝勉強糊口。1950年，她輾轉到北京，開始在婦聯、派出所做臨時抄寫員。那時的她二十二歲，囊中羞澀，卻已暗暗決定要和過去訣別。然而，法律上，她依舊是“福貴人”。1955年7月，她給遠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溥儀寫下第一封信，稱呼里還用了一聲“親愛的溥儀”，字里行間更多是探問與慰藉。“祝你勇猛進步”這六個字，其實是對雙方都說。

書信往返一年有余，塵封的關系被重新提起。可現實早已把他們帶到不同的十字路口。李玉琴要的是一份可以堂堂正正工作的身份，而不是皇室遺孀的影子；溥儀需要的是徹底告別帝王夢的勇氣。于是1957年2月，她敲開了撫順市河北區人民法院的門，留下那句讓院長李國章愣住的話：“我要和溥儀離婚。”一句話，十二年悲歡。

案卷流轉期間，戰犯管理所擔心此舉影響溥儀改造，一度勸和。但李玉琴態度決絕。溥儀接到法院轉來的訴狀時，只說了一句：“她該過自己的日子。”隨后親筆寫下答辯書，明確同意解除婚姻。1957年5月20日，法院宣判：兩人婚姻關系自即日起解除，不涉及財產與撫養。判決書送達那天，李玉琴在圖書館院子里站了許久，風吹動書頁，她低聲說：“這回，真的結束了。”

自由得來并不輕松。她改回本名，調入長春市圖書館，專職管理民國檔案，白天整理舊報，夜晚跟著同事學俄語。1958年，她認識了在省廣播電臺工作的黃先生。對方幽默憨厚，最常說的一句話是：“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一年后，兩人在五月的丁香花下完成了一場樸素的婚禮，后來育有一子。有人暗地議論她的身份，她只是淡淡一句：“法律說可以就行。”

時間回到1962年的那封信。拿著紙筆，她想起溥儀當年的孤絕，也想起自己多年尋常日子里那份久違的平靜。她在回信里寫道：“愿你和李淑賢相敬如賓，也愿你們拿出改造的勁頭去過好每一天。”寥寥數語，沒有絮叨，沒有嘆息。寄出后，信如青煙，隨風散去。

此后，兩人偶爾在政協會議的大廳里相逢，只是握手、寒暄，像多年前鐵路旁擦肩的旅客。1967年，溥儀病逝于北京協和醫院；十五年后，2001年，李玉琴因病離世。人們常以“末代皇妃”稱她，她卻更愿被喚作“李館員”。有人問她是否后悔，她答：“如果沒有那場大時代的變局，哪來今天的呼吸？”

檔案里保存著她當年的離婚訴狀，棉紙已微黃，卻依舊能看清結尾那行端正小楷——“此愿不悔，望準”。這短短八字，或許就是她對那封“我要再婚”的來信，最早也是最后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