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加拉加斯那天,接機的當地朋友遞過來一杯冰鎮甘蔗汁,車窗外是層層疊疊的山坡棚戶區,色彩濃烈得像打翻了顏料盤。他指著遠處一棟爛尾高樓說,那是"大衛塔",本來要建成拉美最高的金融中心,后來開發商跑了,窮人住了進去,四十五層的摩天樓變成了全世界最高的貧民窟。我當時心想,這個國家的一切,好像都帶著一股"本該如此卻偏偏不是"的擰巴勁兒。
我想先說一個大部分中國人根本不知道的事實:委內瑞拉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整個拉丁美洲最有錢的國家,沒有之一。1950年,它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排全球第四,僅次于美國、瑞士和新西蘭,比當時的法國和西德都高。加拉加斯的中產階級周末飛邁阿密購物,歐洲人反過來移民委內瑞拉討生活——二戰后大批意大利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涌入這個南美國家,因為那邊的工作機會和薪資水平碾壓戰后的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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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野史,這是有據可查的經濟數據。委內瑞拉曾經被叫做"南美的沙特",加拉加斯曾經被拿來跟邁阿密相提并論。你今天看到的一切衰敗,都是從一個極高的起點墜落下來的,而不是從泥里生長出來的。理解這一點,才能真正讀懂這個國家。
然后我想說一個跟政治經濟完全無關的東西——音樂。委內瑞拉有一個叫"El Sistema"的青少年音樂教育體系,1975年由何塞·安東尼奧·阿布萊烏創立,初衷是用古典音樂把貧民窟的孩子從毒品和暴力中拉出來。這個項目后來培養出了全球古典樂壇最炙手可熱的指揮家之一——古斯塔沃·杜達梅爾,他三十出頭就執棒洛杉磯愛樂樂團,現在是紐約愛樂的音樂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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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可可。很多人不知道,委內瑞拉是全球公認的頂級可可原產地。它出產的克里奧洛品種可可豆,在精品巧克力界的地位相當于葡萄酒里的勃艮第黑皮諾——產量極低,風味極其復雜,帶有花香、果香和堅果的層次感。歐洲頂級巧克力品牌至今還在高價采購委內瑞拉的單一產區可可豆。委內瑞拉的朗姆酒品牌"外交官"和"圣特雷莎"在國際烈酒評比中長期拿獎,品質跟加勒比海頂流品牌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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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所謂的"崩潰國家",同時出產世界級的指揮家、世界級的可可和世界級的朗姆酒。你說這個國家是真的沒有東西,還是它的東西被鋪天蓋地的壞消息淹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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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驕傲感,不能不提棒球。委內瑞拉是美國職棒大聯盟最大的海外球員輸出國之一,歷史上貢獻了超過四百名大聯盟球員,包括名人堂級別的巨星。國內聯賽每年冬季開打,球場里座無虛席,啤酒和阿雷帕的叫賣聲穿透看臺。我在馬拉開波看了一場當地球隊的比賽,氛圍堪比英超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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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頭巷尾,棒球就是委內瑞拉的宗教,父親帶兒子打球,是比任何社會福利更牢固的情感紐帶,那些后來簽約大聯盟拿到百萬美元合同的球員,幾乎都是從貧民區的泥巴地上被球探挖出來的。這個國家從來不缺天賦,缺的是讓天賦正常生長的土壤。
接下來不得不聊石油這個繞不開的話題,但我想換一個角度——經濟學上有個概念叫"荷蘭病",說的是一個國家因為某種自然資源暴富以后,本幣升值,制造業和農業反而被擠垮,整個經濟結構變得畸形脆弱。委內瑞拉是教科書級別的"荷蘭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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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零三十億桶已探明儲量,世界第一。但這些儲量里絕大部分是奧里諾科帶的超重質原油,開采成本高、技術門檻高、煉化復雜,不是沙特那種一鉆頭下去就噴金子的輕質油。查韋斯執政時期大規模國有化,把外國石油公司趕走或逼成小股東,國家石油公司PDVSA從一家技術能力全球前列的企業,退化成了一個政治安插崗位的平臺。
日產量從巔峰期的近三百五十萬桶,一路滑到2020年最低谷時的不到四十萬桶。這個跌幅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一個比沙特儲量還大的石油國,產量跌到了跟南蘇丹一個量級。更諷刺的是,委內瑞拉一度需要從伊朗進口汽油來維持國內供應——自己坐在油海上,車卻加不起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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